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民国商界的传奇女子
董竹君：民国商界的传奇女子
青楼歌妓到督军夫人
“十八层楼，十三层楼”是老上海们对锦江饭店的爱称，是上海最具传奇色彩的老房子之一，曾接待过134个国家的500多位首脑人物，被誉为“世界政要的行宫”。
谁能想到这座富丽堂皇的宾楼最早只是一个小菜馆，而它的创始人董竹君竟是一名弱不禁风，独自抚养四个女儿的母亲。
董竹君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从沦落青楼，到赴日本留学，之后又经过三次创业的起起落落。从青楼女子到商界大亨，成就一段民国商界的传奇。
1900年，董竹君出生在上海滩一个贫苦人家，父亲拉黄包车，母亲是给人做粗活的“娘姨”。父母为她取名叫毛媛，小名媛媛，因为从小长得乖巧，聪明伶俐，邻居都叫她小西施。
如此一个家庭，在这乱世，活得连狗都不如。因为营养不良，董竹君的弟弟和妹妹先后夭折。
父母虽无文化，却不闭塞，坚信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于是，想方设法把董竹君送到私塾里念书，董竹君也聪明伶俐，颇得赞赏。
岂料13岁那年，父亲就生了重病，家中一落千丈，学费自然是付不起了，连基本的温饱也成了问题。走投无路之际，只得把女儿押去当卖艺不卖身的“清倌人”。这一年，董竹君只有13岁。
因为生得标致可人，且歌喉清婉，才艺非凡的董竹君，很快成为成了头牌，老鸨把她当作摇钱树，每天有接不完的生意，从早唱到晚，老鸨开心地数着钱，嘴巴都笑歪了，而董竹君却累到上气不接下气，觉得日子异常难熬。
当时光顾青楼的，除了一些有钱的好色之徒，还有一小部分是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夏之时是个不折不扣的青年才俊。早年参加孙中山的创业团队，辛亥革命成功后，年纪轻轻就在四川握有军权。后来因为反对袁世凯搞帝制，被迫躲到上海避难，借青楼掩护，开会商议国家大事，因此结识了毛媛。
董竹君回忆，当年来妓院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每个都是嬉皮笑脸的，眼睛滴溜溜的往女人身上瞄。但夏之时从来不跟她说一句玩笑，表情始终都是很严肃。
有一次夏之时问她，怎么会干这一行，家里还有什么人。
董竹君进入妓院以后，由于深感悲痛和恐惧，对所有人都非常冷淡，从来不说自己的任何事。这次她却觉得夏之时非常亲切，不知不觉全部都说了。
夏之时也给她讲了很多革命之事，让董竹君越发崇拜他。她渐渐对这位比他年长12岁的男人心生爱慕。
“我更细心地观察夏爷了，见他身材高壮、肤色白润，额宽、眉清目秀，两眼炯炯有神，神态英俊，性格豪爽，24岁就任四川都督真是一位英雄豪杰，自此我就更加爱慕他，并留心夏爷是不是真心爱我，对镜自照，暗自喜欢，以我的相貌是应当配一个爱国英雄的。”
董竹君：民国商界的传奇女子
夏之时豪放多金，赎出她本来不是问题，可是董竹君不愿意，觉得这样就是对方买回的东西，没有尊严可言，日后会被人轻贱。于是她把所有的绫罗绸缎珠宝首饰还给了妓院，并想办法逃离了这个火坑。
关于这次出逃，董竹君在自传中有这样的表述：
一直被束缚在身心上的什么东西全部解除了！能向天空飞翔似的浑身轻松，乐开了花一样。这是我第一次对自由的体会，永难忘怀！
她对夏之时说：
“我自己会想办法逃出去，不用你花钱。以后我和你做了夫妻，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你有什么稀奇的呀！你是我拿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所以， 我现在无论如何不愿意你拿钱赎我。大家有做夫妻的感情，彼此愿意才做夫妻，要不然多难听。”
董竹君没有被爱冲昏头脑，也不像现在很多女性那样愿意为爱做到无怨无悔无条件。对于婚姻，她提出了三个要求：
1.不做小老婆；
2.送她到日本求学；
3.回国后，两人组织好一个家庭，夏管国家大事，董管理家务。
1914年春末，他们在法租界的松田洋行举行婚礼。董竹君一袭白洋纱制成的法国式连衣裙，一双白色半高跟的尖头皮鞋，梳了一个法式的发结。而夏之时穿了一套七成新的燕尾服。那年，夏之时27岁，董竹君15岁。凭借过人胆力，昔日贫苦女子，青楼歌妓，一跃成为督军夫人。
董竹君：民国商界的传奇女子
从不屑质疑到刮目相看
婚后董竹君赴日本留学，入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然而这时，夏之时的自私和大男子主义也逐渐显露。不允许董去学校上课，而是请了家教，老师夏斧师将丈夫给她取的名字“毓英”改为“董篁”，字“竹君”，自此董竹君这个名字伴随了她一生。
