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父亲（13）

2008年9月19日

        我人生的第一个暑假开始了，谢绝了县城里曹婆婆的挽留，我固执地回到了小镇，毕竟我一学期未见到母亲和弟弟了，童年对父母的依恋总是那么刻骨铭心。

        弟弟已经三岁，半年的分别并未让他感觉到我的陌生，很快，潜藏在血脉中的亲情显露出了最温情的一面，除了完成暑假作业外，我便是带着弟弟玩儿，以便让母亲能够有时间去小镇口的刺绣作坊做点短工贴补家用。我依然要和院子里的小冯霞打架，而且因为我的瘦弱总是被教训得鼻青脸肿。打架后我们依然会在一起玩游戏，见了“世面”的我游戏方式已经超过了同龄小孩，以至于没多久我就开始成了游戏的主角，教会了街坊孩子们那些我在乡下学到的游戏，而弟弟则只能屁颠屁颠跟在后面，但这样也打发了不少的时光。

        天气很热，小镇的男女老少都乐意到涪江边泡着，而母亲却严令我和弟弟绝对不能够到江边去，否则就会挨揍，对母亲从前那些日子暴虐的记忆使我终究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小伙伴的父兄们带着他们去江边游泳。就连那个经常让我吃苦头的小冯霞，也因为她有一个水性极好的哥哥而格外得意，这实在是一件让我郁闷的事。我开始盼望爸爸能够回来教我游泳，可父亲把探亲假安排在春节，这个假期我是注定只能带着弟弟乖乖地远远的羡慕着那些可以自由下河嬉闹的伙伴们，这滋味实在不好，甚至让我在平时游戏中都感觉到低人一等。

        当然我也有值得自豪的事。由于非我情愿的跳级，和我玩的同龄伙伴几乎都没有上过学，能够认不少字那可是值得骄傲的本领，小镇的父母们甚至毫不掩饰他们对我的称赞，有时当着伙伴们的面极力夸奖我委实让我感觉到难以言说的惬意。我想，这多少让我因为不能够到江边嬉闹而产生的沮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补偿。

        这个暑假依旧因为不能够像伙伴们一样下河洗澡而让我感到在记忆中缺少真正可圈可点的印象，除了几场夏日寻常的暴雨外，那些夕阳西下时才穿了裤衩赤膊往来穿梭在小镇的游泳归来的人便是最深刻的印记，而我的暑假生活却乏善可陈——唯一的欣喜是小冯霞的哥哥偷偷带我坐了一回轮胎让我感受到除却江水凉爽外的惊险刺激（小镇有些人家用轮胎做游泳圈玩横渡涪江的把戏），而这次冒险也因为跛脚周姨对儿子的责骂戛然而止。尽管如此，但对于我的母亲来说，这个假期无疑是记忆深刻的。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一个重大的转折使母亲看到了生活开始变得美好的希望。

        在假期里的某一天——或许是经过了此前较长时间的酝酿而我作为孩子并不可能知情——母亲居然获得了一份在当时看来是比较固定且收入稳定的工作，这足以改善当时家庭经济的窘迫。我是从那个神秘的劳动工具运抵小镇时所引起的轰动才知道母亲拥有了一份多么美妙的工作的。在当时，这个劳动工具的神秘诱惑超过了工作本身，毕竟开创了小镇的先河，这工具就是由母亲和我的一个远房姑婆在街道支持下借钱从上海买回的一台捷克斯洛伐克产的27英寸黑白电视机，她们准备靠放映这先进玩意儿来挣钱养家。于是，我也因为这件事而记住了这个算不上快乐的暑假。

        这是小镇上有史以来第一台正规的黑白电视机——此前不久一个名叫周维富的医生利用自己的物理知识自己装配了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非正规的，且经常发生故障。不过，这并不妨碍随后周医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母亲与姑婆组成的放映小组的免费技术顾问。现在看来，那个医生还真是个通才，他曾经当过兵，后来是小镇民兵副连长，他和妻子都是行医的，他物理知识很棒，常常热心地为小镇人们维修一下半导体什么的。若干年后，在皂角小学任教的大姨妈和大姨爹相继退休到小镇定居，姨爹因其丰富的文史知识被小镇政府委托为《太和镇志》总撰，可令我遗憾的是他竟然没有把这台电视机写入镇志中。

