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陶渊明

年二九，渊明官拜小小的江州祭酒，却秉着一腔“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豪情，可惜东晋时候门阀制度当道，没有显赫家世就意味着低人一等，不怀好意的风言风语刺得陶渊明不知所措，他辞官归乡了。不久，主簿的差事又落到头上，渊明直接谢绝了。隆安二年，因为生活拮据，陶渊明投奔桓玄门下。然而其觊觎东晋政权已久，令陶渊明大失所望，又一次辞官归家。已到迟暮之年的陶渊明在公元405年秋天，为彭泽县令，不满对督邮“束带相迎”的礼法，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公自此真正与官宦生活诀别。

满腹的才学硬生生憋在干瘪的肚皮中不得施展，赤诚的忧国之心遭尔虞我诈剥蚀。苦啊。但是又放不下惦记的家国。因而陶渊明一生都在仕途与归隐之间来回彷徨。

那么究竟是”应该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清扫？“

陶渊明最终明智地选择了后者。他的“反抗”，即归隐山林。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道，“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贴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其实余秋雨先生的这句慨叹是源自其好不容易登上鸣沙山，人在山顶却心动于山脚下的月牙泉的自嘲，看似与陶公是仕是隐之处境风马牛不相及，我却认为二者之间的理儿是恰恰相通。手里揽着那么重那么多的权和势，如何使尽心机、重重算计才登上的位置，一定是不好做的。被赋予多么光鲜的名誉职权，相应地，就被裹挟在庞大的黑暗痛苦之中。“在权力当中，人不见得完全没有梦想，但他的梦想必须收敛，讲的好听一点，就是‘务实’，讲得难听就是没有梦想了，也不再是诗人了，更不会再高声歌颂聂鲁达的诗。”

可是你看陶渊明是个多么酷爱生活的人，他翛然醉酒，南野际开荒，归园田守拙，宅边有棵五柳树便以其自号。他采菊东篱，“浪莽林野娱”，“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是他诗意的田园生活。他纯真浪漫，向往人心纯粹、无忧无虑的桃花源，归隐后整日整夜地沉湎于自然的秀美动人，整个人终于从“樊笼”中挣脱而走向轻灵。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所希冀的，梦寐以求的，是他的命根，自然化的生命如他，怎能为了那官场的阴险狡诈而割舍他的梦？他为自己择了一条与本心自恰的路。

林语堂先生曾提到，有人把陶渊明看做“逃避主义者”。很明显，他不是，“他想要逃避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还有人把“佛系”二字安在靖节先生的头上。这种标签是否恰如其分，还得取决于到底何为“佛系”。现在许多男孩儿女孩儿，纷纷骄傲地以“佛系”自居。如果“佛系”是变相的“丧”，那绝对没什么可称颂的，更谈不上与陶渊明有什么相像。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蹒跚而行，倒像是刚刚提及的“逃避主义者”。真正意义的佛系，在我看来，应是知悉这个世界世故圆滑的阴暗面，甚至受时局所迫被裹带着目睹了藏污纳垢的黑幕，但是就像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知世故而不世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偏不倚地继续自己信仰的生活，活得依旧天真可爱。倘若有人真能活成这样，那兴许还真能与陶公媲美。

最后想说，我们当代人总是把几乎所有的重心都倾投在事业上，养家糊口的日子我们每天都在过。只是要记得，赚钱，是为了更佳的生活品质，更是为了我们年轻时许下的那份初心。请及时行乐。或许人人应该学学靖节先生，为官时不被权利所熏，知进退，观本心，最终的最终，还是归属于内心深处那个真正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