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引子(1)

引子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

在一般情况下，我母亲打电话给我叫我去看她的新棺材时，我和信不应该在家。

“玛莱拉，”我母亲发现我接电话了时明显很惊讶。“你怎么在家？”

“食品店关门了。”我说。“自动洒水喷头失控了，淹了整个农产品区。然后开干洗店的家里死了一位亲人。”

我不喜欢突发事件。我喜欢一切都像写在清单上那样井井有条。其实，我总认为自己的生活就像一本活页文件夹——所有东西都整齐地打上孔按顺序排好，一切都在它该在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习惯源于我的建筑学学士学位和一种决不要变成我母亲那样的强烈意愿。我连一周里每一天做什么事都有固定的安排。我的工作是做玩具屋，所以每周一我把骨架搭起来，每周二做屋里的家具陈设。周三是用来出门跑腿的。周四我打扫房子。周五则用来对付在这一周里冒出来的各种杂事。今天，周三，我一般去干洗店把科林的衬衫都取回来，去一趟银行，还有去采购食品。所有这些做完正好有时间开车回家，放下买回来的吃的，然后带信去上她一点的芭蕾课。

“哦，”我母亲用她那种特殊的方式说，“看来上天有意让你来看我。”

信突然蹦到我面前。“是姥姥吗？她拿到了吗？”

“拿到啥？”才上午十点，可是我已经开始头疼了。

“告诉她对。”我母亲在电话那头说。

我看了看家里。地毯得吸吸尘了，可是如果现在干了那我在周四又干什么呢？八月的热风一阵阵地吹着窗玻璃。信把她柔软温热的手按在我的膝上。“好，”我对我母亲说，“我们马上过去。”

我母亲住在一栋离我们家2.5英里的老石头房子里。新卡纳的所有人都管那栋房子叫“姜饼屋”。信差不多每天都和她见面，在我要工作的时候放了学还会待在她家。我们都可以走路过去，不过下雨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坐进车里的一瞬间发觉我把钱包落在了厨房里。

“等下，”我对信说道并又下了车，在雨点之间躲闪着仿佛我可能化开一样。

我进门的事就电话铃在响。我抓起听筒：“喂？”

“哦，你在家，”科林说。听到我丈夫的声音，我的心狂跳了一下。科林是一架售卖LED出口指示牌的小公司的营销部部长，他为了训练新来的实习生去华盛顿出了两天差。他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像高筒靴的鞋带一样紧紧系在一起，受不了分开。

“你在机场吗？”

“对啊，在杜勒斯机场等航班呢。”我将电话线挽在手臂上，在他话语的圆润音节间我能听到那些他不好意思在公共电话亭里说出来的话：我爱你，我想你了，你是我的。电话那端一个扩音器播出了一架国内航班到来的消息。“信今天没有游泳课吗？”

“一点有芭蕾。”我停了一下，然后轻轻地加上一句，“你什么时候到家？”

“我尽量早到。”我闭上眼睛，想着分离后的拥抱，还有将脸靠在他肩膀的弧度里深深呼吸他的味道，这真是全世界最好的感觉。

他没说再见就挂了电话，这让我微笑起来。这实在就是科林的作风：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家找我了。

在去我母亲家的路上雨停了。我们路过小镇外延的长条形足球场时，许多车都在窄窄的路肩上停车。球场茂盛的草地上，架着一道完美的弧形彩虹。我继续开。“他们就跟从来没见过一样，”我一边踩油门加速一边说。

信摇下车窗、伸出手。然后她把手指举到我面前乱晃。“妈妈！”她喊到。“我碰到它了！”

出于习惯我低下头去看。她五指张开，手指上有一道道斑驳的色彩——红色，蓝色，橄榄绿……一刹那间我屏住呼吸，但随即我又记起一小时前她坐在客厅地板上，手里抓满马克笔。

我母亲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颇为难看的肉色瑙加海德革沙发。我试图劝她换成皮革的，比如买一两把舒服的翼状扶手椅，但是她只是笑。“皮革的，”她说，“是给起俗气名字的异教徒准备的。”在那之后我就放弃了。首先，我自己已经有了一张很好的皮革沙发，而且，我又嫁给了一个“起俗气名字的异教徒”。至少她没像我姥姥番妮那样在瑙加海德革外面再包一层塑料保护套。

但是今天，走进客厅的时候，我看都没看那个沙发。“哇，姥姥，”信小声说道，她明显被震撼到了。“里面有人吗？”她跪在地上，轻轻敲着擦得一尘不染的红木棺木。

如果所有都按预期进行了，我现在估计在挑选哈密瓜，把它们举到鼻子前去查看甜度和柔软程度，或者在给李先生付十三美元四十美分的钱，来换回浆洗的很硬的七件布克兄弟衬衫，让它们像人体上半身的躯壳一样倒在旅行车的后座上。“妈，”我说，“你客厅里为什么有一副棺材？”

（未完待续）

大家好，我是Larion，这是第一次带着自己翻译的作品和大家见面。《信》（Keeping Faith）是美国知名女作家朱迪·皮考特的长篇小说作品，应该目前还没有中文译本，我本人非常喜欢这本书，希望能够将这本书用最自然的方式呈现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