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光
《黑呦弯：缸沿的糖》
文/朱火火
严禁盗版 版权属于原主
"妹妹，老屋快塌了，我与小哥商量着准备拆迁，这是我们四兄妹的事，跟你知会一声。"清早，大哥的电话带着电流杂音传来。住在零溪镇的姐姐，想必也接到了同样的消息。电话挂断后，我懵了片刻。前些日子八月十五，几兄妹还相邀回去过，我和女儿拍了好几张老屋的照片，如今每次回忆年少时光，总会翻出来细细摩挲。
第一章 枣红色书案与破碎的童年
思绪飘回七十年代。那时的慈利县，只有一条街、一条澧水河，小小的县城被高山环抱。我家所在的村子在山脚下，名叫双桥黑峪湾。说起黑峪湾，就不能不提黑峪湾水库——那是发动全县人靠双手和肩膀一块块石头砌起来的水利工程，坝体的每道缝隙里，都嵌着数不清的汗珠子。那些陈年旧事，大多是父亲后来讲给我听的。
父母有双勤劳的手，白天在队里挣工分，晚上就着煤油灯，带着四个儿女破竹子、编竹箩筐竹篮，一家大小各有分工。
1977年，是我的横祸之年。那天，煤油灯芯爆出个火星，我趴在枣红色书案上，指尖碾着抽屉缝里的灰——那灰里混着些红糖渣，是上次偷藏的糖块融化后留下的痕迹。六岁那年的冬天，一群壮年汉子挑着撮箕，准备去二里地外的双安村挑石灰。县城只有一条主车道，“双桥”的地名，就因通往双安村的那座桥得名。汉子们没注意到身后跟着几个小尾巴：我和明华、明春、明香几个小女孩穿着花色棉衣棉裤，衣袖口被鼻涕蹭得油光发亮；立安、顺安、成安几兄弟穿着开裆裤，个个淘气，总爱拿棍子戳来戳去，我们一会儿闹僵，一会儿又和好。他们家十口人挤在三间土坯房，穷得几岁孩子夏天光屁股，十岁了还穿开裆裤。
那天，他们把棍子丢在路中央，几人争着去捡，我慢了一步，便坐在路中央耍起小性子。就在这时，一辆汽车呼啸而过，紧接着又是一辆，年轻的司机脾气暴躁，按了几声喇叭便从我身边冲过，后视镜挂住了我的棉裤。我像片枯叶被车轮卷住，身子跟着转了好几圈，瞬间没了意识。
小伙伴们吓得四处逃窜，哭的哭、喊的喊，司机跳下车也跟着大喊。双桥村车道旁的住户们纷纷围过来，里三层外三层。村里的喇叭突然响起：“朱化初、曹玉珍，你们的小女儿被车撞了，请火速赶到双桥头！”广播连播了几遍，去双安村挑石灰的汉子们扔下扁担，一窝蜂挤到我周围。那时的我，浑身的花棉衣已被血染成枣红色，小小的身子呼吸微弱。
父母赶到后，立刻把我送进医院。中医院的医生看着我的样子，一时没了主意。幸好母亲的哥哥在县委会工作，他托关系找来专治骨伤的医生抢救。后来听母亲说，我昏迷了七天七夜，那七天里，父母寸步不离，母亲的眼泪就没断过。醒来后，我的思维像婴儿一样空白，丢失了所有记忆，一切都要从咿呀学语开始。我总爱莫名发笑，脑子里时常冒出些奇怪的画面：比如看一个人，会觉得他的头和鼻子在变来变去，吃饭喝汤时，常被这些画面逗得呛到。母亲把我搂在怀里，指甲掐得我后背生疼：“幺儿记不住事了，以后可怎么办？”
