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文运动看儒佛关系
由古文运动看儒佛关系
陕西的法门寺，有一座藏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佛塔。按照传统，佛塔每三十年开一次，僧人将佛祖的舍利取出，供世人瞻仰。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恰好是开塔之年，唐宪宗在正月就派中使杜英奇押三十名宫人，持香花恭迎佛骨于皇宫，供养三日，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皇帝迎接佛骨一事在当时很快引发了朝野的礼佛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乡野士庶，不惜因此败家破产、烧顶灼臂。
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对此深恶痛绝，他上表谏阻皇帝迎佛骨的行为。他在《谏迎佛骨表》里说道：佛原本是异族夷狄，不懂中国话，不穿华夏衣冠，不懂儒家的伦理道德，不知封建礼教纲常，就算佛祖活着来长安，皇帝也应该以礼相待，然后送其离开，不让佛门学说迷惑百姓的头脑。何况佛祖去世已久，所谓“舍利”不过是枯骨罢了，不应该进入皇宫里。
中晚唐时的皇帝大多推崇佛教，所以唐宪宗勃然大怒，差点要处死韩愈。幸好有宰相裴度与崔群等大臣说情。但唐宪宗咽不下这口气——韩愈列举了很多历史典故说信仰佛教的古代帝王大多短命。他觉得韩愈这是在诅咒自己，于是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为什么要冒死谏迎佛骨呢？这要从他倡导的古文运动说起。从中唐时期开始到两宋，有一群文人士大夫发起了一场文体改革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倡导“古文”，反对六朝以来追求声律、辞藻、排偶的“骈文”。这场文化运动史称“古文改革”，首倡者是唐朝文学家、诗人韩愈。
那么，改革文风不过是文学领域的事，为什么要谏迎佛骨呢？原来，韩愈提倡古文改革，不仅仅是改变文风那么简单，他的真实目的是要通过改变文风，达到“反佛振儒”“尊王攘夷”的目的。
尊王攘夷是春秋时管仲提出的方针，“尊王”指的是尊崇代表华夏文明正统的周王室，“攘夷”指的是排斥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即周边少数民族。尊王攘夷思想对历代中原王朝影响深远，到了号称“华夷如一”的唐朝，这种思想一度衰退。大唐前期很强盛，对周边民族有着强大的控制能力与融合能力，周边民族也尊称大唐皇帝为“天可汗”。唐太宗曾经意气风发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尊王攘夷也就没人提了。
但“安史之乱”改变了这一切。安禄山与史思明都是胡人，而割据最厉害的河朔藩镇不是胡族就是胡化汉人。“安史之乱”时，唐朝势力急剧衰弱，后来在平定叛乱过程中屡屡借助异族兵马，不复当年“天可汗”号令诸胡的威望。所以，中唐时的文士普遍体会到春秋时四夷交侵的危机感，而再加上晋朝时五胡乱华的惨痛记忆，中唐文士们自然希望“尊王攘夷”，解决藩镇割据与周边胡患。
而佛教来自西方天竺，兴盛于南北朝，被士大夫们看作是与儒教对立的胡人文化，故而遭到他们激烈地排斥。正如韩愈在《谏迎佛骨表》中所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所以韩愈要通过古文运动“反佛振儒”。
那么“反佛振儒”，“尊王攘夷”为什么要通过古文运动发起呢？之所以从改革文体入手，是因为追求辞藻与对仗格式的骈文，不适合用于宣传儒家道统。只有“古文”才能充分表达思想精神，此之谓“文以载道”。
首先，佛教自东汉传入，经过魏晋南北朝发展壮大，在唐朝已经非常昌盛。这期间尤其是南朝梁武帝，改唐为周的武则天时期，简直可以称为“国教”了。上至朝廷大员下及普通百姓，大部分都信奉佛教。这从唐太宗的一封诏书就可以看出：“佛教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始波涌于闾里，始风靡于朝廷。”而儒学经过两汉经学后，逐渐衰微，影响不及佛道两教。韩愈想直接“反佛振儒”，不论在朝堂还是在民间，都是响应者甚少。
