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是帝国的世界征服

作者：约西姆·巴克汉森

————————以下摘录————————

成吉思汗的成功秘诀正是着眼于可能的条件，他的一切计划都是建立在可能的条件的基础上的。

文明则作为更高级的武器攻击着成吉思汗的后人。此时，蒙古人的明哲精神消泯于亚细亚各种宗教的纷争中了。纵欲和酗酒消耗了蒙古人的精髓，到最后，他们抛弃了法则，而这个法则恰是唯一赋予 他们力量和在他们马蹄所到之处保护他们帝国的法宝。

人类居住的地方，总是会赋予居住地的人民一种地域特色。

凡以相似历史的不断重演来估量中国和印度者，不免因屡屡看到命运的轮回而感觉疲倦。

在历史上，对于对外防御，印度本身始终处于消极的状态。。。内部政治几乎完全支配了印度历史的发展进程。

元朝和清朝就是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大帝国。原本的农业民族对于外敌，历来施以激烈的抵抗。中国的帝国主义并没有存在过。中华民族多数时候是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我们可从长城这个防守工事上看出这个民族的性格。

关于亚洲大强国政策，在中国和印度，由于它们的人民依靠土地及手工业谋生，因此这里并不推崇大帝国政策。完成帝国政治角色塑造的常是其他两个区域，即上亚细亚和旧亚细亚。地理的优势使这两个区域成为了历史的活动中心。

实际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斗争创造了历史，历史正是在斗争中才达到了一种互动、更替。

因为所谓游牧民族不仅限于猎人与牧人，其中也有海上的游牧人民，他们以水面代替荒原与沙漠。外轻团(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海盗一原注 )和诺曼底(主要是来自挪威和丹麦两地的海盗一原注 )就属于这类海上的游牧民族。征服一半世界的盎格鲁-萨克逊人身上就留有很大一部分游牧生活的特性。

在欧洲，我们随处可以找到游牧民族生活的遗迹。那些遗迹扎根于各个国家的构造和各个民族的理想中，它们也会流露于政治的各种原则里。

中原王朝想让那些被驯服的游牧民族随时代的转移，逐渐成为守护边地的同盟者。

在离开东方的时候，他们名为匈奴，转眼却以匈奴人的名称出现于西方。

在6世界，大批的中国商人曾经出现在拜占庭。

那些人不是基督徒，而只奉行一种依违两可的政策，毫无诚意可言。（依违两可：意思是指对问题态度犹豫，没有确定的意见。 出自《明史·方从哲传》）

突厥人向来对宗教不太重视，对于教义更是不置可否，他们在自由和放任中成长，仅信奉他们国家东部的一种原始宗教，如今来到了西方，同皈依的日耳曼人一样，他们变成了新信仰的拥护者，像儿童一般驯服于新的教义下。不久以后，他们成为了阿拉伯帝国的雇佣兵，为外族的教旨而流血牺牲。

中原王朝的皇帝往往向其北方邻邦纳币，以求得边境的安宁。

土地赋予他们的越少，游牧民族越能努力向其他空间发展。

“开花的草地”是游牧民族语言中最美丽的字眼一尽 管他们的语言中少有可以入时的表情语。凡是可爱的东西，都被他们唤作“开花的草地”，比如他们的英雄、他们的良马、他们的身穿华服的少女。

蒙古有句俗谚：“人生于帐下，死于马上。”

在这个民族的道德观中，淡泊主义与功利主义处于颠倒的地位，他们首先崇尚的是功利主义。蒙古人的质朴是自然的质朴。在他们看来，凡是有利的都是好的，凡是有害的都是坏的。

到后来，等他们钻进了文明的复杂迷宫而且加人其中后，他们的理想和道德观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变成善良、软弱、敬神、诚实的人了，他们将理想混为了实际，将格言混为了本能，将天混为了地。他们那种天真的本性，事实上不能一跳便跳过几千年。 遽然的跳跃因此使他们失掉了原本的生活方式，而从最强的一下变成最弱的了。在战场上，他们压倒了其他一切民族，然而，一到了他们同最文明的民族坐赌输赢的时候，未开赌他们便已经处在下风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得其法。

