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中曾国藩

天津教案，是自恃几千年的文明传承和四万万国民却被洋人打的满头是包的中国人在迷茫中和自喻文明民主、自由却信奉武力至上的洋大人在文化、宗教上的又一次碰撞，在这场大戏中上至慈禧、恭王下至天津卫的痞子混混，从满清的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曾国藩到万里之外欧洲各国的权要纷纷登场。

天津卫的混混、平时胆小怕事的百姓以二十具洋大人血淋淋的尸骸和教堂上肆虐地火舌，宣泄着长久以来淤积在他们心底对现实生活、对满清官府的愤怒情绪，这场突然爆发出来的东、西方冲突，无异于一场血腥中狂欢的大Party！

这场大戏的第一责任人，时任三口通商大臣住节于天津的崇厚，面对津门这场完全处于兴奋、狂乱、失控的突发群体性事件，惯常在官场上好使的忍让、妥协、冷处理、拖字诀显然没了用武之地，在乱了阵脚、失了方寸中，被恐惧与胆怯重重包裹的崇厚，脑子里只剩下了官场的惯例：抱粗腿，争功诿过、挖坑分责，远离是非。

于是乎在笔墨中把自己把自己ps成千古名臣的曾国藩就闪亮出现在聚关灯下。曾国藩首先表态：要委曲求全的处理，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并表示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厚，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

在清廷任命曾国藩全权处理天津教案时，他焦虑无已，此去恐有不测。一股名利之臣赴难的浓浓无奈和悲凉：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这就是一个把自己打扮成完人、千古名臣的曾国藩，遇事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名声，而非国家、民族之利益和长远影响，故而面对强权不敢去据理力争，而是自己首先腿软、退避、和稀泥。这就是一个真君子和伪君子，从做事出发点的差异，而带来的做事底气和方法的天地之别，心底无私，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语云：看一个人，要看他怎么说，更要看他怎么做。

为名利纠缠的曾国藩，在实际操作中更是立场不定，进退失据。先是将无过的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撤职，并请旨饬交刑部治罪，以示惩儆，而放过最大的责任者崇厚。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而对无过的地方官员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内愧神明的曾国藩，私下做主让还算公正清廉，算是良吏的张、刘二人，以养病为名回原籍躲避风头。遭到清廷斥责后，又不得不将二人追回录下口供后，送押解刑部，最终使没什么责任的张、刘二人发配黑龙江赎罪。

在应对法方提出缉拿凶手的要求时，曾国藩更是昏聩的以一命抵一命这种荒谬的方式，缉拿了二十个人判决处死，以抵被打死的二十名洋人之命。这无论是道义还是律法上都让人看不到一个有担当，正直的千古名臣的风范，反而暴露出官场老油条那种息事宁人、和稀泥的官僚习气。

在清廷既想依靠民意抗拒洋人，却又挡不住洋人的压力这种骑墙的态度以及国内强烈排斥洋人的氛围下，曾国藩极度爱惜名声却又不得不面对洋大人贪婪攫取利益的虚声恫吓、无耻讹诈。最为钓名沽誉之辈，却执行着最容易玷污清誉之事，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讽刺与悖论了。失去根本立场的曾国藩，只能是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中黯然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