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人的喜好

人在世界上都有喜好的，有些人专门喜欢凌驾于别人之上，有些人喜欢奉承别人，有些人喜欢与世无争，但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但关系的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下属之所以奉承上司，是因为下属的经济跟上司有关，如果没有关系，则不会出现奉承这回事。陶渊明的"不为三斗米折腰”，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下属与上司的关系，这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推广到普遍的人性，实际上也差不多。如果一个人无求于另一个人，那么他们之间的言论，并不要违心的赞同另一个人的话，他们从真实的事情出发，从真理的角度去辩解，如果这个人有求于那一个人，那么他可能会违心的去赞同，认为那一个人的话是对的。

人是本质还是探求真理的，下属是应当从真理的角度去处理与上司的关系，还是从尊敬，奉承的角度去处理。上司的存在是什么原因，主要的还是因为下属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事奉上司的。如果没有这个经济要求，可能就不会了。权力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应当也是为了经济的。

抽象人的关系，原来并没有上司与下属之分，只是下属感于上司的能力，而自愿做下属的，上司代表着能带领的作用。在原始社会，在捕猎的时候，都是因为一个人的能力使然。能者为上，是一个基本事实，按照人群生存发展的原则，是由强者成为头。后来有了权力世袭，无能者也继承上辈的权力。所以并不一定上司比下属能力强些。在现代社会，上司不比下属能力强的，也是比比皆是。考试是一个选拨的方法，是选拚能者成管理或做重要的事的。虽然考试存在着诸多憋病，但是在选拨才能的人上面，还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至少对于在位的管理人员，这个方法是一个简便的方法。

但并不定除了考试，就能选尽天下能人。事实上考试本身就是对人在一些方面掌握的知识。一般来说，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也就对应了一定的能力。但还是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不去掌握某方面知识的人，还是可以存在于世界上的。这就是社会大学，社会锻炼人才。不可否认在大学能够短时间吸收一些知识，知道某一方面发生的事情。但是社会在一个很大的市场，没有从事专门训练的人，依然可以认知社会，通过自己的实践，决定自己的生存状态。

专业只有在成为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同时，才是可行有效的。所以说专业并不是必需的，在对于一个人能在社会上满足自己的需要后，就没有必要去学习别的专业，除非那种专业能进一步满足自己的需要。

对于一个生存者来说，没有必要对社会知识进行系统化。那只存在于考试内容中。而知识是广泛的，并不能成为考试的代名词。知识应当直接服务于生存的。在群体参加考试的竟争中，同样有很多人没有参加这个考试，而依然崭露头角，成就辉煌。没有进入大学的人，并不一定就做不出成绩。只是可能所受的艰难更多。

人是为了自己而活着，在没有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做任何事都可以不必顺从社会的要求。事实上人不存在服务于他人的情形，服务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般来说服务是为了自身的财富，而不是为了他人的。这个事不讨论。在言语上从大众的角度出发，往往更能满足人的一般的审美观。但实际的情形，人是因为利己性而发展的。服务只是利己成功的一个表现。

设想一个人的群体，这个群体是一个抽象的，没有历史性，是普遍意义上的。显然有一个群体存在的问题，在面对外面危险时，群体会团结在一体，但是在没有群体外面的危险时，群体之间就是互相竟争。这个问题从原始，从发展上来说，己无法考究，准确的说是群体所面对的实际情形决定了相当。一定的现成的群体制度约束着人的言行。在不管在什么时候，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声音的，在人的具体生存中，都有着自己的生存的思想和声音。但是人权是一直存在的，在宇宙面前，人人平等，并没有天赋人权，人的思想是自由的，由其是思考，不受任何权力和社会制度的约束的。至少在人的内心世界的底层。虽然在社会的真实社会中，媒体中，不能发出一些超越当代自由的权力。但是至少在人的内心世界，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

毕竟我们的世界有管理着，他们按他们的意志在要求着世界，要求世界存在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毕竟我们的世界是有相当的自由了，我们的管理者有相当的能力和管理经验以及认知力。他们知道人言可畏，知道人的内心是不可压抑的。他们用暴力作后盾，让人们追求自由的声音有序的释放。

把人生不自由，没有发言权，没有言语权怪罪于政府，执政党毕竟还不是一个可取的方法。毕竞，政府和党用他们的能力在掌控着世界，他们在实践的前列，他们有相当的经验留给普通的人们。所在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普通人，追求自由的声音，更要理智和合法。

作为生存的个体，只要不去跟党和政府进行斗争，就是有相对安全，获得相对的自由的。毕竟个体不能超越政党和政府。如果比起西方来说，中国在媒体上的发言更是保守，但中国就是这样的实际制度，中国没有出现西方的政治体系，何况在如今中国的政治体系下，经济还是长足的进步，国家的实力长足成事实。这符合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体系。

是的，实际的情形是，我不可能在这里，在简书里写不符合简书规定的言语。我的写作必然的要遵守国家法律，而不可能出现西方那样的写作形式。国体不同，决定了我的行为。如果我生活在西方，那么可以从事他们那样的写作，也不是违法的，可以骂政府和党派。但是中国不行，中国不充许存在这种情形，就是我这样的话句，还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可以把这一个问题摊开来叙下。毕竞，经济的发展，给了人从事一些政治自由实践的新权力。但是这样的写作在朝鲜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必然会被抓去。毕竞，在中国，是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我不是政治体系中的人，但我是一个普通的活着的人。我不可能去违背党的意志和政府的政策。但我总会站在一个思考的角度，去考虑人的真实权利。在本质上，党是人群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他们有相当的觉悟和改造世界的知识和觉悟。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团员，至少我是属于党的集团中的后备人员。有机缘，我还会加入到这个集体的，先进人的组织中去。但我现在不是，我从普遍的人的能力和思考力角度来看待政治的问题，应当是政治的问题。

执政党是不可能自动放弃执政权力的，在历史上，在国外，都没有这种事实存在，除非不得不。绝对没有主动放弃的。与执政党作对，是不名智的，也是不可取的。作为人，做不了执政党成员，就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在合法的社会秩序中，从事自己的工作和学习。

实际上世界上，一个人真要做出什么事，做出对社会有益的事业，并不一定非要从事执政行业，由其是科技发展的今天。一个企业家可以公开自己的财产，几百亿，几千亿，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官员，有这样的财产，是不可想的，更不要说公开。

所以说在现代社会，从事经济活动，比政治活动，来得更自然。所以一个人不成功，把原因归为政府，执政党，是完全不可取的，没有道理的，也没有意义。

政府管理着社会，决定了社会的各方面发展前况。但是民主的权力，政府更是在合法的情形下从事着管理工作，这是当代的政府。这些不用考虑了，不管政府是怎样的，那是政府的事情。作为普通的人，就是做好一个普通人的事。

用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这就是人，一个普通人的一生。一个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远离社会管理系统，在与自然的交往中，度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