蒙古人的性道德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自己部落中的妇人及少女是不可侵犯的。反之，敌人的妻女则必须成为威胁的对象。

在族人看来，利有轻重，当对故主的忠心不能有利益的回报的时候，他们便没有忠心了。

强者历来不也是怕更强者吗？

在札撒里，咄咄逼人而又无可逃脱的死刑是由法令来裁定的，强大的军队保障着法令的效力。

中古时代的亚细亚人，尤其是蒙古人，对事物可没那么好的耐性，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理想。事实上，他们不会去浪费时间为理想争执，在他们眼里，理想只有真正付诸实践才有意义。通过研究蒙古史的记述，我们能够发现许多值得探究的问题，比如他们以实际行动说话的倾向。

他最初的理想应该很纯粹，是造人的意志与奇想构造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商讨与计算，也没有受到别人意见的纷扰。

即使昨天还是敌人，一旦忠诚服输，则同样拥有升迁的机会。

军队的粮食取自于敌人的习惯曾使蒙古军成为相当可怕的军队，而且，抢夺军粮会激起他们格外高涨的进攻意志。但按照蒙古帝国军律的规定，战利品都应当交出来，等打完仗后，再由官长不分等级、不计尊卑地进行分配。这样，军队的行动力量不致因士兵的贪婪而陷于萎靡之地。

成吉思汗先是派遣使者前往敌人的阵营，要求对方和平屈服。如果对方愿意和平屈服，则按其所有，包括人口在内，向蒙古纳出1/10。

成吉思汗告诫他的将领说:“受武力威服的敌人，不可能维持真正的和平。”世界是广大的，而他，却没有时间费力来戡定同一个地方。他不是基于残狠而杀人的。他的眼里只有自己的目标，杀戮成了他主宰世界所必要的手段。

人类总是自愿地接受最复杂、最奇异的法典的钳制。僧侣、哲学家、社会学家，个个都将其脑中最庞杂的产物放诸其中。迷信、乌托邦思想、专制主义以及贪利思想，个个都曾企图以明文树立、实现其本身的权威。然而，从来没有一个独裁者的刚强意志，能像在札撒里那样，得到那么伟大的体现，成为订立最高民族主义计划的纲领。

札撒的意义恰是要显示出蒙古人对于被征服者是处于主人的地位的，同时特许蒙古民族享受一种特殊的待遇。许多年后，直到成吉思汗的后人统治时期，札撒的纯粹民族主义的伦理基础才发生了改变，法律的权利与保护才被扩大施行于非蒙古族的帝国居民中。然而，这种安排已经同成吉思汗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当成吉思汗将这些来源于蒙古神话的风俗及其他奇异的风俗用札撒确定为法律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本人重视这些风俗，而是因为那是源自保守主义的惯性。

成吉思汗所推崇的种族灵魂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无宗教信仰，这就使得大家的精力放在为国家效劳上。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而被特意培育的对于宗教的免疫力，曾使蒙古人大受其利，并使他们比敌人的战斗力更强。他们是实事求是的、利己的、有洞察力量的。每时每刻，他们都看到了出自本然的世界。他们不知疑虑，因为他们心中唯一顾虑的，就是可汗的命令。他们明确知道，这种态度有助于其遵守法则，而违反法则便要丧命。

这份蒙古的宣战书，后来成为被沿用的公式。宣战书这样写道: “你选择了战争，唯有上天知道我们二者结局如何。”

