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把眼前过成诗和远方
〔读书笔记〕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把眼前过成诗和远方
一
最初，知道苏东坡诗文卓绝；后来了解苏东坡，其实他一生“不幸”。
现在认识到，苏东坡的一生，把有幸或不幸的眼前，都过成了诗和远方。
林语堂通过这样一本《苏东坡传》，想告诉人们的是，苏东坡这个文化天才，有不亚于西方人的幽默感；他不苟且，但热爱人间烟火，眷恋亲人，颇有朋友缘；他在苦难降临之后，不仅悠然快乐地生活，且超越苦难、升华了生命。
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不是成功秘籍，不是心灵鸡汤；读《苏东坡传》，也非能获取什么幸福秘诀。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唯一限量版，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无法复制。我们学不来苏东坡，我们绝大多数人，也达不到苏东坡那种成就和境界的高度。
但是安静读书，慢慢品味，在林语堂诗意、有趣而认真的书写里，阅读一个丰满有趣的大写的人，这个过程，已让我们刷屏时代的忙慌身心，受益匪浅了。
更何况，我们被亏待的灵魂、被疏忽的精神，还能从中得到一丝安抚、获取一些养分、受到一点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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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寒暑假完成一篇读书笔记，是学校每年布置给老师的作业。为完成这个作业，我重读了一遍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但写这篇读书笔记时，不准备把此书放在案头供摘抄之用。就想凭着读完之后的印象，随手写点感想、感悟。
先说林语堂写的这本书。林语堂其实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用英语写的《苏东坡传》，其英文版原名是《The Gay Genius》。Gay的意思是“快乐的、有趣的”；Genius的意思，则是天赋、天才人物。
显然，林语堂写苏东坡，没有主题先行、政治正确的故意和必要。他是想把他喜欢的一个中国人——长期心仪的苏东坡，还原出来，介绍给西方。他还掌握了充分的素材。故这本书里的苏东坡，非常丰满、真实而平易近人。
林语堂为什么特别喜欢苏东坡呢？苏东坡在文化上，涉猎领域广泛，举凡诗词、绘画、散文、书法等等，每一个涉及到的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和境界。这当然是林语堂喜欢他的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
林语堂喜欢苏东坡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人的性情。苏东坡不止才华横溢，还是一个永葆赤子之心的人。而且，苏东坡在任何境遇下，即使遭诬下狱之后，即使不断被贬官流放，一直都能安然自处，且每到一处，都有诗词佳作，都尽力做些有益地方民众的事，还跟很多人，尤其是普通人，成为了好朋友。
林语堂用了一些西方人能理解或者会喜欢的说法，介绍苏东坡。比如，他说，苏东坡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他说，苏东坡身上的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尔雅。最后，他归结到一点，那就是，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们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句话，最能概括苏东坡这个人的特质了。
如此风范的苏东坡，是林语堂的理想和骄傲。所以他写的《苏东坡传》，发乎内心，亦庄亦谐，生动有力，真笃诚恳，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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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说苏东坡，必须提到乌台诗案。这是苏东坡人生的转折点，它开启了苏东坡的“人生突围”。
嫉妒是普遍的人性，古今依然。今天我们喜欢的高标耿介、才情四溢的苏东坡，当时遭到了一大群人的羡慕嫉妒恨。
嫉恨苏东坡的这些人，不是普通人，而是朝中的一些大臣。苏东坡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才华，还有那些漂亮的诗文，亮瞎了他们的眼。当然，他们的嫉恨，更有政治党争、排斥异己的重要原因。
他们带着嫉恨之心，在苏东坡的诗文里，找到了其批评时政乃至批评皇上、有逆反之心的诗句，收集起来，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