在日本，董竹君用四年修完了日本女子整个高中理科的课程，期间也收获了他们的爱情结晶——大女儿夏国瑛。应该说这几年是他们婚姻当中最美满最甜蜜的一段时光。
然而每个传奇都有相似的开头，却有着各种各样的结局。
1915年夏之时奉命回四川，临行前，他给了董竹君一把枪，说是叫她防贼。但又强调，若是董竹君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就用它自杀。因为不放心娇妻，他还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到日本陪二嫂读书，以便监视董竹君的一举一动，以免她获得自由就红杏出墙。
虽然这些举动让董竹君不舒服，但董竹君念及夫妻情谊还是原谅了，更是放弃了巴黎留学的机会，应夏之时的要求返回四川合江。
一开始，人们都认为董竹君配不上夏之时。夏之时带她到革命党人家应酬做客时，那些清高男女个个斜眼看她，“一介青楼女子能念得好书？不过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极尽冷嘲热讽。
董竹君在四川，面对的是一个旧式传统的大家族。因为出身，一开始大家都她都很不友好。
夏之时母亲对儿子放话道：“一个卖唱的只配当姨太太罢了，况且嫁给我们这种大户算怎么回事？你赶紧给我娶个正房回来！”
董竹君先是用一大批从海外带回来的洋货分给家里的大大小小，上至老人下至小孩，还有家里的伙计丫头，一个都不放过。
在夏家的日子里，对家里长辈恭恭敬敬，对同辈刁难也处处忍让，打理家里的一切，每天从早忙到晚，任劳任怨。渐渐的，很多人看在眼里，也就对她无话可说。但婆婆总是对她挑剔苛刻，尽管内心忧虑、气愤，董竹君又必须得维护家庭和谐，只能处处委曲求全。好在夏之时对她还是极好的，这让她觉得一切都值得。
她白天上课，学习家政处理家务，夜晚挑灯奋战，读书看报，读到两眼红肿。除此之外，她亲自操持家务，缝纫、烧菜、洗衣、招呼客人、算账，将夏家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
当初看轻她的革命党人皆对她刮目相看，有一回国民党人来夏家拜访，赞叹道：“你们家前面朗朗读书声，后面一片织机声，真是朝气蓬勃，好一个文明家庭。”
终于，靠自己的本事，赢得了公婆一家人的肯定。不仅仅完全接纳了这个儿媳妇，还特意为她重新举办了隆重的传统婚礼。
当董竹君一点点打开自己格局的时候，夏之时却和她在思想上渐行渐远，事业也走下坡路，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英雄，在被免去职务后，天天赌博、喝酒、抽烟，动辄大发脾气。
董竹君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和出租黄包车的“飞鹰公司”。但因为经营不善，最终惨淡关门。而夏之时更是怀疑董竹君以此转移自己的财产，语言侮辱之外，更是用菜刀追杀董竹君。
旧社会重男轻女，董竹君接连生了四个女孩，这对大男子主义的夏之时和他背后的大家族来说，不可接受。夏之时觉得女孩是赔钱货，所以不让孩子读书。这对董竹君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她吃过没文化的亏。
由于时局动荡，后来董竹君一家迁居上海。随着两人的矛盾日益加深，董竹君不愿再在没有理解和体贴的家庭里当牛做马，不要再做冠冕堂皇的都督夫人。
夏之时对好友戴季陶说：我家搞成这样，说到底是我没用。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在外面混的一塌糊涂，一点社会地位都没有，但他家中有5个老婆。这个5个老婆在外面都是母老虎，到了家里都老老实实的，从不敢跟丈夫吵一句。我呢？大小也算是个四川名人，家里却一团乱。家里本来是月月吵架，后来是周周吵架，现在干脆是天天吵架，日子真的没法过下去了。
戴季陶笑着说：其实，如果你娶的是一个四川本地的名门淑女，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夏之时只能长叹一声。
董竹君：民国商界的传奇女子
从身体自由到精神自由
最终董竹君提出离婚，夏之时一直把董竹君看成是他的私物，董竹君离开了自己，无论如何是无法生存的。董竹君提出离婚，无疑就是个笑话。他说：
我们来个君子协定，暂不离婚，分居五年，你要是带着女儿没在上海饿死，我手掌给你煎来吃。”这是怎样一种轻蔑，她就应该这样卑微的依附着他才能活下去吗？
