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香通鉴】始皇帝嬴政究竟得罪了谁？（下）

大兴土木

前220年，在渭水南岸兴建长信宫（陕西省西安市西），竣工后改名为极庙宫。从极庙筑路通到骊山（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兴造甘泉宫（陕西省淳化县西北）前殿，修筑甬道（用墙垣夹街巷，行人或货物通过，外界看不见）连接咸阳，又以咸阳为中心筑驰道通往全国各地。

【大秦高速公路：驰道】

前214年，蒙恬攻击匈奴（王庭设内蒙察哈尔右翼中旗），收回河南地（河套以南地带），设四十四县，修筑长城，顺应地形险要，建立营垒，从临洮（甘肃少岷县，洮读如陶）起，直到辽东（辽宁省辽阳市），长达一万余里。蒙恬率大军渡过河套，占领河北诸山（阴山山脉），再向北扩张，大军处于野战状态者，十有余年。蒙恬把兵团司令部设在上郡（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威震匈奴。

前212年，派蒙恬自云阳（陕西省淳化县）到九原（内蒙古包头），修筑直道，开山填谷，凡一千八百里，兴筑多年，不能完成（不知道是前212年开始，多年没有完成；还是到前212年，多年没有完成）。

【阿房宫，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呵呵】

嬴政认为咸阳人口太多，宫殿狭小。于是在渭水南岸上林苑御花园中，兴建宫殿。先在阿房山筑前殿（即世人所知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周以八尺为一步，秦以六尺为一步，后亦以五尺为一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容纳一万人，下面可树立五丈高的旗杆，周围用木板搭起阁道，从阿房宫直抵南山（秦岭，两地航空距离四十公里），在南山的高峰上，建立华表（一种石柱），作为标志。再筑复道，从阿房宫向北，渡过渭水，直达咸阳，象征天上从北辰星和阁道星，越过银河，直到营星和室星。征调遭受宫刑和其他徒刑的囚犯七十万人，分别投入阿房宫或骊山嬴政陵墓（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从事苦役。关中（陕西省中部，以西安市为中心的渭水流域狭长地带。东函谷关、西散关、北萧关、南武关，恰位于四关之中）兴建行宫三百座，关外（函谷关以东）兴建行宫四百余座。

衣赐履说：在修路、修长城、修宫殿方面，有意无意地，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给人以嬴政不恤民力、过分暴虐的感觉。我们一个一个来扒哈。

从词语使用上看：修阿房宫征调七十万囚犯，表述为“遭受宫刑和其他徒刑的囚犯”，用咯吱窝也能想明白，被宫刑者一定只是囚犯中的极少数，然而专门拿出宫刑与其他徒刑相对，暗示嬴政喜欢割人鸡鸡，心理变态、本性邪恶，当然，也可能是太史公本人对这个刑罚非常愤怒而使然。

从夸张运用上看：夸张是一种修辞方法，在文学作品中能够起到极好的渲染效果，但在史书里恐怕就不很适合了。书中对阿房宫的描述，几乎到了庄子恣意汪洋的夸张地步。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容纳一万人。秦制，六尺为一步，一尺约23厘米，东西五百步就是690米；南北五十丈，十尺为一丈，南北就是115米。也就是说，阿房宫前殿宽690米，深115米，面积79350平方米，太史公说可容纳一万人，人均占地八平方米。要我写，一平米至少可容纳五个人，这个殿至少能容纳四十余万人。泛泛读过去，知道阿房宫很大，始皇不恤人力，仔细一分析，就知道太史公恐怕给人家夸张得太多了，慢说直到现在，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大殿能够宽达690米，相当于七个标准足球场的长度，就算是真的，我们不得不怀疑嬴政修这么大的房子干什么用？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但这是文学作品，谁也不会真信它“气候不齐”。写史，也是这般夸张，就不妥了。

