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丨真理标准1-4

第四回 真理标准  杨西光约请孙长江  罗瑞卿力撑胡耀邦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

４３岁的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讲师。经过半年的酝酿，他在妻子的病榻旁拟定提纲，在医院的走廊上翻阅资料旁征博引，1977年９月初，他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８０００字左右的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的王强华。

文章寄出去整整４个月没有一点消息。一直到１９７８年１月１９日，胡福明才收到了王强华的来信及文章小样。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

当时，“中央宣传口”恢复为中央宣传部，耿飚另有他任，由张平化担任部长。中宣部决定把原为民主党派报纸的《光明日报》改版为专门面向各界知识分子的报纸。正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习的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了清样。

杨西光:“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但是，他觉得这篇稿子是一位大学教师写的，学术味浓一些，有些学究气，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于是，他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最后由孙长江定稿并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杨西光还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通讯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11点，《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毛选编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

同一天，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说，“这篇文章有问题。”

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等人谈话，说这篇文章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不知是代表哪个中央的”。

当天晚上，中宣部长张平化把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人召集到钓鱼台，他劝告大家辨别一下这篇文章，要用鼻子嗅一嗅。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

而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胡乔木在社科院大会上讲话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谁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造谣，就是分裂中央。

6月20日，胡乔木专门到胡耀邦家里，对胡耀邦说，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要造成党的分裂。胡耀邦没有接受胡乔木的意见。

华国锋则指示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讨论“不介入”、“不表态”。

随后，中央主管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则一再召开会议，点特约评论员，点胡耀邦的名，进行批评指责，一再下禁令，要求“下不为例”。因此，华国锋也在胡耀邦面前直接点了吴江、杨西光、胡绩伟的名。形势骤然紧张，高压之下，鸦雀无声。

面对当时严峻的政治气候，首先要负发稿责任的吴江思索再三，决定冒险撰文反驳，于是他在孙长江的协助下，迅即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并于6月24日在《解放军报》发表。

这篇文章系“顶风而作”。其时中央宣传系统已下达禁令，事涉当时最敏感的文章，《理论动态》不能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不能发，《红旗》更不可能发。而“两报一刊”中，唯《解放军报》系中央军委直管。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亲自抓。

胡耀邦与罗瑞卿作了多次电话商量。文章最终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横跨三个版面发表，这种安排，该报尚没有先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天以显著版面转载，新华社亦当天转发，打破了文章转载一般在次日的惯例。

就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发表的第四天，包括军队纷纷对这场争论作出反应，并公开表明态度。

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6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宋平同志在甘肃省委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展开真理问题大讨论，一些省市党委和大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讨论，发表讲话。

1966年3月18日夜，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被迫跳楼，左腿致残。“文革”结束以后，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有一次他到部队去看前沿阵地的工事，结果费了很大劲儿才被抬到阵地。后来他给中央写信要求出国治腿，罗瑞卿赴德治疗。1978年8月2日，手术顺利完成。罗瑞卿苏醒后，德国医生对他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没想到8月3日凌晨，罗瑞卿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

二、谭震林“奉陪到底”

恰在这时，《红旗》杂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约请老同志写文章。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谭震林写出了文章初稿，于10月下旬送到《红旗》编辑部。

编辑部看了认为文章的第四部分，都是讲的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应该删去。理由是，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已明令《红旗》不要对这个问题表态。不管以谁的名义发表文章，一旦《红旗》杂志刊登，就代表《红旗》的表态。《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得不持慎重态度。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将编辑部的意见向他转达。

谭震林说：如果说这篇文章的材料选用得不那麽恰当，这都好商量，至于文章的观点，丝毫不能改动。

送别时，谭震林又补充了一句：“这篇文章，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这就是我的观点。”

他又打电话给《红旗》杂志的负责人说：“对于文章的观点，你们要改我一个字，你们就不要登。”

谭震林声称：“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就是要挺身而出。《红旗》不找我，我也要‘放炮’。这场笔墨‘官司’，我要奉陪到底！”

《红旗》杂志只好将稿子送中央常委审查。文章先后由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进行了审阅。华国锋首先表示同意在《红旗》上刊登。于是，题为《井冈山斗争的实际与毛泽思想的发展》的文章，便刊登在《红旗》1978年第12期上。

三、邓小平“到处点火”

邓小平于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鲜明地表态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警告他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设置禁区。2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胡耀邦得到了邓小平强有力的支持。

年长华国锋六岁的胡耀邦，出生于湖南浏阳，是著名的共青团“三胡”（胡克实、胡启立）之一，且胡与邓有颇深的历史渊源：1937年，胡在延安抗大学习时，邓是他的老师，有师生之谊；1949年胡所在的第18兵团入川时，又被划归邓小平所部地第二野战军，有部属之情。

 1977年11月，邓小平与叶剑英接见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

1978年2月，邓小平出访尼泊尔前，途经成都作短暂停留，与当地官员赵紫阳等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

  9月14日，邓小平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访问归来，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到东北三省等地视察，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这是邓小平久已酝酿的行动。

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在南湖宾馆见了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接着离开长春到了沈阳。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很快，这股“逆流”卷遍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接着，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四、理论务虚会

1978年7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会议采取边工作边开会的方式，差不多开了两个月，直至1978年9月9日结束。