        那段时间，母亲是激动的，她和我的远房姑婆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个在当时看上去屏幕非常大而且通体有着美丽木纹的庞然大物。她们请木匠做了一个大柜子来放置它，并严格地按照别人替她们翻译过来的说明书的要求维护着它。这台电视机的出现给小镇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奇刺激，当然也给母亲和姑婆带来了比较稳定的收入。那时我常听母亲很感激地说起“组织”，其实就是为母亲提供借款担保的街道居委会以及当时相对来说比较富有同情心的小镇革委会领导。他们把当时的镇革委礼堂——一个名叫王爷庙的寺庙——就是从前逢场天我经常站在台下看民兵把捉来的小偷流氓以及投机倒把分子绑在那里吊牌示众的那个地方连同他们开三级干部会的条丝椅一起无偿提供给母亲的放映小组，（关于这个礼堂，我将在后面大篇幅地描写其中的神秘，那保存在记忆中的神秘至今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而它几乎导致我对后来所有无神论的东西产生过不可遏止的怀疑），每月交纳三元钱电费。作为朴素的报偿，母亲她们不会收取住在礼堂两侧厢房中的干部和家属们看电视的费用，那时的费用是五分钱一张票。

        母亲口中的“组织”在七十年代最末一年的这个夏天表现了对一个成分不好的子民应有的慷慨与关怀，这多少得益于政治气候的某种良性变化。除了提供放映电视节目的场所和必要的设施外，他们甚至替母亲制订了票价，规定了每月固定的收益为二十四元钱，这在当时应该不算是低薪了。而一个月放映电视的收入是远远高于母亲和姑婆的工资的，那些钱被存了起来用于偿还购买电视的债务。

        小镇的夜晚因为这台电视机的出现而使人们充满了期待。遇到好的电视节目甚至出现观看的人群一直站到了礼堂的大门台阶的情形。一个记忆深刻的例子是在播放故事片《画皮》时，那礼堂竟然容纳下了近五百人，而镇里领导很明智地派出了民兵维持秩序，票价也临时涨到了一毛钱，那时小镇的常住居民应该不会超过一千人的。那个晚上我同样有着清晰的记忆，当节目结束时，母亲和姑婆在革委会的接待室清点票款，她们几乎惊呆了，达到了四十多元，几乎就等于她俩一个月的薪水。当然，这样的情况并不常有——那时白天是没有什么吸引小镇人的节目，晚上有时停电，而且有时会出现体育比赛的录像节目，而这些在当时是没有什么观众的。母亲订了一份电视报，但那时的预报似乎并不准确，往往因为没有按照预告的节目播出导致观众的不满。后来她们干脆守着全部节目结束然后从专门的节目预告中知道第二天晚上的节目，再把它写小黑板上挂在礼堂外面。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着，半年后，她们还掉了借款，但工资并未涨上去，她们乐意进行某种积累，毕竟，她们预感到这是一个非常短期的行为，在小镇最大一家旅店一年后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后，她们的放映生意明显大不如前了，但她们依然坚持到了1981年四川大洪水之后。

        在这个暑假里，我近水楼台却没有看到什么电视节目，虽然我很想看，但是我得带三岁的弟弟回家睡觉。电视节目一般在十一点左右结束，而弟弟是等不了这么久的，连我也会困得不行。小时候的弟弟是很胆小的，到了晚上就怕黑暗，于是在很多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尤其是当他白天和我争抢了吃的玩的，到了傍晚他便开始变得老实，可怜兮兮的，呵呵，我是连哄带吓的领他回家里。现在想来，这多半源于一种儿童英雄主义的萌芽，我非常乐意他轻声叫着“多多”然后在黑暗中往我怀里钻，然后沉沉睡去。当然，有的时候我和弟弟会和几个镇上干部的孩子在放映电视的礼堂后面的柴屋玩捉迷藏，有时也会在礼堂台阶下的空地玩一些小游戏，比如“打皇帝”或者”金跪银跪“什么的，带着儿童的赏罚心理玩着那些折射现实与历史的游戏。

        直到后来有一天发生了那件神秘的事之后，母亲再也不允许我和弟弟踏进礼堂后面的柴屋。这件神秘的事其实就发生在这个夏天，母亲她们开始放映电视后不久，而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使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着一些神秘的现象，我并不愿意把它看作是某种幻觉，当然也不认为是迷信，总之，它的发生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怖而一度在这个暑假拒绝再带着弟弟晚上回家睡觉，宁愿一直守着母亲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