九岁那年，我该上学了。车道旁有座双桥小学，我和几个比我小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那时头脑笨的孩子不少，语文、数学考零分的不止我一个——听说他们都得过脑膜炎，也是“半宝”。我并不孤单，和他们有了共同语言，懂不懂、通不通，似乎都无所谓。从此，我成了家里的“傻丫头”。
哥姐在堂屋分拣辣椒时，我蹲在豆芽缸旁数气泡，数到第七个总会突然愣住。直到那天，我在书案最底层的抽屉里摸到个硬东西：一枚1963年的2分硬币，边缘被磨得发亮，像块缩在掌心的月亮。
“又偷翻我的小人书？”小哥的声音从缸后冒出来。我慌忙把书塞进稻草堆——书里的字我认不全，但满是戴军帽、穿军装的小人儿，厚厚的一本捧在手心，格外好看。他弯腰把我拉起来，指尖在我头上弹了一下，我额头红了一块，却笑个不停。
“昨晚又尿床了？”
“我没有！”
“死不认账！”
兄妹俩打打闹闹，从没断过。大我三岁的小哥，让我又爱又恨。他喜欢给我糖吃，又总爱逗我，拿我尿床的事编歌：“尿大个，尿大个，晚上尿床湿被窝。”他还爱把硬币塞进我嘴里当糖，有一次，我竟尝到了薄荷味的清凉——那是真正的糖，在舌尖炸开。
“记住这个味儿，”他蹲下来，鼻尖快碰到我额头，“等你数到一百只蚂蚁不打岔，就不傻了。”
幺幺家的朱立雄跟我一样大，他三兄妹总爱来我家玩，尤其喜欢我家的窑洞。每年冬天，几个孩子总在窑洞里偷红薯吃。有一次我没在场，立雄下洞被我抓了包，我气得追着他跑了一圈又一圈。立雄是个调皮的男孩，总爱跟着大人上山打鸟砍柴。如今回想那天清晨，我满心懊悔。他清早悄悄来窑洞拿红薯，想带上山砍柴时吃，我瞧见了，气鼓鼓地踢了一个红薯掉进洞里。看着他可怜巴巴的眼神，我当时就后悔了，虽没把红薯全踢下去，可这个坎在我心里搁了一辈子。那天清晨竟是我俩的诀别，下午传来的，是他摔下岸的死讯。他才十岁呀！这么多年，我一直为当年的小家子气愧疚哀伤。
那天傍晚下暴雨，我抱着从抽屉里摸出的瓷汤勺，躲进屋檐下最大的豆芽缸边。豆芽缸边有棵我与小哥两人都抱不完的核桃树，我常常在缸边捡核桃，用石头砸开硬硬的壳，里面的果肉真好吃。缸沿渗进来的水打湿了裤脚，凉丝丝的，混着稻草的霉味。忽然听见小哥喊“妹妹，妹妹”，声音裹着雷声滚过来。我扒着缸沿往外看，他正小心翼翼地扒拉父亲的裤子——父亲被泡豆子的开水烫伤了，疼得直跺脚。
“快叫大哥回来！叫姐姐去沟边捞些清汤曼回来，那是治烫伤的药材！”小哥冲我喊。
我拔腿就往沟边跑，我知道那药材在哪儿——父亲的《中华医典》里有图，他曾凭着这本书帮伯伯治过烧伤，我见过他到哪处沟边捞过。父亲的裤子被布料粘住，小哥往下扒时带起一层肉皮，父亲疼得闷哼一声。他指挥哥哥把清汤曼敷在红肿起白泡的皮肤上，那绿色的糊状物像青苔，铺满父亲的双大腿。父亲喘着气说：“不烫了，凉丝丝的。”
母亲晚上从县城回来，手提一大袋用米炸的吹火筒，我见到娘偎依在她怀里，她随手抽出一根塞进我嘴里，擢的我生痛，咬一口在嘴妙化，甜甜的吹火筒渣渣沾满嘴角，我用舌尖绕来绕去。娘听到父亲被烫这事，劈头就骂毛手毛脚，父亲委屈地辩解：“桶的提丝断了，能怪我吗？”
第二章 豆芽缸里的暖