可汗与其忠实徒众的铁一般的意志，使一切人的精神振奋。吃苦越深，饥寒越烈，渴望敌国财富的情绪也就越高昂。

这几处还做着一番抵抗， 他本人则驻于撒马尔罕，犹豫不决，忧惶无主。。。正是摩诃末自己游移不决的态度，造成了全国与军队的精神沮丧。

惊惶失措的亚细亚人与欧罗巴人都认为他们是上天派下来的人物，悲哀地认定他们是凶神，其实他们不过才2万人。但是这2万名兵土都是那么有决心的人，他们到达那些力量胜他们百倍的国家，既不通语言，也不识路径，但他们是上亚细亚沙漠的骑士，他们心中沸腾着成吉思汗的理想，犹同磁石作用似的被光耀的远方所吸引，在未达到终点前，他们是不会下马的。

他们得到批准:“将从前匈奴人与突厥人统治过的一切地方，都置于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这个行动纲领的利益可是不薄的:是可以令这2万人拥资坐食的。

因为他们轻率地违背了札撒，他们以为祖国就在他们感觉愜意的地方，而不是在他们的祖先打下创业根基的地方。

“这是朴质的草，使我们强大的就是它。”然而，他仍继续住在禁城里，艰苦的过去成了荒淫无度之中的古物、陈列所里的段小说。

如若他说的是真话，那么，术赤的死就如同他的出生一样，同样是惨剧，同样被盖上了黑幕。

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简直是与死神角逐，这是他唯一不能战胜的敌人。

当我们看到，这位贤臣踌躇于波斯各城冒着姻的余烬之中，在那里面搜寻他所嗜好的书籍与乐器，而蒙古人则追逐着黄金与妇女时;或者当我们看到，几万人死于战争，他还企图挽救身患霍乱(传染病的一种)的数百人的性命时，那该是一番多 么动人的景象!我们或许相信他是做了徒劳无功的事，可是，我们还不知道，在这两个人一蒙古的君主与被俘房的奴隶之间，哪一个将使历史的天平倾坠于自己这一边呢。
无论如何，是耶律楚材救了汉人与汉民族。在缴收大量赋税的诱惑下，他使可汗放弃了大屠杀的计划。在这时候，成吉思汗是否怀疑到，他的这个忠臣所代表的文化，获得了压倒游牧文化的第一次甚至永久性的胜利呢?而耶律楚材也看到了其背叛行为和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了吗?一种悲剧的要素笼盖了这两个处于相反地位的人物。

我要使他们成为强有力的人，但不能是懒惰的与白胖的。空空的肚子应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他们不得以耕种田地来养活自己，不得以城池来保护自己。他们应该在牧草和帐篷的世界里生活，正像他们历来的生活样。 他们应该葆有完成我的事业的本质:坚强，纯洁，明澈如水晶一样!征服世界比拥有世界更好。

你答应我们，在六十六年后，给我们太平与安乐。

人们不给他修庙，不许有任何一个喇嘛庙来扰乱成吉思汗的清睡，来曲解他一一生的意义。

他在历史中的地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曾犹如一个上帝，改变了宇宙的面目。

他如愿地看到他的要求得到了历史的合法认许。

因为他曾说：“我们做一件事，应做得完全，且一直做到成功为止。”

蒙古人中有历史认识的，都痛惜于他们的先人违背了成吉思汗的遗愿，而去醉心于另一个“更适当”“更高贵”的思想。

他（窝阔台）享受着这无上威权的乐趣，但并不尽心使用这个威权，而是像一个小孩似的，只想将它表现出来。

成吉思汗的严厉到窝阔台一变而为仁厚，非人道的一变而为人道的，伟大的直觉一变而为天然的本能。成吉思汗是戴了一个英雄的面具，他的儿子呈现的却是一张自然的、天真的面孔，使世界日日感觉他得了一一个不可思议的礼物似的。成吉思汗的行为与言论成了神话，窝阔台的行为与言论则成了故事。

牲畜的税率定为1%，农商的税率定为1/10，汉地按户出赋，其他地方则按于出赋。另外，废除一切关卡，以保证商业的自由。对于奢侈品、酒等，只按2/10的税率征收。

我们很难不对耶律楚材的这种处理方式产生深刻印象。这个精细的“汉人”十二分地知道应如何自处，以应对天真的蒙古人。在他主持国事期间，汉文化的元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坚持输人汉地的行政方法及北京朝廷的礼仪，并不是没有用处的。正是经由他有计划的推动，蒙古人才与中原文化发生了密切接触。

