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干宝批判它，王衍为之自责，顾炎武控诉它“亡天下”，学术研
政治的归政治，
学术的归学术，
清谈被误解得太久了，
我们今天应努力还它以本来面目。
清谈是什么？
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关于“魏晋清谈”定义的几点说明。
第一，这个定义排除了广义的清谈，即将魏晋清谈作为魏晋思潮的代名词。因为“清谈”这种广义的用法既无必要，又容易造成混乱。
第二，这里说的“贵族”指当时的门阀士族，以别于寒庶或平民。魏晋时代的清谈名士，无一不出身于门阀士族，处于社会的上层。
第三，这里说清谈的内容是“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方式是“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这就把清谈同一般的谈话、聊天或具体的人物批评以及两汉经师的讲经等区别开来。
第四，说清谈的内容是“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而不说“《老》《庄》”或“三玄”（《周易》与《老》《庄》），这样就使它的涵盖面较广。
第五，说清谈谈的是“哲理”，这也很重要。如果谈的是具体的东西，例如具体的政治批评、具体的人物批评，都是不能叫作“清谈”的。标准的清谈谈的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理，而不是具象的、形而下的事。这也就是当时人说的“理”“名理”“虚胜”“玄远”“义理”“微言”“玄言”“道”等等。
第六，说清谈以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这是稍留余地。如当时人在清谈之后常常要著论、写文章来继续发挥自己的观点，如果不死抠字眼，这自然也可视为清谈的一种方式，至少是一种补充的方式吧。
论中国学术者，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分。考汉学之变为宋学，其关键正在魏晋。论中国学术之演变，而忽略或否定魏晋学术，是不可思议的。而讨论魏晋学术，却忽略或否定作为魏晋学术演进的重要手段之一的清谈，也是不可思议的。
但事实上，魏晋清谈的的确确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无论中文外文，至今没有一本详细讨论魏晋清谈的专书，即是明证。考其原因，一方面固由材料不足，因而研究不易；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对清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这轻视又来源于一种由来已久的误解，即所谓“清谈误国”。
“清谈误国”之说，最早见于王衍临死前的自责，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其后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批评当时清谈之风，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东晋王羲之也曾经对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这些批评都还不算十分严苛，也没有直斥“误国”。到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里，则直言“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甚至以“亡天下”之罪归之。从此以后，“清谈误国”“清谈亡国”便成为众口一词的铁铸公案了。
顾炎武的话未免太偏激了一点。他愤于明之亡于清，找不出原因，却把它归于当时学者们的高谈心性，于是追根溯源，乃怒斥魏晋人的高谈《老》《庄》。其实明之亡于清是政治与军事没搞好，同高谈心性有什么大关系？西晋之亡于刘、石，也是政治与军事没搞好，同高谈《老》《庄》有什么大关系？谢安之答王羲之，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初看似是强辩，细思甚有道理。政治、军事出了问题，不清谈照样亡国；政治、军事不出问题，清谈照样不会亡国。王导、谢安都雅善清谈，不碍其为高明的政治家，钟会、桓温、谢玄也雅善清谈，不碍其为高明的军事家。王衍之亡国，真正的原因也不在清谈，而是当时的衮衮诸公（王衍所说的“吾曹”）既无治国的才能又不努力办事的缘故。清谈与国事的关系正如同看书、下围棋、看电影、打高尔夫球与国事的关系一样，实在无所谓误不误的问题。当然，一个负重要责任的政治领袖如果丢下正事不干，一味沉溺在这些爱好里，那当然是要误事的。但这种因沉溺而误事的情况，任何一种嗜好都可导致，又岂止清谈一端哉！
说“清谈误国”的人有不少是讨厌清谈的内容背离了传统与正统，从而搞坏了社会风气，如顾炎武说的“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其实，这种指责也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确在魏晋清谈——或者一般地说，魏晋思潮或魏晋学术中看到一种权威陵替、中心散落、挑战传统、背离正统的性格，但那不过是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共同特点，不独清谈为然。清谈中的这种现象只是整个时代的反映，如果要责怪，首先也轮不到清谈。何况这种性格也不见得全是负面的，尤其从历史的观点看更是如此。一方面，它固然产生分裂与纷乱，但另一方面，它也产生解放与革新。在看来一无是处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积极而正面的历史宿命。旧权威的陵替是重组更有号召力的新权威的前提，旧中心的散落是凝聚更有包容性的新中心的条件，传统在遭遇挑战后才会起而除旧布新，正统在受到否定后才会接纳有生命力的异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痛苦熔炼，秦汉的中国乃转型为更博大、更文明的唐宋的中国。学术中的权威陵替、中心散落、挑战传统、背离正统的结果乃是独尊儒术、以太学讲经为主要形式、重视章句家法的两汉学术逐渐变为广纳各家、以书院讲学为主要形式、追求义理圆融贯通的唐宋学术。
清谈是学术，不是政治，它同社会、国家、政治都有关系，但不是“清谈误国”论者所理解的那种关系。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清谈被误解得太久了，我们今天应努力还它以本来面目。
清谈在隋统一中国后就自然地消失了，这同当时社会的状况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科举制度的建立。知识分子有了新的奋斗目标、新的兴趣中心、新的竞争方式和新的游戏规则，本来就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清谈乃于焉退出中国学术的舞台。但它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这点不应被我们忽视。
《魏晋清谈》
唐翼明 / 著
高高国际 / 天地出版社
唐翼明
唐翼明，1942年生于湖南衡阳，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新中国第一位硕士学位获得者。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硕士、博士，师从夏志清。曾任台湾文化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
唐翼明出身文化名门，家学甚严，学术专长为魏晋文学与魏晋思潮，著作甚丰，代表性学术作品有《魏晋清谈》《古典今论》《魏晋文学与玄学》《论语诠解》等。著有回忆性散文集《宁作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