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枚纪念章四枚弹头故事——忆叔祖父陈爱前

陈爱前，潜山市源潭镇杨泗村鹅凸组人，我的叔祖父。

一九九三年秋，《陆陈宗谱》七修开稿，我翻阅到了叔祖父陈爱前那本红胶皮退伍证书，上面清晰印着：陈爱前，新四军独四师二团九连连长。三十一年光阴流转，那本承载着历史的小红本已遍寻不见。所幸，一个用红绳扎口的旧布袋里，依然珍存着他的四枚纪念章和四枚弹头，无声诉说着烽火岁月。

一枚纪念章，正面镌刻“解放西南胜利纪念”，背面铭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颁发（1949.11.1一12.27）”；一枚，正面是“解放西中南纪念章”，背面标注“1950”；一枚，“华北解放纪念”章，同样落款“1950”；还有一枚，正面深情刻着“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赠”，背面日期是“1954.2.17”。四枚弹头，静静躺在旁边，其中一枚格外短小——那是从他左腿胫骨上取出的战争印记。

《陆陈宗谱》卷十一记载：“爱吉，行四字全才改字爱前，生于民国四年乙卯六月十一日辰时，卒于一九九九年三月，二零零六年葬椅形酉山卯向有碑。新四军独四师二团九连连长。”查阅党组织档案，陈爱前一九四四年参加新四军，一九四七年三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追寻先辈足迹，我曾怀揣心愿，在“孔夫子旧书网”高价购得七本新四军相关史料，希冀从中找到“新四军独四师二团”的蛛丝马迹，却终无所获。如今，唯有结合长辈口述与零星记忆，记录下这些关于四爹的片段。

自我记事起，无论行政称谓如何更迭——源潭区、源潭公社、源潭乡、源潭镇——每一任主要领导人履新后，必定会登门看望这位一九四七年光荣入党的老前辈。一九八三年董根普书记来访，那一声亲切的“老战友”，犹在耳畔。一九八五年，我作为积极分子参加村支部会议，目睹所有党员对四爹的由衷敬重。他多次荣膺“优秀党员”称号，曾郑重赠予我一本1969年版《中国共产党党章》。

家族长辈讲述，四爹兄弟四人：老大爱迎，老二爱祥，老三爱迪，老四爱前。一九四一年，老二爱祥和老四爱前同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直至一九四九年解放，家中音讯全无，乡人皆以为二人已不在人世。转机出现在一九五四年冬。鲁家坦通往杨泗的石板路上，一声呼喊划破了沉寂：“陈家四爷回来了！”他身着黄军大衣，胸前勋章闪耀，背上负着一床被，手提一包行李，个子虽不足一米六，却带着战场归来的风尘与荣光。老屋人欣喜若狂，迎回了这位光荣的退伍军人。然而，二哥爱祥，终究杳无音信，成了家族永久的痛。

长辈们说，四爹被抓丁后，在国民党军中做挑夫，不堪兵痞欺压，于淮北伺机投奔了新四军，从此踏上革命征途，并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九五四年以连长身份退伍后，他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始终带头垂范，严于律己，赢得了基层组织和乡邻的一致敬重。

一九七三年，我读小学四年级。记得他在学校操场上为我们讲述战斗故事。他说，看着许多战友在眼前倒下，为战友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炽烈燃烧，眼睛里喷出火。他追击过日本鬼子，曾与敌寇白刃相搏，刺刀折弯了，就用枪托当铁锤砸向敌人。他坦言，一上战场便置生死于度外。那次腿部中弹，鲜血浸透裤管，他仍咬牙坚持，未曾退却半步。

一九七七年暑假，生产队社员上山捆松树枝，预备秋后挑到长安窑厂换钱买供应粮。有人从东畈买回班竹破柴稿（捆柴用的细竹条）。我和飞平就在四爹家，跟着他学这手艺。十六岁的我，一天能挣三分五厘工分。破竹子的技巧，便是那时四爹手把手教的。当然，手指被刀或竹片割破是常事，流了血，就回家找母亲撕块旧布条草草包扎。这些浸染着汗水与亲情的陈年旧事，至今仍清晰印在心头。

作为陈爱前的孙辈，我唤他“四爹”；长我一辈的，则尊称他为“四爷”。四爹身怀诸多绝活：皮弹弓打鸟，堪称百发百中；他捆扎的秧田包子，既光滑又沉实；他那把雪亮的柴刀，破出的竹条柴稿不割手，柔韧有劲；他修筑的水田土埂，如火车轨道般笔直硬实、美观耐用。他兜里总揣着一个铁皮烟盒，盒内烟丝上总覆盖着一片鲜翠的菜叶保湿。家中桌上，一具古铜色包浆的水烟筒是待客之物，而他自己则常用一把八寸长、系着核桃的旱烟棒。烟棒总别在后腰带上，来人便递上水烟筒，自己则点燃旱烟棒。抽罢，习惯性地将铜烟锅在鞋帮上擦拭几下。年深日久，那烟杆早已磨得锃亮如新。

时光荏苒，四爹的音容笑貌连同那缭绕的旱烟气息，早已融入岁月的烟尘。唯有那红布袋里的四枚纪念章，依旧闪耀着穿越时空的光芒，无声诉说着信念与牺牲；那四枚弹头，尤其是那枚短小、曾深嵌骨肉的弹头，沉甸甸地压着记忆，它们不仅是冰冷金属，更是烽火年代刻入家族血脉的永恒印记。每当念及，仿佛又见四爹别着烟棒的身影，坚韧而沉默，正如他珍藏的勋章与弹头，共同铸就了一段不可磨灭的传奇，在时光的长河里，熠熠生辉，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