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史记》在历史和文学中的地位

在春秋战国之时，我国的史学著作已经是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但真正在史学界具有开山鼻祖的地位，使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人则是西汉的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位居我国传统的二十四史之首。《史记》对后世史学制和文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作为纪传体，它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限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从此以后，从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最重要的纪传 ，都绝无例外地沿袭《史记》体例，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作者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活在公元前145年至公元前90年之间，与汉武帝统治时期大致相当。

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少年时读古书，曾经追随当时儒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向孔安国请教过尚书。

青年时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后回到长安初任郎中，奉使西南。

中年时，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借机得以了解了那里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司马迁家族曾经世代做过周朝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又做了西汉王朝的太史令。汉武帝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社会繁荣富庶。这激发了司马谈撰写通史的意愿，但尚未动手，人却已死。他临死前叮嘱司马迁一定要完成这一事业。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父亲做了太史令，得以博览史官所藏图书，丰富了学识。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动手编写史记。

可以说司马迁编著《史记》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其父亲司马谈，另一人就是当时的帝王汉武帝刘彻。

《史记》创作的始末

少年受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幼年时期，曾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壮年游历

司马迁大约22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

司马迁的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全国的漫游。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

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并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了解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就不能够建功立业了。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说，在孟子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

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说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获罪和《史记》

公元前99年，西汉名将李广之孙李陵出击匈奴，不料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陛下。” 

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有意贬低李广利，便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叛徒强辩，是不是存心反对朝廷？”便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处理。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欲处司马迁死刑。但是汉朝的死刑要免死的话可以接受两条路，要不交50万钱，要不接受宫刑，宫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及此事中说道：“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司马迁认为受腐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但他想到自己有一件极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

主要成就

货殖思想。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司马迁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

星象成就。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司马迁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也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史记》概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上至黄帝下至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记述了上下3000年的历史。

全书以人物为主，辅之以编年和纪事，体例严整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此后2000年间正史的编纂树立了规范。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其中，列传记述各种重要人物的事迹本纪和列传是全书的中心，在书中所占篇幅最大，所以称之为纪传体。

纪传体是司马迁首创的体例史记，便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这种体裁一直被历代的史学家所沿用，史记不仅对上至皇帝宗室贵族外戚和官僚，下至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领袖进行记述和评价，还为古代当代的著名学者医者商贾，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立传，又对天文、历法、礼乐、水利、经济、少数民族等以专章的形式进行论述。因此，他比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正在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的面貌。

史记不但真实地记述了历史，而且还表达了司马迁进步的史学观和人生观。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和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他既为研究西汉之前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又成为了后世历史研究的典范，同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更成为历代史学家修史所遵循的原则，此外，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反映了西汉时期传记文学的发展。

班马时代对后世的影响力

两汉时期的另一部重要史学著作则是班固的《汉书》，班固是东汉扶风安陵人，其父班彪，是东汉著名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

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只记述到汉武帝时期，因此班彪撰写了《史记》后的以续史记，班固认为《史记》后级还不够完善，决定继续撰写，以求精益求精。

东汉明帝永平五年班贾被人诬告私改国史而下狱，弟弟班超上书辩解阐明真相，加之汉明帝赏识班固的才华，并委任他为兰台令史，从而使其有了更好的修饰条件，班贾以20余年时间修成汉书120卷。

不幸的是，班贾因受外戚窦宪牵连死于狱中，而此时《汉书》还尚未完成。

幸而其妹班昭补写八表，马旭补写了天文指，终于让《汉书》得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汉书》分为12纪，8表，10志，70传，上起于公元前206年刘邦起兵，下至公元23年王莽覆灭，记述了西汉230余年间的史事人物。

《汉书》的体例仿照《史记》，但却略有变动，例如将本季简称为纪列传，简称为传改书为志取消世家而并入转中。实质也比史记中的八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完善，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等为班贾新创，实质通过对西汉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详细记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汉代典章制度的史料汉书，是我国第一部体例完整内容丰富的断代史，开创了我国断代史的先河。

其中的个传旨中载录了许多有关学术政论的文章，因此该书又兼有一代文章总结的性质，其主要缺点是封建正统思想严重，《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在《汉书》中都改成了列传，所以其思想性远不如《史记》。

《史记》和《汉书》把西汉及其以前的历史准确详实的记录了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先河。

所以，史学上一直将班马并称，以褒扬他们对后世史学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也正是由于一代代史学家的努力，我国才形成了完整的史学体系，才能独步世界，保留了丰富的历代史学资料，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