从民力是否堪用上看：有人估计过，秦朝统一后的人口大约在1600万到1700万之间，我们算2000万吧，嬴政当上皇帝之后，打匈奴、修长城、修通往全国的路、修阿房宫、修行宫、修自己的陵墓……仅一个阿房宫就需要70万农民工，且这些大项工程时间非常密集，人力都去干这些去了，正常的四境防守、农田耕种等谁来干啊？因此，我认为，在工程建设上，史料里是含有大量水分的。比如，修一万余里长城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把燕、赵、秦三国的原长城连接起来罢了，撑死了几百里；再比如，在关中兴建行宫三百座，关外兴建行宫四百余座，这些数字中的水分拧出来恐怕能灌满好几个昆明湖吧？呵呵。

关于直道、驰道、复道、甬道等，我们专门撰文介绍。

歌功颂德

千古一帝，功盖三皇五帝，一统天下，当然要搞好宣传工作，歌功颂德是必演的节目。

【无数颂德碑中的一个】

前219年嬴政东巡，登峄山（山东省邹县东南，峄读如义），树立石碑赞颂秦朝的功勋业绩（柏杨先生注：嬴政足迹遍全国，共在七处树立歌功颂德碑。《史记》记载了六处碑文，只缺峄山一处）。召集过去鲁地崇信儒学的文人七十名，到泰山下商议祭祀天地的封禅之事（祭天称封，祭地称禅，刘备长子叫刘封，次子叫刘禅，其实就是刘祭天、刘祭地）。

始皇帝随即又向东出游沿海各地，祭祀名山大川及八神（天神、地神、兵神【蚩尤】、阴神、阳神、月神、日神、四季神。祭祀八神的习俗，相传开始于周王朝封国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太公，所以八神的祭祀地均在今山东境内）。然后南登琅邪山，兴致勃勃，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还建造琅邪台，立石碑颂德，表明自己得天下之意。

衣赐履说：蚩尤是兵神，需要祭祀，说明我们现在的传说可能又有变异，在先秦时，恐怕蚩尤是值得尊重的大神。

前218年，继续东行，攀之罘山（山东省烟台市北芝罘岛，罘读如服），刻石立碑，歌颂自己的功德。

前215年，再次离开咸阳东游，前往碣石（河北省昌黎县北），命故燕国卢生求访古仙人羡门。然后在碣石刻石立碑，歌颂自己功德。

衣赐履说：对自己歌功颂德，实在是人的天性。我衣赐履如果一统天下，又干了那么多大事，我也得多竖几座颂德碑，让人民记住，我才是他们的救世主，呵呵。

焚书坑儒

卢生，燕国人，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方士之一。前215年，卢生从海上回来，抄了一段《录图书》（一本神秘的书）上的话，使秦朝灭亡的，是“胡”。嬴政听到后，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向北攻击匈奴。

衣赐履说：卢生说灭秦者“胡”，显然是扯淡的事，当为后世儒家编造的谎言。本来，嬴政派蒙恬把匈奴打得找不着北，是件值得大肆颂扬的事，但把原因归结为此，则是用来印证嬴政的愚蠢，“胡亥”灭秦，被嬴政理解为“胡人”灭秦，你说嬴政蠢不蠢？呵呵。

【一个字，烧！】

前213年，丞相李斯上书说，过去诸侯国纷争，以高官厚禄招徕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已定，法令统一出自朝廷，百姓就要致力于耕田做工，读书人就要学习法令规章。但今日的读书人（原文为“士”）却不学习现代事务，只知一味地效法古代，并借此非议现实，蛊惑、扰乱民众，相互非难指责现行制度，并以此教导百姓；闻听命令颁下，就纷纷根据自己的学说、主张妄加评议。在办公室里，口是心非，离开办公处所，便街谈巷议。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煽动、引导一些人攻击诽谤国家法令。如不禁止，恐怕君王的权威就会下降；民间结党组派将会蔓延。这些情况必须禁止。因此我建议：凡不是秦政府官方记载的史书，全部焚毁（毁各国史书）；除博士官按职责收藏外，天下凡有私藏《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著作的人，都按期将所藏交到郡守、郡尉处，一并焚毁；两个人以上在一起谈论《诗经》、《尚书》的处死；借古非今的，诛杀全家；官吏发现这种事情而不举报的与以上人同罪；此令颁布三十天后仍不将私藏书籍烧毁的，判处黥刑（脸上刺字），并处罚苦役四年。医药、占卜、种植的书，不在焚毁之限。如果想要学习法令，应以官吏为师。

