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摘抄
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书名叫《故国人民有所思》，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作者陈徒手，他依靠当时的档案，选择了十一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学者的生存环境。据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三分之一强。温故知新，这些看起来是距离我们比较遥远的往事，今天读起来，仍然有借鉴意义。
读书，我有个习惯，随手摘抄一些语句，闲时再看、再思考，也许会解开一些迷团。让人对过去的人和事有多角度的认识。
1：《马寅初在北大的苦涩旧事》作者：陈徒手
［马寅初.浙江绍兴县人。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绍兴一个酒坊主家庭。1901年入北洋大学堂学习。1907年保送赴美国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6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19年出任北大首任教务长。因批评国民党政府，先后被关进息烽集中营、上饶集中营。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后，二十年代加入中共的老资格干部江隆基调派到新北大，出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一上任，就赶上北大从城内搬往城外燕京大学旧址。燕京原有家当不够，上级又希望当年12月开课，这期间又遇到一系列的突击任务，如俄文速成学习，中苏友好月，大规模采用苏联教材等，把江书记弄得疲惫不堪。
江书记手忙脚乱，他认定，新北大的行政机构是以原燕京大学的行政机构建立起来的，而原燕大的行政机构在帝国主义分子的长期麻醉与奴役之下是十分腐朽的，政治上不太可靠。那时的校长是经济学家马寅初，但仅仅是个摆设，颇为悠闲。1953年4月北大总务长文重向上反映说：“目前在汤（用彤）副校长的工作上没什么问题，能够有职有权，汤本人也很积极。主要是马校长的问题，马管的事情比较少，他自己也觉得不知怎么办好。
1954年春季，马寅初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他以此为由向高校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没被批准。到了55年初，他又提出让陈岱孙（北大经济系主任）来做校长，自己去做系主任，“这样轮流来做，上下也通气。”
1956年11月21日，民主人士雷洁琼召集会议收集教授对高等教育的意见，其中马寅初的意见最为显目，他感喟自己有职无权，只是一个点头校长。北大学报创刊，马寅初写了一篇《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文章，审稿人认为文章的观点有问题，不合上面的条条框框，不同意发在北大学报的创刊号上。他又接着写《洗冷水澡的经验》，照样没有刊发在学报上。作为校长，马寅初多少有些丢颜面的失落、无奈。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寅初在经济学界的学术位置是显赫的，连蒋介石都因他的影响力而有所忌惮。1954年3月，高教部到北大、清华、北师大检查非党行政人员的统战工作，对于马校长是否具备学问，北大党委说了这样的话：“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究竟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见1954年3月24日《北大、清华、师大三校重点检查统战工作简报》）
1959年3月起，受市场紧张的波及，北大的食堂大锅使用情况告急。北大原有20口大锅，但三分之二是坏的，都是补了不少补丁，其中有七至八口随时都有掉底的危险，几千人吃饭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时任北大书记陆平原任铁道部副部长，为此事回铁道部奔跑多次，央求旧部属为北大救急，无果。他又跑到市委找主管生产的副市长万里帮忙，就这一大圈的折腾，最终只是借到一口小锅。（见1959年3月8日市高校党委办公室《部分高等学校对日用工业品需要的情况》）大锅尚未解决，学生又反映由于灯泡不能及时得到补充，八个学生住一间的宿舍，不少已由两盏灯减为一盏灯。
1959年，北大党委对外最爱显摆的一个事，就是北大从1907年到1948年41年间才毕业学生6614人，而解放后十年间就毕业了7877人。（见1959年9月市高校党委《首都高校教育十年成就》）
2:《俞平伯：1954年的抵制和转弯》作者：陈徒手
［俞平伯，1900年生于苏州，其曾祖俞樾是淸末著名学者，父俞陛云为探花，俞平伯自幼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校期间投身新文化运动。1918年5月他的新诗《春水》和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一起刊登在《新青年》上。1923年出版《红楼梦辨》，与胡适一同称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1925年任教于燕京大学，1946年转入北京大学任教授。］