这样的婚姻不要也罢！1929年董竹君同丈夫正式分居，当时她已经29岁，结婚14年，是5个孩子的母亲了。
失望攒够了，再深的爱也有放手的一刻。董竹君悲愤交加，毅然放弃了在别人看来荣华富贵的生活，最终决定将在四川的小儿子留给夏之时，头也不回地带着四个女儿和年迈的父母离家出走，摆脱了家庭束缚。
这是她第二次为自由和独立逃脱。
这次出走，轰动整个成都。八卦新闻立即报道：
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出走女娜拉。
鲁迅先生曾提出命题“出走的娜拉怎么办？”她们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堕落，要么回来。董竹君却用最绚烂的经历给这个命题以第三种答案。
在五年的时间里，夏之时曾多次给董竹君写信：
“你若是想回来，随时都可以。如果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是可以改的。”
1934年，夏之时来上海赴约，第一句话就问：“五年到了，事业有什么成就？如果不行，还是跟我回去吧。”
最后，董竹君对夏之时说：“你再也不是当初我们相爱时的夏之时了，你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增添了许多庸俗的东西。”
董竹君最终在上海与夏之时正式签署离婚协议。离婚的时候，几个以前的好朋友也在做公证人，他们曾经见证过两人的相恋和结合，现在他们有亲眼看见了两人的分手，不觉都流泪了。
夏之时也默默流泪，但董竹君至少在外面面前，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对于离婚，她只提出了两点要求：
其一，夏之时不要断绝抚养费；
其二，一旦她有个三长两短，请夏之时念气情分，培养四个女儿大学毕业。
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夏家后，那点微薄的工资要养四个女儿，供她们读书，还要照顾家里的老父母。三天两头上当铺，几乎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抵押了。想要做生意吧，本钱又不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董竹君：民国商界的传奇女子
从督军夫人到商业大亨
1930年春末办起了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她开过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有些经商经验，经多方奔走筹集资金，远涉重洋，招回了一万元股资。
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北，群益纱管厂遭到炮击，被迫停工。
行走在崩溃的边缘的董竹君会是怎样的绝望？董竹君的脑海中曾想到过自杀，但顽强的董竹君很快便振作了起来。她不断地反问自己：
我自杀了，社会怎样看我?孩子们怎么办?一个人能有死的勇气，为什么不能以这种勇气顽强地“生”呢?
纵然世事艰难，创业艰苦，她从未松懈过对孩子的照顾和教育，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邪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
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宜感情通过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切忌任性……
董竹君与夏之时分手后，四川舆论界一片哗然，不少人钦佩董竹君的勇气，李嵩高便是其中之一。
他看到董竹君的窘境，遂慷慨解囊出两千块大洋，资助董竹君开办“锦江小餐”川菜馆。
她将餐馆选在市中心大世界附近的华路臬路(今宁海西路)上的一幢一底三楼的单开间。门前是宽阔的马路，大片的空地以便人来车往，吸引上层阶级的客户。
她将底层打造为大众饭堂，二楼、三楼作为雅座分成大小隔间，厨房则放在了顶层晒台上，没有油烟漫溢，客人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用餐环境。董竹君给餐馆取名“锦江”，以竹叶为徽，与“竹君”辉映。
董竹君：民国商界的传奇女子
为了鼓励女性追求独立，她还开办“锦江茶室”，聘请知书达理的女性当服务员，帮助她们取得经济独立，不依附于他人。