天没亮，父亲的脚步声就碾过院子的碎石子，“咯吱咯吱”响。我扒着窗缝看，他挑着箩筐往辣椒地走。姐姐十六岁，辫子上总系着块蓝布帕子，挑着菜筐走田埂时，帕子随着步子一甩一甩。就算生理期疼得弯腰，她也只把帕子往额头上按按，从不说累。
“馋猫，伸手。”她从菜筐底下摸出颗糖，糖纸被汗浸得发皱，剥开时“刺啦”响。橘子味的糖球在舌尖化开，我舔着嘴角看她挑着空筐往回走，背影在晨雾中显得倔强又温柔。
大哥守着他的豆芽缸，从二里地的出水洞山沟引来自来水，水顺着胶管流进大水缸。十斤绿豆泡得鼓胀，倒进木桶时“哗啦”响，铺一层晒软的稻草。淋水时间要按四季温度调整，春秋四小时，夏季三小时，冬季五小时，稍不留意绿豆就会烧包，一缸全报废。两位哥哥总爱让我递瓢，却从不让我碰缸沿：“小丫头片子毛手毛脚，别把我的宝贝芽儿碰断了。”
七天后掀开稻草，绿豆张嘴露出白芽，从小木桶转进大缸时，像一群刚睡醒的胖娃娃。半个月后，缸里爆满，芽根长得像小蝌蚪。大哥和小哥蹲在缸边拔豆芽，丢进旁边的大水缸。我特喜欢凑热闹，数着浮在上面的绿豆壳。豆芽在水里一浮一沉，白花花晃眼。我数着数着抓起一把就扔进竹箩筐，绿豆壳洒了一地。小哥佯装要打，手落在我肩上却轻轻的，掌心带着稻草的粗糙：“傻妹妹，数到一百没有？数对了给你买冰棍。”
绿豆三毛五一斤，豆芽一斤卖两毛，十斤绿豆能长出一百斤豆芽，满满一箩筐能赚十多块钱。小哥爱藏零钱买糖给我吃，糖纸总是沾着他手心的汗味。
第三章 凤凰车与军功章
1984年春天，盖新房的灰沙砖堆在公路边，像座小山。父亲挑砖时腰上勒着宽布带，傍晚回来，布带浸得能拧出水。母亲给他揉腰，他疼得龇牙咧嘴，却往我手里塞颗糖：“幺儿，去叫哥哥们进来。”
我们兄妹四个，年龄相差三岁：大哥大我九岁，姐姐大我六岁。大哥是老大，二十二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叫上村里的青壮年和旁支叔伯来帮忙——那时候靠“还工”就行，不用开工钱。村子里住着的多是没出五户的朱家人，谁家有事，上门帮忙都格外积极。在朱家村子，爷爷算得上富农，虽然后来被安了地主成分，但也是靠勤劳攒下的家业。父亲兄弟姐妹八个，只有他继承了这份“泡在地里”的本事。
上门挑砖的人一波接一波，灰沙砖比红火砖新潮，父母商量后就订了这种砖。一条二里长的蜿蜒小路通向双桥公路，汉子们挑着竹嘎子、竹箩筐、撮箕，能装砖的家什都派上了用场，顺着小道来回奔波。年纪大些的仗着力气大，砖块把竹嘎子插得密密麻麻，顺肩挑起又放下，减了又减——原来灰沙砖比红火砖一块重几两，累得人直喘。一群年轻小伙互相取笑，小哥十五岁，力气大如牛，偏要和成年人比拼，几天下来，肩头磨得全是脱落的肉皮，还带着血迹。
村里的劳动力和叔伯们渐渐打了退堂鼓，母亲咬咬牙，发动她做买卖的朋友，去苗市请人。有了工钱，干活的人更有劲了，两万块砖头终于堆在了建房地基上。其实以前的木房子，还是我出车祸后对方给的补偿款修的，只是木排扇四面漏风。几年下来省吃俭用，才有了盖新房的念头。娘的娘家叔伯们都在外面发展，有远见；娘跑生意跑得多，眼光也活。她回娘家和血亲商量后，定下盖“四正四退”带偏平顶的二层楼。1984年那会儿，老百姓住土坯房不稀奇，哪个村子要是冒出楼房，能轰动好几个村子。
