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儿大爷

村里有个孤老头，按辈分，我得叫他“大爷”，他比我爸大八岁，但是看起来像我爷爷那辈人一样老。

在我的记忆里，他始终穿着那身衣服：一件深蓝色褂子，蓝得发黑，袖口和前襟永远有几块污迹；一条说绿不绿，说棕不棕的破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一双大拇趾那儿快要磨破、但还连着些纤维的鞋子，还戴着一顶深绿色的老式解放帽。无论冬夏，他似乎总是这副形象。

我爸叫他“全哥”，我奶奶叫他“全儿”，儿化音的叫法。奶奶给他补衣裳时总爱叹气：“全儿就这两身衣裳，穿得补丁摞补丁。”他的衣服有时候是我奶奶补，有时候是村里另外一个奶奶补，因为他家就他自己，不会针线活，连针都没有。

全儿大爷穿得脏破，但他并不算懒，他只是穷。那年头大家都穷，可他格外突出，据说他出生没多久爹妈就死了，他是村里各家一口粥一口饭轮流喂大的，那个年代，他能活下来真挺不容易。

勉强长到十四五岁，正是能吃的时候，谁家养得起他？他得想法子养活自己。不知听了谁的话，他来求我爷爷学手艺。那时候我爷爷年轻，会一手木工活，看小孩站那儿瘦得打晃，他要学就学吧，算能有碗饭吃。也不怎么教，给人家做工时带着他，让他在旁边递家伙，干点不当紧的活儿，劈个楔子解个木头，渐渐也就上手了。

后来他的口粮，大多由这手艺上来，全儿大爷是个老实人，半辈子都感激我爷爷，逢年过节都给送份儿礼，我后来见过他给我爷爷拜年，拎一包果子，一包枣馍，我奶奶收了，转头就叫我小叔再去给他送两碗酥菜。

全儿大爷手头宽裕点儿以后，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他也想有个伴成家过日子，但是相了几回媳妇也没成，有个女方很直接地说他，条件一般吧，长得也不行，他就灰了心，不再张罗这事。

照我看，他长得不算丑，就是小时候营养不良，个子矮，还有，他的面相应该是俗话说的“苦相”：黄黑的一张脸，没啥光泽，抬头纹像密集的排水沟，眼角耷拉着，嘴角也下垂，还有两条深陷的法令纹，不知道是面相决定命运，还是生活不如意都体现在了脸上。这种长相的人，虽然五官端正，总给人愁苦无力的观感。

几十年下来，他早习惯了一个人，对自己的日子不抱希望，只是浑浑噩噩，一天一天地过下去。他住的土坯房太破，钱被人偷过两回，后来他就把给人打家具收的钱交给我爷爷，我爷爷给他记着帐。攒到一个大数以后，我爷爷说给他添点儿钱，把屋子拾掇拾掇，住着也得劲，看能不能说个媳妇，他只摇头，用他特有的低嗓门慢吞吞地说：“唉，算了吧，谁跟咱呢。”

于是他依然住着漏雨的破屋子，穿着补了又补的衣裳，吃着没滋味的饭菜，有活儿的时候干活，没活儿的时候发呆。

一棵老树能不能重新焕发生机？这棵树经历了太久的寒冬萧条，当第一缕东风带来春天的气息，它不敢立刻抽枝发芽，可是当气候足够温暖，它会不顾一切地绽放出全部力量。

后来我又回到老家，听说全儿大爷终于结婚了，对象是个寡妇，姓赵，带了十多年孩子，孩子长大了，愿意让妈再走一步。对方看上全儿大爷踏实本分，手里也有积蓄——明摆着，全儿大爷干了几十年木工活，既没有啥坏毛病，也没见他讲吃讲穿，挣得钱肯定都攒下了。全儿大爷先前不愿意，觉得一个人过惯了，但赵寡妇往他屋里去了两趟，给他做了顿饭，他就同意了。

最近一次回老家，正碰上全儿大爷来看我爷爷，我陪着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全儿大爷居然要盖新房，找我爷爷问相熟的建筑队，也有点托人情压压价的意思。我忍着好奇送走全儿大爷以后，问爷爷咋回事，这时奶奶端着针线笸箩进来，笑着说：“好事，以后有人给他补衣裳了。”

三月二十四，大吉，宜动土，宜嫁娶，福神在位。穿着新衣裳的全儿大爷和赵寡妇，不，是全儿大娘，一起看工人给新盖起的堂屋上梁，笑得皱纹更深，但是看着一点儿也不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