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没人关注，我还是要提这位创造金马历史的中国导演

金马奖那天晚上，暖流涌动，其乐融融。

前有林嘉欣拿起奖杯，露出浅浅一笑。

后有一向严肃的侯孝贤在台下，做鬼脸。

而我们媒体（当然包括 《毒舌》），也第一时间把掌声送给了影帝冯小刚。

冯小刚，金马，百度相关网页2,750,000个。

但此时，有个本该在台湾的人，却在北京的寒冬。

他叫周浩，导演的纪录片《大同》（又名《中国市长》）刚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他在那一晚，创了个记录：

成了第一个蝉联两届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

2014年的《棉花》和2015年的《大同》

要知道，纪录片，曾是内地电影的弱项。

比如，2014年，剧情片在25个奖中拿下16个，就让台湾影坛倒吸冷气。

但纪录片鲜有如此卓越的胜利。

所以，Sir今天不得不说这位中国最好的纪录片导演之一，周浩。

他是贵州人，天生重口味。

从贵州出来，随身一罐辣椒，无辣不欢。

拍起片子，也是内容生猛，短兵相接。

里面残酷的人生百态，堪比杜琪峰的黑帮片。

处女作《厚街》，他拍东莞打工者生活。

里面有，出租屋的女人非法接生，一个塑料盆里放几把手术刀；

街上抢手机的人被打晕在地，黑社会拿刀砍人……

有个场景是民工在街头打群架，菜刀就在镜头前飞舞。

周浩后来自己都说：

当时根本顾不上危险，我的第一直觉就是上去拍，而不是躲。

够胆。

关注毒贩生活的《龙哥》同样站在真实的第一线。

里面充满了让人转过头的镜头：

满身都是针孔的吸毒者把注射的针直接推进大腿动脉，注射完也不取下来，就这么走来走去。

面临警察追捕时吞牙刷，打火机。

但——

冲突剧烈，内容刺激

片子的风格却正好相反——

客观，冷静，克制，立场中立。

Sir之前介绍过的纪录片《犴达罕》，很明显带有导演的悲悯情绪。

片中的鄂温克人一直处于离开森林，失去猎枪后的迷茫痛苦，日日酗酒。

很多人看后，同情，心疼。

而周浩的片子，并无意激起同情，他更在乎的是，牵引出思考。

《棉花》拍的是一整条棉纺织产业链上拴着的几个群体：

新疆种棉花的农民，采摘棉花的妇女，加工棉花的工人，还有广交会里交易由棉花制成的牛仔裤的商人。

里面的人物貌似处于食物链的上中下游，但，都过得辛苦——

农民的棉花廉价卖出去，却要用高价买回加工后的布料，长此以往，越过越穷。

工人背井离乡，几年见不到孩子，他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看完片，不是心酸，而是，“该怨谁？”。

周浩从未想要把《棉花》拍成底层人民的血泪史。

他不想说劳动的不公平，剥削和被剥削，只想记录一下普通中国人的故事。

仅此而已。

所以，摄影机记录下的，有贫穷的痛苦。

片中每年中秋节过后，去新疆采摘棉花的河南滑县妇女们，告别丈夫，孩子，爬上开往新疆的绿皮火车。

因为人实在太多，绿皮火车上挤得满满当当，很多人都直接睡在地上，行李架……

她们要在这样的火车呆上整整56个小时。

到了新疆，天不亮就要赶到棉花地，同一个动作重复两三万次。

这样的生活，要过整整3个月。

也有欢笑，和憧憬。

在火车上，这些妇女们聊天，调笑，高兴得像是在过节。

一位大嫂说，在家整天都是下地干活，这次就是想出来看看，新疆是啥样，当成是旅游。

她们还在拥挤的列车上大声唱起了歌……

所以，金马奖在评价这部片子的时候。

称它为，“今日中国棉花史，也是一页农工生活史。”

好的史书，即是要做到不偏不倚。

他的最近获奖作品——《大同》亦是。

片中的主角——大同市的市长耿彦波，是一个与我们想象有出入的官员形象。

他从小喜欢国学，爱唐诗。

他一心想要把大同建设成为“文化大同”—— 把旧房子拆掉，腾出空间修筑古城墙，古宅院，博物馆。

结果引出了一个当代中国顽疾：拆迁。

为了城市转型，大同的楼房被拆迁，50万居民要重新安置（占大同总人口的30%），还欠下了30亿美元的外债。

不乏市民对他的行为怨声载道。

一个说话条理很清楚，明显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说，她甚至都不知道要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应不应该相信政府会保护自己的权利？

