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丨反教条（4-17）

第十七回  反教条：刘伯承泪洒怀仁堂 粟志裕罢黜参谋长

【引言】大多人以为，建国后，彭德怀是第一个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是曾被誉为“一代战神”的刘伯承，在1958年“反对教条主义”中首当其冲受到了批判。而他的这一际遇却与后来蒙冤更深的彭德怀相关。

一、“东方的伏龙芝”

1、“党内孙武”

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刘伯承剪掉辫子，毅然从军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熟读兵书，《孙子》等许多章节出口能诵。1912年底毕业后被分派到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先后参加了护法战争，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在作战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治疗期间，结识川籍吴玉章。1926年，经吴介绍入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派遣大批学员赴苏学习军事。刘伯承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抵达莫斯科，1928年转入伏龙芝。

1929年4月，在一次研讨会上，中国学员就毛泽东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展开讨论。刘伯承体会到中国的革命同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否则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并希望回国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并肩战斗。

1930年，李立三于上海给当时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和瞿秋白寄来分析国内情况的信，要求尽快派遣能干的中国同志回国。刘伯承、左权等5人于8月到达上海。刘伯承成为苏区惟一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因此有“党内孙武”之称。

2、虎踞钟山

1950年下半年，刘伯承得知中央要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立即给中央写信。1950年7月，被毛泽东赞为“生不愿称王，死不愿封万户候，共产党人楷模”的刘伯承，辞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来到南京，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致力于打造—所“东方的伏龙芝”。

古语说“慈不掌兵”。刘伯承对学员要求很严。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他看到后全部换成了硬凳子。

195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参观南京军事学院。由于刚授衔，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不巧，天下大雨。有人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内进行。刘伯承说，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坚持按原计划办。他自己身着元帅礼服，不打雨伞，冒雨迎接苏加诺。陪同苏加诺总统来院的陈毅元帅见状也不要雨伞。两位元帅冒雨迎宾，令苏加诺一行深受感动。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校庆。一所“东方的伏龙芝、西方的西点军校”，由刘伯承打造得颇具规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毛泽东视察了该校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央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也赫鲁晓夫出现分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刘伯承早年留学苏联，系统学习了苏军的理论，尊重苏军的正规化、多兵种协同作战经验。他亲自翻译苏军的条令和教材，将其引进到教学和训练中。当时，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

毕业考实际上是“国考”，由朱德为主席，刘伯承等为副主席组成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军委各部负责同志任主考官。考场更是威严，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考生着装整齐，考题是抽签。所以考试的时候，有的人因为太紧张，血压升高当场晕倒。

南京军事学院一开始设了4个系，其中战役系招收的52名学员都是军以上干部。他们多数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具有实战经验。在军事学院学习的高级将领们对这些教条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违背我军的传统和作风，应予纠正。刘伯承与其他领导商量后，做了一些改进。

3、两封来信

  1956年8月25日，战役系学员李夫克少将写信给国防部长彭德怀，除了对“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制度提出意见外，提出“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信。信是直接写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写信的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

与此同时，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工作组到了南京，在军事学院举行一系列座谈会。在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的片面性。彭德怀感到很有必要亲自前去了解。

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后，彭德怀又稍加整理，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南京军事学院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

1956年， 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他向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学院的副院长陈伯钧代理院长，然后赴上海就医。这时，刘伯承正在养病，但他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三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表示要重视反教条主义的思想检查。​

1957年，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任此职。他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后经中央军委批准。任命廖汉生接任院长。

二、会议升温

  1958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军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反教条主义。

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后，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５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中将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彭德怀将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６月７日，毛泽东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并要求邓“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时任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几位元帅座谈，指出：会议的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决定改变会议方法，把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起来，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紧张气氛。会议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６月20日，全体大会，与会者增至1442人，会场也从军委驻地三座门搬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中心讲话。

刚在八届五中全会进入决策中枢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则以扣人心弦的讲话掀起了斗争的高潮。他神情颇为激动地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而只列为参考资料，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者一听就明白，这是指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195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训练总监部以刘伯承为部长，由于他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就由叶剑英代理。

  6月23日，正值会议的紧张阶段，毛泽东到会，在越发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作了表态性讲话。毛泽东的语气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自己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我们自己的嘛，另外参考人家的。”

毛泽东语气略有加重的说：“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作为最高统帅，毛泽东这番话的份量非同小可。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的讲话，无疑使会议进一步升温。萧克遭到连续批斗后，大口吐血。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文革时居然被枪毙了。

三、抱病检讨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出席会议。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不得不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但是，在当时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全场立即掌声大作。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语调哽咽，几不成句。检讨作罢，台下再次爆发出延续半分钟的掌声。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回到南京，携眷移居北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逐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久病辞世。

四、粟裕遭遇“滑铁卢”

  军委扩大会议后，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大会变成了对刘伯承、萧克、粟裕等人的批判会。特别是总参谋长粟裕，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到批判。

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1958年5月，有近20年时间风光无限的粟裕，运道截然而斩，忽然遭遇人生的“滑铁卢”，受到批判，罪名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

批判粟裕时，很多人认为粟裕是毛泽东的爱将，不敢批，只是提了一些意见。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温度不够。大家听后开始批粟。

先小会再大会，定调子再扩大，这是那个年代的整人“潜规则”。粟裕是“三野”实际的最高指挥员，“三野”将领对突如其来的批粟很不理解，言行上就有抵触。死活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批粟行动搞不下去了。

当彭德怀批判粟裕八次检讨通不过时，毛泽东说：“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他发话后，粟裕的检讨才获得通过。

军委扩大会议后，粟裕被撤销总参谋长，到组建不久的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从此离开军事指挥第一线。副院长一当就是14年，直到1972年升为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他的老部下宋时轮当了院长。1980年9月，叶剑英推荐他为军委副主席，却担任了副委员长。中顾委成立后，他的老部下许世友是副主任，粟裕只是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