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留洋归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尽管这一时期中国战争连年，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但是，青年才俊钱锺书，还是凭实力一跃成为国内最高学府的教授，继而成为颇有名气的学者和作家。

时代的阴云密布，也无法掩盖他夺目的光辉。

在这个阶段，他做了三件大事，教书、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

首先是教书

1938年，钱锺书回国前夕，便收到母校清华大学的聘书。

清华再次为他破例，聘请他为外文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8岁。

因为一般刚留洋归来的青年学者，都需要从讲师做起，然后慢慢升到副教授、教授。

等他回国时，因为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清华大学已经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校址迁到了云南昆明。

在西南联大，钱锺书开设了三门课，包括“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和“大一英语”。

上过他课的学生，有许国璋、王佐良、穆旦、杨振宁、许渊冲，这些人后来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作家、翻译家。

根据许国璋先生的回忆，钱锺书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或者分析名作，而是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把文学史讲成了思想史。

他会认真地准备讲稿，但上课从不翻阅。

他才思敏捷，口若悬河，纵论上下古今，富有活力和幽默感。

听他讲课，就像是在听音乐，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只教了一年，便匆匆离开了。

他回上海探亲之后，便没再回到昆明，而是去了湖南蓝田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

当时他的父亲钱基博在这所学校任教，因为父亲老病，需要有人照料，他便接受了蓝田师范学院的聘请。

1941年，钱锺书再次从湖南回上海探亲，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彻底沦陷。

他没法再离开，只得在上海谋教职。

他先后任教于光华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暨南大学，还上门给人做家教。

在乱世之中，很难摆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但是，他在讲台上纵论古今，让自己和听讲的学生暂时逃离现实的困顿，超然物外。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安顿，钱锺书夫妇始终保持着旷达和进取的精神，从不萎靡颓废。

其次是写作

对于学者来说，输出自己观点最好的方式，一个是教书，另一个就是写作。

战乱和饥荒让无数家庭陷入绝望，要维持一大家子的基本生存，他们需要到处兼差，还要靠写稿补贴家用。

为此，杨绛开始写剧本，而钱锺书一手写散文、小说，一手写学术著作。

他完成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

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围城》，也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写的。

所以，围城不只是一个文学比喻，而是钱锺书创作时真实的外部环境。

日本兵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每天在交通要道上“陈利兵而谁何”，盘查过往人员，那种恐怖和压抑的氛围是实实在在的。

而这部语言精到、幽默感十足的讽刺小说，不只是一个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故事，还有钱锺书对当时社会环境和知识分子群像的生动刻画。

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现实原型。

张文江教授指出，《围城》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史上，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钱锺书在构思《围城》的时候，很想介绍一些西方文学的写作手法，用纯粹的外来手法写中国的故事，反映当时知识阶层的生活状况。

评论家能从《围城》当中，看到英国作家菲尔丁、毛姆等人的风格。

钱锺书和他们一样，都富有书卷气，都是天生的讽刺家，都擅长揭发虚伪、嘲弄愚昧。

《围城》出版后，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因而得以连续再版。

但是，在过去的文学史上，《围城》并不被重视，一方面是因为它不符合革命文学的叙事传统；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写作方式相当国际化，它比肩的是一些世界级的作品，而当时国内的评论界，对这种类型的作品缺少判断力。

直到数十年后，评论家们才重新认识到它的宝贵价值。

《围城》不是钱锺书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他写完《围城》以后，自己其实是不太满意的，所以，后来又写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百合心》。

他认为，《百合心》的水准超过了《围城》。

遗憾的是，1949年夏天，他们再次接受清华大学的邀请，从上海举家北上，结果在慌乱中把《百合心》的手稿遗失了，钱锺书也从此中断了小说创作。

再次是学术研究

除了文学创作，钱锺书还完成了一部重要的文学评论集《谈艺录》。

这本书可以说是《管锥编》的先声。

1939年，钱锺书在回上海的途中开始创作，历时三年完成初稿，后来又用了六年时间不断加以修订，前后经过十年的磨炼，直到1948年才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这本书贯穿古今中外，是钱锺书早期学术思想的结晶。

《谈艺录》是用文言文写的，它承袭的是历代文评和诗话的传统。

比如，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及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都是这个传统上的璀璨明珠。

但是，钱锺书不只是传统的继承者，他还是变革者。

他开创性地把很多西方的文艺作品和理论引进来，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对比。

他在《谈艺录》的序言里说，“东海西海，心理悠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在他看来，在东西方之间，不仅要有物质的交流，更要有思想文化的交流。

他大量引用西方典籍，来评点中国古代的诗歌。

《谈艺录》还有一个创举。

过去，读书人谈论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期，都会说是唐朝，这似乎已成学界定论。

但是，钱锺书独具慧眼，他在《谈艺录》中，主要的评述对象不是唐诗，而是宋朝到清朝的诗作，这打破了成见，为我们挖掘了很多古典诗歌的瑰宝。

这部著作，学问义理精深广博，浩然之气充塞其中。

书一出版，便大受欢迎，也让钱锺书在学术界的名气大增。

新中国成立前夕，钱锺书还不到四十岁，但已经是国内颇有名望的学者和作家。

鼎革之际，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大陆。

台湾大学、香港大学、牛津大学也都向钱锺书伸来橄榄枝，请他担任教授、院长或高级讲师，但他和杨绛经过慎重考虑，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

他们接受了母校清华大学的再次聘请，决定举家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