国务院务虚会议结束之后，李先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汇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都认为会开得很成功，务虚会这种形式很好。

当时鉴于“凡是派”与“真理派”之争，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让不同意见展开民主探讨，以便统一认识。这个建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通过。1979年1月18日，也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会议就召开了。

会议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义召开。会议名称为“理论工作务虚会”，邀请中央和在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人参加，各省派联络员。会期一个月。

1979年1月18日开幕，至26日，然后过春节，休息五天。2月1日接着开，开到2月15日结束。休息几天，进入第二阶段，3月28日复会。改以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的有关人员参加，规模扩大到四五百人，改名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所以由他负责务虚会的筹备工作，他在开幕当天作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报告。

会议第一阶段的气氛很活跃，做到了畅所欲言。议程安排也不是很紧，有点“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看了不少电影，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苏联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等，外面还没有放映，会上放映了。

在务虚会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央每天晚上都要接到各省来的告急电话，说“省委大楼被包围了”，“我们无法工作了，省委大楼内外都是静坐的群众”。一部分是要求平反冤假错案，大量的是上山下乡知青要求回城。总之，各种矛盾如火山爆发，使地方党政领导如坐针毡，纷纷要求中央拿主意，并要求理论务虚会不能再开下去了。

 与此同时，思想解放受到保守僵化势力的攻击。一些极左派把中国当时的思想解放说成是“五胡乱华”，还编成顺口溜在社会上传播，指名道姓地说什么“胡耀邦‘胡说’，胡乔木‘胡写’，胡绩伟‘胡编’，胡启立‘胡来’，胡克实‘胡闹’”，把中国的秩序搅乱了。还说，胡耀邦和胡乔木是邓小平手上的一把二胡，尽拉奇谈怪论的调子。

五、“西单民主墙”

几乎与理论务虚会同时，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

胡耀邦从1952年被毛泽东点将调进团中央，任团中央书记达14年之久。借助青年及民众的激情、民主思想，发起运动，既是政治的需要，也是一种娴熟的策略。他对刚恢复的共青团很是惦记，特地安排时间和团中央机关以及直属部门的干部见面。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全国的红卫兵组织。之后，共青团十大定于1978年10月中旬召开。这时，作为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的《中国青年》杂志也就定于1978年9月复刊。胡耀邦对复刊第1期准备刊发的、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的《破除迷信 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也给予了赞同。

文章由胡耀邦亲自审阅过，然后刊发。不料，就在9月10日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从山西调来的韩英接到了汪东兴的电话。

汪在电话中对《中国青年》复刊号提出四点质问：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汪东兴批评的四条意见中有两条涉及“天安门事件”：“童怀周”，即“同怀周”的谐音。“周”即周恩来，“童怀周”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部分师生的集体笔名，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中，收集了天安门广场上众多的诗篇。1977年5月4日，《人民日报》曾编了一整版根据“童怀周”提供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而后以“内部发行”名义印行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一下子风行全国。

然而，在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时，200万册《中国青年》已经大部分印刷完毕，而且已经有4万多册发出。9月13日，韩英跟《中国青年》编辑部商量后，还是决定对《中国青年》复刊号进行修改，然后再发行。

9月14日晚，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中国青年》杂志组长以上的干部。复刊号上删去了“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补上华国锋的题词，补上毛泽东的照片和诗词三首，重新出版，并把已经发出的4万多份尽量收回。

就在这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得知要从复刊号上删去《天安门诗抄》，怒不可遏，在北京西单贴出了大字报：《救救〈中国青年〉！》。复刊号的复刊词《春风吹又生》、《破除迷信 掌握科学》，被人一页一页撕下来，张贴到了西单墙上。

顿时，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大字报。

西单墙是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的人行道旁，一排约有200米长的灰色矮墙。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在这排矮墙上贴寻人启事和小广告。从1978年春开始，有些人在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很多，一传十，十传百，逐渐形成一个自发的聚拢人越来越多的场所。

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应当把张贴政治性的大字报经常化，不必限于清明节。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当时，这就成了“民主墙”的倡议书。

民主墙上大小字报的内容很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诉，有批评建议，有揭发恶人丑事，有新闻消息，后期主要是政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民主与法制问题。

在西单墙张贴政治性大字报的初期，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过，“西单民主墙不可不看”。他还曾给一位青年写过一封热情的公开信，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一版以《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信》为题发表。

胡耀邦在信中强调：“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

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中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

  11月27日晚，邓小平接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邓小平说，“民主墙很好”，“人民有怨气，要让他们表现出来”，“大字报是宪法允许的”。此刻在“民主墙”前聚集了几万人听到邓小平的态度后，大家就欢呼起来，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游行。

第二天晚上，3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民主讨论会”。此后，“民主墙”前的人越聚越多，在西单民主墙前集会的人数达7000多人。 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后，集会的人数又猛增到两万多人。

1978年12月5日，魏京生以“京生”为笔名在“民主墙”上贴出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报。

1979年元旦，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西单民主墙”上贴出署名“一个中国青年工人”写给美国总统卡特的信。信中请求卡特帮助他实现到美国去的愿望。

中央高层内部开始对务虚会有不同的声音，于是，1979年2月15日，理论务虚会暂时休会。3月30日，邓小平向理论务虚会全体人员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

3月29日，北京市政府宣布查禁一切形式的大字报。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 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