嬴政批示，可。

衣赐履说：此为焚书。大一统的帝国，需要大一统的思想，实属正常，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致的。此处，把《诗经》、《尚书》拿出来对诸子百家作品，与上面宫刑对其他刑徒，表现形式是一样的，目的是突出对儒家学说的迫害。

前212年，卢生劝嬴政说，陛下，如果您想长生不死，有一种方法，就是时不时的秘密出行，这样就能避开恶鬼，只要避开了恶鬼，神仙真人便会来到，所以呢，您住在哪个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然后就可以得到不死之药（咱也看不懂这是什么逻辑，反正嬴政是信了）。

嬴政听了大喜，说，我敬慕真人！于是就自称“真人”，不再称“朕”（这个逻辑咱也不明白，敬慕真人，说明自己不是真人，然而又自称“真人”，可疑）。然后，下令咸阳城周围二百里内的二百七十处宫殿楼台，都用天桥、甬道相连接，宫殿里住满美女，有嬴政专用的卧室和乐队。嬴政的办公处所也迁移不定，高兴住哪里就住哪里，有敢于透露他在哪里的，立即处死。

【坑“儒”】

卢生、侯生（韩国人，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方士）议论嬴政，极尽嘲讽，然后逃跑，不知所踪。嬴政闻讯勃然大怒，说，这两个货，我尊敬他们，赏赐无数，现在竟然敢诽谤我！给我查，看咸阳的诸生，还有谁妖言惑众。于是下令御史逮捕并审问诸生。诸生彼此告发，结果判决四百六十余人有罪，一律坑杀。同时谪罚更多的人移民边疆。嬴政的长子扶苏规劝道，诸生全都诵读、效法孔子的言论，而今您全部用重法惩处他们，我担心天下会因此不安定。始皇大为恼火，派扶苏赴上郡任蒙恬部队的监军（埋下了胡亥、赵高乱政的伏笔）。

衣赐履说：始皇焚书坑儒，最为人所诟病，留下千古骂名。之所以说他坑的是“儒”，《史记》和通鉴上只有一个佐证，就是扶苏说的“诸生皆诵法孔子”一句。而引起嬴政暴怒的是卢生、侯生，这哥儿俩是方士，根本与儒生不搭界，方士惹了祸，最后倒霉的是儒生，于理不合。所以，我们不得不追究一下，《史记》上扶苏这句话的真伪。

北方民族大学的支晓亮撰文《浅析司马迁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认为司马迁本人虽然并非儒家，但对儒家的感情很深，西汉武帝时采用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司马迁势必受到影响。其父司马谈对他的教育非常重视，从小便让其拜孔安国、董仲舒两位大儒为师，司马迁受到儒家思想的全面熏陶，儒家思想对其创作《史记》和人格精神都有深远的影响。

我们说，写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当然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和权威。汉武帝虽然行的是法家之道，但表面上还需以儒家学说撑门面，儒家推崇“仁政”，史官自然在人物、言论、事迹的选取时，向这个方向倾斜。嬴政是典型的法家作派，对儒生不放在眼里，所以必为儒家所诟病，其功业能省则省，其凶残暴虐的一面，则极尽夸张之能事。

那么，嬴政是个恶棍，其喜欢的也必是恶棍，其反对的则是“仁者”。卢生、侯生这样的人，荒诞不经，不能归于儒生，于是，只好把被坑的四百多人归为儒生。但怎么归需要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扶苏。公子扶苏，是历代史家所标榜的楷模太子之一，温良恭俭让，完全符合儒家的标准，因此，只消让他说一句“诸生皆诵法孔子”，那被坑的就是儒家的烈士了，秦始皇嬴政就更不得人心了。此为坑儒。

至于焚书，只消加上《诗经》、《尚书》，就又是反对儒家的了，其实，人家焚的是所有的书，诗、书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两本而已。

关于对始皇帝嬴政的记录，实际上是儒家系统对法家系统的一场战役。这一役，司马迁代表统治者和儒家学派，给了嬴政致命一击，导致两千多年来，始皇帝嬴政非但不成为千古一帝，反而成为千古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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