在蒙古人心中，一度的胜利无非是为了引起他们对下次战争的期待。只有等到天下无处可征服后，他们才肯罢手。

这种传说当然是一种愤慨的臆想，但它明显地揭示出欧洲开始陷于昏昧，脑海里只有蒙古人及其凶残表现的存在。

蒙古人刚刚离开，欧洲又找回其安全感与傲慢了。

在观察力与精准判断方面，马可·波罗超出了同时代的人物。。。马可.波罗曾为忽必烈大汗的心腹，他在北京朝中待了数年，且数度以商人、探险者和官吏的身份周游中国各地。他十分聪慧，并有远大的眼光与无尽的好奇心。。。。他极力向其欧洲同胞展示蒙古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下的财政和商业制度的种种优点。

蒙古的粗放与汉地的文雅彼此混合，有时呈现奇异的形式。

马可.波罗认为，正是多妻制使得东亚细亚人口繁衍惊人，当时的人口稠密程度比今日还惊人。

证明他们也具有显灵的力量。

中原王朝尽力养肥它的主宰者，直至后者老到了笨拙而慵懒之地而后已。

她们精于各种送迎手段，且善于按照客人的社会地位而使用不同的应付手段。

有一天，这头野兽病了，力量衰减了，它再也不能吃了，而是躺在地上等死。现在便开始循环大道的另一个阶段了。这头野兽须将它从前所吞噬的一切悉数归还。现在轮到其他生物来吞噬它了，而靠了这些营养，其他生物都成了健者。这头野兽的尸首腐烂了，也就将它所负于大地的还之于大地了。循环的任务然后便完成了。

成吉思汗所力求的、由札撒所确立的本种族独立并高于其他一切种族的原则被摒弃了。

成吉思汗的血，到其后人的血管中，变得淡薄了，仿佛困乏了。到了第三代，过度的情欲、好大喜功的狂热、性格的松懈、文明有礼习俗的建立，都成了堕落的危险征兆。

而在每个国家中，分裂局面都是从最弱之点开始的。

札撒是从游牧民族的群居情绪以及游牧生活方式中产生出来的，自它产生便以家族为国家的基础。

在50年前，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的摩诃末各调动数十万人来作战，而现在，这两个国家仅仅以万余人来对阵。在蒙古第一- 次进人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小亚细亚时，这些地区还十分繁荣，现在经过战争的洗礼，人口锐减。埃及兵退出叙利亚时，将人畜驱逐在前面走，破坏田园村镇，焚毁每一根草木， 使蒙古军队完全失去了就地给养的可能。新的荒原与旧的叠加了。
亚细亚这片纷扰不宁的土地既然不能再给人们提供给养，魑魅魍魉便横行其间了。种族与宗教的宿命主义纷纷抬头，失望的情绪支配了剩余的人民，他们振奋起来与武力对抗，来势之剧烈、凶猛空前无比。

蒙古人不再有征服广大宇宙的想法了，他们反而成了战争的疲倦者与懒惰者。

一道那些宗教领袖重新揽权之后，他们所要求的就远超出祈祷与统治人民精神了。

先后五代，他们占据着历史的高座。世界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中许久。-番探险的长征，他们走过了半个地球，到最后，他们仅满载着荣光仍回到了当初的出发点。。。后来，遍身流血、倦于长征的波斯与俄罗斯的各部残余也回故乡来了。他们受人款待，彼此纵谈他们所失掉的世界是如何的美丽。伟大的过去忽忽之间竟成了梦幻般的泡影。蒙古人又变成了穷苦的游牧人，二如千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

仅有一次，在他们的生涯中发生了一次大变化。有一批佛教徒从西藏来到他们这里。蒙古人便改变了信仰，不久后，他们就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忍受着种种磨难以求精神的幸福，并且完全放弃了求取世界荣光的虚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