三曹时代有特色的文学选官制度

文学史上有所谓“三曹”“三苏”等文豪家族盛名显赫。今天来说说三曹时代若写得妙笔生花锦绣文章就可获取官职及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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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曾经写了一部专著《士操》，这本书遗憾没有传承下来，我们只能借助其他文章了解他的论述。核心的观点在于说人的性格特点会显露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包括他的才干，所以也不难理解他会八十个创作看作聘任官员的一种标准。曹丕在文学史上另一个地位是作为文学批评大师存在的，他评论诗歌的标准和评论人物性格和清谈质量的标准一样。

对于语言的把控，即赋诗和清谈的能力，成为判断才能的标准，相应地也就成为获得官职的关键所在。这些禀赋无所不包：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说混元造化，品物区别，圣贤名臣烈士优劣，颂古今文章赋诔。

再来说说曹操的思路和想法。首先他认为才能和性情是隐形的，只有拥有超凡洞察力的人才能发现。自东汉末开始，一个人正确评判他人的这种能力就得到认可和赞许。这种天赋同样加强了精英的自我任用，使精英队伍一代一代自我更新。朝廷任命的中正，在辩才荐才处于中坚地位，有志之士假若在月旦评中受褒奖即是飞黄腾达的开始。所以，你不仅要有漂亮的羽毛也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尽管每个人性格是内在的隐形的，也必须通过一些外在方式表现出来，比如面向和声音。才华和性格都是内在的固有品质，因此会遗传。通过教育我们可以“加强”一些天赋与特质，但是，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当变动发生时刻，隐形的个性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来。这是在强调在事件的发生之际就要探究各种变化的观念，也是《易经》和一些兵书所揭示的原理。

魏武帝曹操认为官职的升迁只由才能大小做决定，不看有多忠孝，也不看有多刚正不阿。做官和升迁的基础在于候选人的天赋能力和口碑。中正遴选地方送来的文章档案和举荐信，并同候选人面谈，接下来就会按照九品中正制授予乡品。

文学修养对应官职的制度在曹丕儿子魏明帝曹睿时代遗留下来的诏令中更加具体和确认。曹睿在其人才征招法令中，要求如是者必须拥有“学问、文学修养、纯粹、教养、文雅和宁静”等品质。这一连串的要求明显超出了对于学术及道德方面的要求，更加超出了曹操唯才是举的要求。这时，对于语言的把控，例如赋诗和清谈的能力已经成为判断才能的标准，相应地成为了选官征才的关键核心。那些仅仅有军事或者行政能力，没有贵族子弟自幼向学且继承的文化修养的“圈外人”，发现他们的晋升难如蜀道。

顺带说说“清谈”和“清议”。清谈一词始于东汉晚期，源于精英们结党对抗宦官通知时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自觉的政治团体。这个群体在政治上的言论称之为“清议”，其实就是通过对话从而评判品性。以至于从那时起，对谈、品性评价和出仕三者即融合一起的。这反应了中国精英对于言谈的重视，自始而终。并且清谈在精英的言论与官场中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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