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的“夸富宴”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库拉圈”，再到格雷戈里关于礼物与商品的关系辨析，礼物始终作为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行为伴随社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改变。一个个的礼物串联起一层层的关系，形成一张张严密的关系网，无声的“对抗”着正统的权力，礼物的交换就是关系网上相互交缠的节。《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一书，是杨美惠教授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长达2年的田野调查成果。本书描述了中国社会经历巨大转型（文化大革命）后关系学的重新发展以及与国家政权的相处模式。作者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阐述了关系学的表达、范围、背景、历史以及“艺术”，同时解释了关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起着怎样的作用，如何与正统力量相“抗衡”，还阐述了人际交往中个体主体的回归、个体与民间组织的关系。

        本书首先利用田野调查的案例，对关系的四种方言——贬义的、有褒有贬的、无褒无贬实事求是的以及“官方话语”作出解释。一般人们总是一边唾弃找关系、“走后门”这种行为，一边暗地里又偷偷的这样做，并没有给予关系学一个客观的评价。事实上，关系学并不是指贿赂、贪污这种行为，它涉及礼品、赠品和宴请的交换，个人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网络的培养、义务和负债的产生，强调相互约束的权力和人际交往的感情和伦理特征。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关系学才能展开并发挥出特有的作用。关系学最初起源于农村，主要是以亲缘关系为纽带展开的，如今关系学在城市与农村有着同样的分量，甚至城市社会关系学更加明显、更需要做出剖析。

        关系学还关注到了性别层面中性的作用。在走关系过程中，人们默认哪一部分要由女性来完成，哪一部分应该由男性来完成，这一特点在农村社会经济中尤突出。在以父亲父系亲缘联系的父系社会中，父系联系保证了家族的纵向（垂直）延续性，与其他部落（父系社会）形成一种和睦互助却僵硬的关系；而母系社会通常表现出灵活多变、较少敌意，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父系社会潜在的威胁。

        关系学作为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有其特殊的“艺术”所在，例如：伦理、策略、礼仪等。可以说，礼物将两个“生”人联系在一起变为“熟”人，关系由此产生。“生”与“熟”、“外”与“内”、“公”与“私”的对比和转变就是关系学中最值得研究的部分。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形态发生了改变，关系学失去发展土壤，由盛转衰。人们信奉社会主义满怀理想，以“同志”相称。“同志”就要求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所以走个人关系就被否定了，占有国家资源被认为是“薅社会主义羊毛”。人们带着对新时代的美好憧憬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满腔热血，积极反思自己的行，监督偷偷摸摸的伎俩，这种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到达顶峰。 

       在“文革”期间，关系学更多的表现为政治交换，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剥削阶级理论占据人们的头脑，那些不参与经济劳动因交换获得东西的人被指责为“剥削者”。有观点认为关系学以及人情原则的出现，是对“文革”时期全面缺乏人情的反动。也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关系学的出现和重现，是为了抵抗政治力量带来的社会秩序的压力。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计划经济限制了关系学的发展，所有的物品都在计划中执行，人们缺乏人情味，以至于文革后人们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看重个人的小圈子。对后一种观点来说，当时国家权力控制森严，人们不得不逃避到家庭和朋友的庇护下，减少国家体制对他的压力。

        伴随着文革的结束，经济的改革，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关系学更注重经济用途，主要为了获得稀缺商品。人们不再像最初将金钱视为缺乏人情那样，反而用钱回报别人的服务更为简单和有效。虽然金钱不断冲击着关系学，将礼物交换几乎改变为商品交换，但礼物交换活动并没有因此减少。一方面，金钱将关系学变的商品化；另一方面，关系学又把其他非人情的金钱关系个人化，不纳入关系学的范畴，而视为个人行为。

        本书的第二部分关注关系学重新出现的特殊历史意义；这一重新出现与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中构成国家权力的对立。礼品关系可以成为依据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以及道德政治话语对国家的现代化和权力做出诊断和批评的一个出发点。关系学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是人不断利用人情主义操纵和控制领导和剥削的表现。作者借用“批林批孔”、“毛崇拜”等案例回应了上一部分的问题，即为何关系学在文革前后经历由胜到衰再到盛的演变过程？

       “批林批孔”运动的特点是回到中国古代历史，寻找对现在有用的意义。起因是林彪将毛泽东比作无情专制的秦始皇，所以这场运动要批评林彪和孔子的儒家学说，结果儒家就被认定是对社会主义秩序的巨大威胁，而与儒家学说被道而驰的法家学说被认为特别适用于集中力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认为这就是国家统治权力想要借助古代历史来获取世人认可的一种表现。法家思想因为代表了新兴阶级的进步、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发展史的演变顺序、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等特点为这场运动服务。早期儒家将礼、义作为思想核心，强调美德、伦理，但这被运动的有心人认为是一种亲属层次间的关系，认为这是谋私的说法，会危害社会主义的发展。

        法家思想中的法治权力与儒家思想中的礼治权力实际上并不矛盾，但这场运动却有意将其放置于对立面。事实上，礼物交换的“礼”就来源于儒家中对“礼”的解释，儒家认为礼仪的观念与宇宙、自然有关，礼表达了哲学教义，也表达了生活伦理的政治教义，也包含了“礼物”的观念。我认为，关系学之所以在中国延绵不断（除了这一特殊时期外），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有关。“批林批孔”运动批判儒家，所以关系学衰败，如今重新建立儒家学说的地位，关系学有了新的生命力。当然，关系学并不一定总是依附着儒家学说的地位而变化，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也与当下的经济、社会水平有关。

        礼物交换过程中最关注的是交换双方也就是人本身，在“毛崇拜”时期，人们纷纷把感情寄托在毛主席的身上。毛主席不仅是像之前令人敬畏的王权象征，还与人民不断扩张的家族相联系，他被认为是一家的大家长。人人都将情感投射在毛主席的身上，通过对毛主席这样的一个抬高的榜样来塑造自己的主体性。这种感情的投射使人们的主体性有地方安置，暂且忘记需要在礼物关系网中展现的主体性。

       本书中，作者不断引入其他领域的新概念来阐释自己的观点，穿插田野资料，并与国外的学者对话，从社会交往中个案不断剥离其本质，从历史材料中论证关系学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为儒家思想正名，以局外人的视角展现关系学如何在国家权力中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