同时，也拍出了一个人的困境。

为了自己的志向，他走去哪都是小跑——

下属评价：

很少见到这样的上级。

他的妻子因为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跑来跟他哭闹，“不要命了”。

当他知道自己被突然调离，之前做的一切全白费时，一下子软了。

耿彦波在车里，泪流一脸。

全程，摄影机只是在忠实，沉默地记录着这个人。

耿彦波的行为是对是错，城市转型和个体命运孰轻孰重……

都留给观众去判断。

这种冷静克制，也体现在周浩的镜头语言中。

他的片子，角度大都是平视，很少有全景，特写。

镜头总会距离拍摄对象有一段距离，”就像是墙上的一只苍蝇一样，静静地观察他们的生活“。

这也恰恰是周浩本人的性格特征。

认识他的人，总会说他性情如此，稳重，不煽情，“永远是陈述句，不加感叹号”。

所以，拍起片来，分寸得当。

我不是某个群体的救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只要静静站在一边看，就够了。

说是这么说，拍片之余，他面对自己的拍摄对象，不失温情。

拍《棉花》，虽然自己也没什么钱，但他还是掏钱给棉农冶文骏家割几斤牛肉。

拍完后，他还跟他们保持联系，惦记着冶文骏的小女儿有没有考上大学，像她爸爸希望的，成为医生。

拍《龙哥》，他跟毒贩龙哥的关系甚至到了“至死方休”的地步。

每次和龙哥见面，周浩都会带上200元“救助费”。

龙哥后来进了监狱，会打电话找他聊天，或是跟他借钱，因为“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会给他钱了”。

在中国拍独立纪录片，是个苦差事，没有体制可依，少有观众捧场。

钱，多半都得自己出。

2013年的台湾纪录片《看见台湾》，得了金马奖，在台湾的票房卖到1.4亿台币。

在国外，纪录片会有通宵场，价格不比剧情片低，也有观众排长队捧场。

但国内，很难在院线看到纪录片。

甚至一点点与记录沾边的片子就不卖座——比如《黄金时代》。

这几年最火的，可能是《舌尖上的中国》。

周浩当年从年薪20万的《南方周末》离职，自己垫钱做纪录片。

这些年，他的作品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

但，依然入不敷出。

拿了金马奖，他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奖金。

我主要冲金马的奖金去的，三四万块钱，得奖会对我后面的拍摄有帮助。

他的想法很简单：有钱，就能拍片。

毫无疑问，周浩是当今中国最好的时代记录者之一。

如果说顾桃关注少数民族题材。

徐童关注社会上的游民——

妓女，算命先生，乞丐……这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

那么周浩的纪录片，则是一部21世纪中国社会百科全书。

上到市长书记，政府官员，下到工人，毒贩，他都要拿起手术刀，解剖一番。

他在每部片子结尾，都留下了一个问号。

《高三》末尾，高考完的高三学生们，走出考场，有人笑了，有人流泪。

与此同时，班主任王锦春走上讲台，对着新一批刚进高中的高一学生，重新念起了观众再熟悉不过的“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新一轮的挣扎，又要开始。

应试教育给中国学生带来的，是希望？还是重压？

《棉花》最后一个镜头，拍的是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的地膜。

棉农并没有把前一年的地膜拉出来，土地透气性就会越来越差，再过几年，“就要废掉了”。

用消耗，甚至毁灭的方式求生存，求发展，值不值？

去年，周浩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曾说：

下一部片子是一部十倍于《棉花》的片子，在中国豆瓣打分肯定是一个9分以上的片子。只是不知道能不能上豆瓣就是了。

然后就有了今年的《大同》。

《大同》最后的空镜头，则是耿彦波留下的，尚未完工的古城墙工程。

远处，摩天高楼，又正在拔地而起。

大同的未来如何？

跟大同一样的城市又如何？

这个转型中的国家，又将走向何方？

这一切，没有正确答案。

而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周浩的电影，纪录了一个在高速前进中，血肉模糊的真实中国。

但中国人却不在意。

不说奖项，他的电影，除了最出名的《高三》，几乎没人关注。

豆瓣观影人数长期停留在三位数。

或许，这才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荒诞。

最后，周浩的许多作品，其实b站都有在线——如果你想听听体制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