饭店的装修设计是中、西、日三结合的形式，风格独特，情调浓厚，墙上有张大千画的竹子，30年代著名摄影师郎静山先生的作品、郭沫若亲笔手书的“沁园春”。过道有鸟笼、鱼缸，还有色彩协调的盆栽花草点缀。
同时，锦江饭店还首创了一次性筷子，瓷器餐具上印着专属的标志——竹，菜肴重视色、香、味，花样品种繁多。
满座的时候，竟连杜（月笙）老板也得排队，有一回，他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就让招待员捎话给董竹君，赶紧扩充店面，房间不够，就用他的名义跟房东孙梅堂打商量。董竹君求之不得，孙梅堂误以为杜老板是她的靠山，只好尽力玉成。锦江向后弄深入，必须搭天桥过去，又是杜老板出面疏通，促使法租界工部局破天荒签发了特许营业执照。
扩充店面后，她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搞了一整套饭店的管理方法和制度，这套制度后来沿用了几十年之久，还培养出来一批中国酒店管理方面的精英人物。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董竹君的锦江川菜馆成为不少革命人士的避难所。她为抗日前线捐款捐物，支持抗日，创办《上海妇女》杂志，为女性发声。
1940年冬，锦江创办期间，为了躲避日本的威逼利诱，她带着女儿出走菲律宾，却在异国他乡遭遇太平洋战争。即便在流离失所的逃难中，她依然教导女儿，要穿得干干净净，略施粉黛。这并非是对穿着打扮的浅显追求，而是深知，这个国家尊重有钱人的传统。她的这一灼见与处世，后来让母女逃脱困囿——有一位绅士主动邀请她们搭他车子离开战乱之地。
1945年初，董竹君回到上海，但是当时的锦江两店已被代理人张某某弄得面目全非。董竹君战战兢兢，见机行事，方才化险为夷。
郭沫若困居上海期间，一直由锦江照料饮食，因此他称赞董竹君为一饭救韩信的“漂母”，还写诗填词以表谢意，其诗为：
患难一饭值千金，而今四海正陆沉。
今有英雄起巾帼，娜拉行踪素所钦。
1946年，董竹君唯一的儿子、从小养在成都的夏大明也返沪，一家人终于团圆。也就是在这一年，董竹君和她的五个孩子在上海凡尔登公园31号家院内留下了唯一的团圆照。数十寒暑，子女分居国内外，这唯一的照片成了董竹君的慰藉。
上海解放后，她以锦江两店人员为班底，创立了锦江饭店，然后将自己含辛茹苦十六年所赚得的十五万美元全部奉献给了国家，还交出了自己的花园住宅，她只保留了郭沫若书写的《沁园春》词和一套文房四宝。
她亲手培养的四个女儿，到美国学习钢琴声乐、攻读博士学位，三女回国后还参与创建八一电影制片厂，没有一个不像母亲那样，勇敢为自己闯出一片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曾在家里专门为董竹君女士设宴谈话说：多年来，你为党在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个人革命不容易，一个女人革命就更不容易，一个女人想做成一件事就更难了（指锦江饭店）。总理这样的评价，董竹君当之无愧。
1950年10月6日，夏之时以莫须有的“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的罪名被枪决，死于合江县城关镇，时年63岁。
前夫被枪毙的消息传到董竹君处，表面上已经跟丈夫恩断义绝的董瘫坐在床上整整一天没有说话。
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为夏之时平反，宣布这是一个冤案。
在特殊的年岁里，她不幸两次入狱，但在狱中，她仍活得优雅从容——把香皂放在床头枕边，临睡前用来贴近鼻孔，深呼吸几下，让香味带自己跳脱眼前的苟且，幻想诗和远方。
她不愿被冷酷的狱中生活打败，计划好自己的日程生活：除了两餐饭外，两次刷马桶和沿着室内小跑几圈。
剩下的时间，就先在脑子里回味美食，填饱自己的肚子，接着望着破壁上的裂纹斑渍，心驰神往地想象一些有趣的画面。
70岁生日那天，她在狱中祝自己生日快乐，并题诗一首纪念：
辰逢七十古稀年，身陷囹圄罪何见。
青松不畏寒霜雪，巍然挺立天地间。
1997年12月，董竹君在北京走完了自己97年的光阴。生前，郭沫若先生曾多次欲为她代写回忆录，她都以“无可称道”婉拒了。
回首一生，董竹君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对人生坎坷没有怨言，只是对爱有点遗憾。”她一生没有再嫁，在她北京的寓所床头，一直放着夏之时的相片。
晚年，她自传《我的一个世纪》里说：我从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