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年代》：“荒唐”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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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这部电影让我对自己电影语言的匮乏有了再一次了解。这是一部我无法用理性解释的电影。我也找不到一个角度可以钻到电影里，尝试去分析每个人的动机。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这部电影与我最近读的《乌托邦年代》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这种联系体现在上个世纪后半叶部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乌托邦年代》中，“嬉皮士们”不认可父辈们创造的这个世界，但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应该何去何从。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但不妨碍他们摧毁现有的这个世界。他们采用“回到自然”“性解放”的方式。他们相信什么都不做，新世界自然到来。

巴黎的五月风暴同样如此。学生们罢学，走上街头，抗议教育制度的腐败和不公。他们崇拜“文革”，认为学生要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和工人们联合，扬言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尽管他们对共产主义几乎一如所知。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摧毁”，不在意未来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

再如“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年轻人、文艺人、电影人想要通过自己的工作让世界认识一个“真正的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近乎盲目地坚信只要坚持“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就能够自然而然地从苏联的控制下脱身。

这是《乌托邦年代》中记叙的“浪漫主义”。

在《颐和园》中，穿着朴素的大学生们跳上挂着“我的自由属于天与地”的大卡车，在车上拥抱、跳跃，人声混杂地唱着崔健的《一无所有》，仿似是去参加一个派对而不是抗议集会。主角余红更算得上是影片中浪漫主义的一个符号，她只遵循自己的内心活着。

我有些向往那个年代。与现在的年轻人相比，他们显得光彩夺目。他们无须过分思考未来会发生什么，做事遵循天性和心情。他们无须为未来做过多的准备，只知道“现在冲出去做”比“原地停下来想”更好。他们不懂如何创造一个世界，但他们对“摧毁”现有的世界富有热情。而我们现在都把这些行为称之为“荒唐”。让-克劳德

卡里耶尔在《乌托邦年代》里说得很好：

所有人都信了：无须更多努力，世界即将改变。在一个个周末之间，它正在改变。不必做任何事，同时改变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