1954年，最高领导抓住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写的批判俞平伯学术著作的文章发表之契机，布置了一场新的思想斗争运动，引起全国知识界的震荡。
当时的北大文学研究所党组织对俞平伯观察、评价的内部报告，多少可以看到俞先生面对突然而至的政治运动所呈现的不解、愤懑乃至抵制的状态，看到他在众人帮助下逐渐承受、平复直至顺从的变化过程，从而使我们感受到早期思想运动可怕的双面性，既摧折了学人的抵抗和非议，又坚决地俘获斗争对象的认同。
文学所党总支写的《对俞平伯学术思想批判情况的调查》，汇总了俞先生的态度：
“对俞的批判展开以后，俞感到问题严重，情绪很波动，公开抗拒。他说：他们原来要搞我，我不再写文章总行吧。又说：我不配研究《红楼梦》，也不配研究古典文学。
他表现苦闷，安若无事，内心紧张，蔑视，看不起。如说“他（指李、蓝）说我唯心，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
他认为李、蓝对《红楼梦》的估价太高了。他说：《红楼梦》自发表以来并没有起好作用，如果没有色空观念，可能还好些，所起的都是坏作用。他们说宝、黛二人有煽动性的叛逆性格，捧得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历史的现实。”
在参加一系列批判会后，俞平伯开始在原则上承认李、蓝的文章是对的，甚至比自己高明。承认自己研究《红楼梦》是立场观点上的错误，认识到马列主义能够解决文学问题。所内好友余冠英向总支反映情况，其中一条“俞说学习马列主义，如饥似渴。”
3：《陈垣校长入党前后波澜》作者，陈徒手
［陈垣，广东新会人，1880年11月12日出生。1897年赴京应试不第。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院。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1958年底正式申请入党时，已是78岁的老人。按北师大党委1959年1月9日入党内部材料确定的口径：“陈是清末秀才，曾任北洋军阀国会议员，教育部次长，参加过曹锟贿选，以后专门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929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二十余年。”
中共军队入北平前夕，朱家骅、胡适等曾三次安排陈垣上飞机离京，但陈垣决意留下。他自己陈述的理由，对国民党无好感，而自己二十多年不问政治。在随后几年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垣表露了当时留京心态：“我是抱着怀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这一定有个道理。”
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他在不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表述：“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党。”他有一句名言：“过去几十年自己太无知了，恨自己接触党太晚了。”
大跃进运动来临，陈垣陷入一阵慌乱，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知“何去何从”，感觉再整理旧东西“不能为大跃进服务。”他诚恳地对党委的同志说：“历史这门学问太难了，自己过去的著作是否有错误已无能力辨别批判，希望一些研究历史的党内负责同志给予帮助。北师大党委向市委介绍说，陈垣几次表态拥护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想做一位“红色老人”、“红专老人”。
陈垣出任北师大校长时，他就只领导校长办公室、大辞典编纂处和研究所，研究所尚未成立，大辞典编纂处也空泛，造成他在学校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可负责。被校办一些工作人员戏称为“牌位”。1953年初何锡麟出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掌控全校的党政实权。陈垣对何的反映还是不错，一再对人说：“很久就盼望有这样一个人来。”“何校长太好了。”
有一次某系学生慕名来请陈垣校长题字，陈高兴地答应了，亲自拟好题词的内容，多是鼓励性的简单言辞，思虑再三，最后还得请何书记看看题词妥当不妥当才提笔挥就。（见1953年4月20日高校党委统战部《各校上层统战工作情况》）
1958年春夏，陈垣要秘书把报纸上登出的各类展览会消息告诉他，一有信息就急忙前往，先后参观了三大工程（宝成铁路、武汉长江大桥、鹰厦铁路）展览会。在三大工程展览会听到讲解员说这些工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时，一时感动不已，在现场不禁流泪。走出时看到门口的大雕塑说，“这一切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
作者在文章最后评论道：浸染多年，艰难磨合，陈垣政治性的表态巳经极为纯熟和老到，周遭的政治烙印已嵌入在他的思想形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