于是，苏东坡被逮捕，下狱乌台（御史台）。苏东坡甚至做了被处极刑的思想准备。最终，因太后及朝中良知之臣的帮助，苏东坡免于一死，被贬谪到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时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这一年，苏东坡45岁。
从乌台诗案到贬谪黄州，是苏东坡的大不幸。少年天才，青年及第，政治明星，从地方到朝廷为官，再到地方挂职。及至盛年，沦为阶下囚，赴蛮荒之地任小吏，还不得“签书公事”，不领工资，生活失去来源。黄州地方官送他一块荒地——东坡。苏东坡于是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和家人……
黄州是苏东坡的落难地，却也是他实现“人生突围”的福地。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到元丰七年（1084年），苏东坡谪居黄州五个年头。期间，苏东坡创造了文艺方面的奇迹，走向了他一生中的巅峰。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苏东坡成全了自己，又成就了黄州及赤壁。
苏东坡的《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寒食帖》等千古名作，就是在黄州横空出世的。其旷达的性情，豪放的风格，在黄州成熟。在黄州，他把词的境界，从“樽前”、“月下”，提升到生命和人生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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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然而，更不幸、更凄惨的生活，在等着苏东坡。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苏东坡还朝，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八年之后，又被劾奏为“讥斥先朝”，被远贬惠州、儋州——流放到当时中国极偏僻的南海之滨、天涯海角。
流放惠州的苏轼，已是六十岁的老迈之身。惠州在岭南，属瘴疠偏远之地。
初到惠州的苏东坡，写了一篇游记——《记游松风亭》。文中，他说自己来到松风亭下，“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这就是苏东坡流放惠州后的禅悟：身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于是随处皆可“熟歇”。苏东坡遂于白鹤峰下，买地数亩以筑屋，作了久居之计。
然而，苏东坡的朝中政敌，容不得他如此惬意。于是，进一步将苏东坡流放到儋州。海南岛（琼州）的儋州，更是人迹罕至、瘴疬丛生。
这时的苏东坡，明白了自己的最终归宿，那就是“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
苏轼在儋州的生活之苦，远超以往。最初，他住在年久失修的公房，地方政府有好心人帮他稍加修葺，被当局得知，将东坡逐出。苏东坡就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命为“桄榔庵”，于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
从惠州到儋州，共七年，是苏东坡一生最后的流放岁月。期间，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生活对他的刻薄，命运对他的残酷，于其暮年，达到顶峰。
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当年五月，苏轼被赦免，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
公元1101年8月，六十六岁的苏东坡，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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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苏东坡于辞世的六十多天前，在诗作《自题金山画像》里，总结平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正是在这三个荒蛮之地，苏东坡完成了由蛹到蝶的转变，实现了从书生到文豪的华丽变身。这三个带给苏东坡深重苦难的地方，却给予了他文学艺术上的滋养、提升，使他的人格精神得到淬炼、升华。
不幸对很多人，是灭顶之灾。对苏东坡，却是一种成全。但这样说，似乎并不准确，也显得过于残忍。我们知道，仅有不幸，成全不了苏东坡。
不幸犹如淬火，能够成全苏东坡的根本原因，是他心中始终有一股道德或曰正义的力量，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初心，或叫良知。他不背弃正义和良知，做不到所谓圆滑处事、附炎趋势、苟且偷生。他每有权力，就要按良知去行好事；每在朝堂，就按初心去发直言。
他以自我评判和民生实际，作为立身与立场的圭臬，反对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也不赞同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的激进、罔顾民生的做法。两边不讨好，两派都排斥他。
