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都在回不去的故乡里

羊年的最后一晚，朋友圈里的大家过的似乎都有些平淡。不止一个人说，年味变淡了，过年越来越没意思。

然而，我却隐隐觉得，年味将越来越淡。

从我们这一代往上数，年的记忆才比较符合大众印象——物质匮乏而人口尚未经历城镇化，因此一个用来实现家族团聚和释放消费欲望的节日就十分重要，这个节日有其意义需要两个前提：一，物质匮乏、经济不发达是一种常态，此时人们对于新衣、年夜饭、压岁钱都相对更敏感，因此造成的幸福度也更高；二，家族成员们的距离都不算远，或可以克服，能够达成团聚条件，同时家里最高辈分的一对老人仍然健在，成为促使家庭成员不远千里也要归根的最重要因素。

而从我们九零后这一代开始，这两个外在条件就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的充足导致所造成的幸福感弱化，其次，家中辈分最高者（祖父母辈）开始离世，我身边同龄人们，祖父母同时健在的已经很少，可能有一部分已经失去了祖父母双方。而当家里没有老人的时候，回老家这件事也就丧失了意义，原有的家族将分散各地，成为小家庭，计划生育政策将让大部分九零后们失去拥有兄弟姐妹的机会，人口兴旺家族复兴更是无从谈起。

这看起来是两件事，但背后其实是同件事：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城镇化需求和趋势。

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让个人有选择去往更发达地区（从乡村到城镇）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则带来人口流动的需求和趋势，具体表现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对于寒门贵子的渴望，以及农村出来的孩子们通过高考和工作分配，成为经济高速发展后进入城市的第一批农村人。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出身，他们的文凭只有中专，但难度在我看来比现在考个一本院校都要困难得多。他们成为穷窝窝里飞出的凤凰男凤凰女，成为过年时家族聚会必须要到场的对象，并必须在一年一度的家族聚会上，证明自己混得非常好。而这种证明也是一种刺激，刺激其他家族成员产生对于城市的渴望，从而产生“去城里打工”和“把孩子送入城市”的想法。那些走不出村庄的人们，大抵挣扎在父辈的生活方式中，同时拼命通过教育和打工等方式将年轻一代输送到城镇中。而当局的土地政策（我看了看水表）则会反方向加剧农村人口城镇化——也就是农村的衰落。

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这批六零后们并不是家族城镇化的终点，他们的孩子——八零后九零后们，将把自己的目标定到北上广深，甚至国外。在外读过大学的孩子有相当一部分不愿回到家乡，或许是因为家乡的物质条件过于落后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习惯，或许是因为家乡的经济环境中无法求到满意职位，或者因为家乡的体制原因，即使个体极为优秀，也不能满足人才引进的条件，想要留住只能考公务员，或者与一些可能孩子都有了的人一起参加招工考试，争夺一个每月不到2000元的工作岗位——而这已经算高薪。

年轻的孩子们不仅仅被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吸引，他们发现，大城市不相信眼泪却很相信实力，而凭借自己的本事，似乎可以在大城市留下，因此有了房奴，有了蜗居，没能成为房奴的，则继续漂着，老家的父母说起自家漂泊的孩子们，往往会和“流浪狗”相比较（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反正我家是。真是亲爹妈。），但欠发达省份每年都在大量流失这些“流浪狗”：据说东北每年流失人口一百万，这些人口都是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而石家庄的精英们有一大半都已经跑到了北京讨生活。

这便是正在进行中的，二三线城市的衰落。

这似乎是一种使命：为了家族成员更好地生活，父辈会用尽全力让子辈的生活环境胜过父辈，由于绝大部分人无法选择的出身，这个改变往往只能是一级，比如从乡村到城镇，从城镇到省城，或北上广等高度发达的地区，却很少有父辈能把子辈从乡村一把推到国外，这个从欠发达地区到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迁徙和留存，可能需要至少两代人才能完成，完不成，便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孩子的起点就比同龄人低，而这造成的后果，在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心中，都不可想象。

于是，物质丰富了，孩子们却走得越来越远，这在当今时代的中国成为一种必然，而城镇化的大潮面前，故乡那矮矮的土房们，最后也只能随着最老一辈的孤独离世，而湮没在荒烟漫草中。

家乡家乡，一个乡字，带着多少玉米秸秆的炊烟气息，带着母鸡产蛋时咕咕的炫耀鸣叫，带着灶间熏出的灰黑，带着供销社里长年的发霉味，带着年三十供起的家谱和鞭炮的火药气息。

我们该庆幸，我们这一代，还有个家乡可回，有处老屋在长长土路的另一端遥遥等候，炊烟的气味钻进鼻腔，身形佝伛的老人家相互扶持着打开木栅栏或铁栅栏，跟你说，到了？路上几个小时？

然后手里会被塞上一把灶头大铁锅里炒熟的花生瓜子，花生壳是有些焦的，糊香糊香。

而且，我们这一代将是经历年味从浓变淡最剧烈的一代，也将是能够回到乡村的最后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要过年，可能就要回到城镇，也就是我们父母所在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宿命。

也是我们的使命。

写于丙申年，正月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