在朝堂，他谏迎佛骨差点被皇帝处死，幸好宰相裴度求情才得以免死。在民间，信佛者更是众多。这一方面是儒学高高在上，是读书人的事。另一方面，佛教更接地气。尤其是新禅宗（指中国禅宗六祖慧能改革后的禅宗）脱离了原先给佛经作注疏的修行方式，而提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新修行之法。此举不仅降低了学佛参禅的门槛，更让外来佛教变得高度本土化，还一扫诸儒繁琐之文风。禅宗六祖慧能本来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火工头陀，他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之法，让普通老百姓也相信只要心诚，则一定可以修得佛法。而反观儒学，读书人寒窗苦读十年，也未必学有所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儒家的群众基础太差了！所以韩愈想通过古文运动，改变儒学的面貌，让人易于接受。打个比方，比如今天你继续用繁体字写书，你的文化再高，看的人必定少数，曲高和寡。韩愈的古文运动就是要让儒学不再晦涩难懂，变得易于理解，广为流传。
但是就是在读书人的圈子里，大部分人却不买韩愈的帐。就连曾经在谏迎佛骨一事中替韩愈求情的宰相裴度也反对他的古文运动。裴度虽然赏识韩愈为人，但并不喜欢他的文章。裴度曾在《寄李翱书》中批评韩愈等人的文章有“磔裂章句，隳废声韵”的过失。他的意思是，韩愈的“古文”破坏了骈文的句式美与声韵美，让文章失去了和谐之美。
说到这里，让我们看看韩愈反对的骈文是什么。骈文格式多用四六句，句式整齐，看起来华丽悦目，读起来朗朗上口。这就是骈文一直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骈文是种华丽的文体，对辞藻、用典、音律、排偶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要写出一篇精美的“骈文”，需要很深厚的文学功底。我们不妨举个骈文的例子。
由古文运动看儒佛关系
怎么样？美不美？还有王勃的《滕王阁序》等等许多美得让人沉醉的骈文！而韩愈等人效法“古文”所写的文章，句式长短错落，又无声韵之美。一个是整齐对称，一个是法无定法，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自然无法认同彼此。此外，韩愈的学生皇甫湜、孙樵等人虽继承了老师崇尚古文的理念，却把文章写得奇险生僻。古文创作因此落入歧途，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以失败而结束。
不过幸好古文运动后继有人！到了宋朝，掀起了第二波古文运动，这一次取得了成功。因为骈文虽然美则美矣，但是到了极端，就变成了不堆砌华美的辞藻就不舒服。客观地说，骈文中当然也有文理俱佳之作，但更多是一些形式呆板、内容空洞的刻意之作。华丽则华丽矣，就是不能好好说话。于是，骈文的过度繁荣反而束缚文学发展。韩愈虽然看到了骈文的缺点，但无奈自己的文章写得不够好，心有余而力不足。到了宋代则不同，欧阳修、宋祁都写得一手漂亮的古文。唐朝的古文倡导者行文往往有艰涩难懂的缺点，尹洙、欧阳修、苏轼等文学家将古文写得明白流畅而又优美古雅，于是古文渐渐取代了华而不实的骈文成为社会主流文体。第二轮古文运动获得了成功，故而唐宋八大家中，唐人只有两个，而宋人有六个。
韩愈提倡的“反佛振儒”在宋朝也通过理学部分实现了。之所以说是部分实现了，是因为宋儒的儒学早已不是秦汉的儒学，它是吸收了佛道的“新儒学”。儒家在两汉达到第一个鼎盛期，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繁荣，也使得这个诞生于先秦时期的古老学派走向僵化教条。同时，佛教广泛传播的原因是：佛教最大的特点是有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佛教有一个关于天堂、地狱、六道轮回那样宏大的世界观。与佛教相比，儒家学说暴露出哲学深度不足，理论体系不完善的弊病。
宋朝学者最聪明之处在于，不同于韩愈的一味排斥佛教，他们既批判佛教又吸收其理论。像程颢、程颐、朱熹等宋朝儒家大师，都是精通佛教教义的学问家。他们认为佛教义理高明详尽，足以弥补前代儒学理论体系不完善的缺失。与此同时，他们和韩愈一样，担心这种外来宗教完全取代华夏本土主流意识形态——儒教的地位。于是宋朝儒者借助佛理来注解四书五经，以儒学为本，吸收了佛教思想，从而逐渐实现了儒佛融合。
新儒学，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实际上是：才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