性格就是命运。正如他的自我评判：一肚子不合时宜。然后，他就不断遭遇贬谪、流放。
如此人品道德——对自己为官处事的原则、主张，始终坚定不移，构成了苏东坡主观世界的主心骨。这是一根定海神针，使苏东坡在宦海中起伏的人生，没有迷失灵魂与方向。没有如此人格精神，我们不可能喜欢苏东坡。
所以，他虽然长期卷在政治漩涡中，不断滑向人生的低谷，却仰无愧怍，俯无悔意，把功名与利害，置之度外，因此思想光风霁月，精神不忮不求，心地坦荡光明。当他跌落生活的谷底，文艺反而成为他超越苦难的阶梯。
而他的文艺创作，因为超越苟苟营营，随时随地吟诗作赋，纯然表达心之所感，以一颗有温度的心灵，牢牢扣住生活、情感最本质的要素，达到生命、人生的至高境界，便成就了他在诗文书画等文艺领域的卓绝之美。
于是，我们在他的笔端，总能能听到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顺从的忍受，更有梦幻的觉醒、情感的寄托、精神的超越。
所以，我们喜欢苏东坡的诗词书画，更喜欢苏东坡的人格、品行与性情等主观精神，而后者，更接近我们普通人的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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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苏东坡的性情，大体上可以总结为安、融、超三个字。所谓安，即如他的诗句——“吾心安处是吾乡”。所谓融，即融入所到之处当地人的生活与习俗中，与各色人等尤其是底层人民，融为一体，建立深厚的感情。
所谓超，就是超越苦难，超越平庸，在所到之处发现美，感悟生活，怀揣对自然、对人生的诗意与哲思的关照，建立起在任何环境下都泯灭不了的文艺的美学世界。
苏东坡有大量在地方任职的经历，他在这些地方，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好事，比如在徐州营建河防，在杭州修筑苏堤等等。
而黄州、惠州、儋州，是流放之地、苦难之地、偏鄙之地。苏东坡是带着冤屈、失落、失意，到这些地方的。但这些地方，并没有成为他的伤心地。
他不仅很快适应了这些地方，且把心安放下来，以行动，用热爱生活的态度，在这些地方发现快乐，寻找美好，找到归宿。
他在黄州，向农夫学习，躬耕东坡；把当地人不喜欢吃的肥猪肉，做成美味，发明了千古流传的“东坡肉”；他频频游历山水，由此写下一系列美丽超迈的诗文。
他在黄州结交了一群新朋友，其中有和尚、道士、文人、地方官员，也有平民百姓。这些人，或陪他一起饮酒、喝茶、游历，或帮他解决生活的难题，只因为他是一个有趣有才有温度的性情好人。
他写下“小舟从此去，江海度余生”的诗句，黄州人误以为他走了，整个黄州都惊动了。他眷恋友情、亲情。他在黄州怀念弟弟苏辙，而他怀念苏辙的时候，总能写出一生中最好的诗词，例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惠州，他不仅随遇而安，还拿出微薄积蓄，并动员苏辙集资，用于市政建设。他推广秧马，建立水力碓磨。他与当地百姓情深意笃，并在融入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乐趣。他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苏东坡到惠州，很快恢复了乐天派的性格，读书、作画、写诗。“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谁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内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只看这首《蝶恋花》，就知道在惠州的苏东坡，依然迸发着性灵充沛、热爱生活的诗情。
他被流放到更偏远蛮荒的儋州，依然不改幽默旷达的性情。当时，其弟苏辙被贬到雷州，与儋州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在儋州的苏轼，清贫如洗。为糊口，他甚至卖掉酒器。但他没忘读书，他最爱读的，是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如一位吟游诗人，在田野间边唱边走，以诗歌自娱；他在儋州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常去串门，跟他们饮酒聊天；他常给乡邻看病、开方……
他每到一处，都渡危抓机，从容应对，安贫乐道。尤其是，苏轼晚年的流放岁月非常艰苦，却仍然能够超然洒脱，自得其乐，保持那种俯仰天地，笑看沧桑，诗书相伴，悠然自乐的情怀。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苏轼渡琼州海峡返北，至悍江，自舟中看月，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显然，半生流放，至垂暮之年，皓首残躯的他，竟依然乐观放达，心有清朗之气！
就这样，不抱怨，不焦虑，不等待明天，不向往远方。苏东坡把每一个环境恶劣、生活艰苦的所到之处，都过成了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