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衰岂无凭——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

        前不久，我看到一则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学习，听取大学教授讲解15世纪以来世界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和经验教训，以探求兴衰的定律。这消息让我思考了很多，恰逢“五四”，借此机会，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所谓的大国，是那些在以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上，处于同期世界领先水平的国家。笔者认为，大国的成长、或者说强大综合国力的形成，至少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国民与同期世界其他民族相比，具有同样或更加开阔的视野；二是国家制度有利于激励国民的创新力和开拓的积极性、有利于保持国家综合力量的持续增长和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三是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和财富分配体制能确保相对的公正和公平，并建立起社会危机自我化解机制，从而使社会处于总体稳定的状态。一个国际战略机遇期属于同一时代的全世界的每个国家，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成为大国；一个放眼世界、追求强大、寻求发展的国家，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她成为大国的成长期。

        确切地说，中华民族的寻求强国的梦想，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被鸦片战争的枪炮声惊醒前，中国人一直在睡觉中做着中央帝国的美梦，只有当枪炮声惊醒了美梦、刀剑割痛了肌体的时候，中国人才意识到，来的人不是谢恩而是抢劫的，更糟的是，自己想反抗时，居然只有挨打的份。梦醒和伤痛使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后了，意识到必须改变现状寻求强国复兴之路了。尽管这种觉醒是多么的缓慢，尽管寻求发展道路的历程是多么的曲折，但从梦醒的那一刻起，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停止民族复兴的努力。

          15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中国的综合国力并不逊于后来的西方列强，但在这个时候，西方世界通过文艺复兴为以后的腾飞做了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准备。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通过完成了工业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国家的发展。而在这前后约三百多年里，虽然中国社会在总体上保持稳定，但强大的、丝毫未被动摇的封建制度抑制了国民的创新力和开拓的积极性，没有经过类似文艺复兴运动洗礼的国民思想意识水平，依然在原地踏步，从此，中国已经远远被甩在后面。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第一阶段，在这阶段，整个民族逐渐醒过来并从多个角度寻找强国之路的。这个时期的最大成就，是发现了现有的社会制度是国家发展的障碍，并打碎了这个障碍，然而，这一时期，中国不具备成为大国的任何条件。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旗帜的“五四”运动，标志着醒过来的中国人终于看清了世界、看清了自已、看清了前进的方向。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华民族为建立能够把“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力量付诸实践的社会体制和制度而做出努力和牺牲的30年，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扫除了封建残渣，挣脱了其他大国的殖民和控制，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激发了全民族奋发向上、建设国家的高度热忱。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第一次可能具备了大国成长的基本条件，我们的的确确也曾经开始了建设强国的历程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历史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捧着近一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果实，中国人却迷失了方向，哪怕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每年都在进行。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华民族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却没有把国家建设得更富更强的30年，也许我们可以用一千个理由的来解释我们为什么没有更加强大，但我们却只能有一个现实面对——在大国竞赛场上，我们被甩得更远。历史无情地告诫我们：没有开阔国民的视野，没有建立有利于激励国民的创新力和开拓的积极性、有利于保持国家综合力量的持续增长和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的国家体制和制度，就不可能实现民富国强的梦想。这三十年的成就，除了总结出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外，还为接下来的改革开放积蓄了迸发的力量和制度建立的软硬条件。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是对“五四”运动主题的回归，是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确认，放眼世界的国民，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推动着国家建立有利于激励国民的创新力和开拓的积极性、有利于保持国家综合力量的持续增长和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的社会制度。二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成就，除了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外，最大的成就，是逐步建立了使每个国民获得了自我发展的机会和权力的社会制度，进而通过每个国民个人的发展，实现了国家的发展。这种机会和权力的不断扩展和深化，必将为整个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200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