建房时家里最热闹，天天有肉吃——这都是种豆芽攒下的积蓄。瓦工是娘家的表兄们，伺候小工的是父亲这边的表妹表弟。瓦工砌砖需要石灰拌沙，还得掺点水泥，搅拌的活儿就落到小工身上。我二姑姑家有两个姐姐，姐姐蒋翠娥，妹妹蒋玉娥。她家住在背面的山间，山泉水养人，两位表姐虽穿着朴素，身材和脸蛋却像刚出水的芙蓉，白里透红，特别养眼。几个瓦匠工一天嘻嘻哈哈，干活都有劲了。玉鹅姐姐和曹华哥哥成了建房时的话题中心，玩笑开着开着就成了真，房屋还没建好，倒先成了一对姻缘。
我拎着水壶给大家送水，水壶晃得“叮当”响。二伯伯接过水壶时，胡子上的汗滴进壶里，“咕咚”一声；三伯父喝得急，水顺着嘴角流进脖子，在晒黑的皮肤上冲出道白痕。父亲站在台架下方接水壶，指尖的茧子蹭得我手生疼，他掌心里的砖灰混着汗，在我手背上印了个模糊的印子。砌墙的砖块高过头顶，需要搭木架，这时就有了难度，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人，一个人往上抛砖，一个人站在架子上接，灰砂砖磨手，个个手掌都有血泡。拌过的灰沙桨装进灰沙桶里系个绳，绳头随手一抛，站在架子上的人接住，用力拉扯，随手又递给瓦工，砌墙必须要这些石灰水泥沙桨，瓦刀在瓦工们手上舞得虎虎生风，递茶倒水的活儿，谁清闲谁就干。
两个月后，二层小楼的灰沙砖墙在阳光下闪得晃眼，成了全村的稀罕物。乔迁那天，母亲杀的老母鸡在灶上炖得“咕嘟”响，油星子溅在灶台上，香味漫过三条田埂。小哥凑过来，偷偷往我兜里塞了把水果糖，糖纸在兜里“窸窣”响：“以后你和姐姐睡一个房，房间能放两张床。”是啊，这么大了有时还跟父母睡，现在想起来，真有些不好意思。
年底征兵的消息传来时，小哥正在给豆芽淋水。他把瓢一扔，水在缸里溅起水花：“我要去！”他读书时宁愿在家挖荒地也不肯上学，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这次建房的辛苦，反倒坚定了他参军的决心。送小哥上车那天，我躲在槐树后，看他穿着新军装上车，军徽在太阳下亮得刺眼。车开时他突然回头，我的鼻腔发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心里满是不舍。
哥哥参军后，时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读书，他寄来的信我大概能看懂个全貌。哥哥的笔迹不算好，但字里行间全是对家里的牵挂，还说他们可能要参战。他在广西凭祥市的五零二五部队，靠近越南边境，时常有小打小闹。小哥在部队表现出色，很快成了一个组的组长，还谈了个女朋友，我见过寄来的照片，姑娘苗条漂亮。每次哥哥往家寄信，还会混夹几页她的字迹，那秀丽的小楷特别好看，我就模仿她的字，琢磨她写信的风格——字里行间，全是对小哥哥的爱慕，也透过笔尖向我父母传递着心意。
自从我家建房之后，父亲和叔伯们便动了修路的心思。那时候我们九组的组长朱长庆，是我家的旁支哥哥。父亲跟他商议，石灰、水泥、雷管需要花些钱，还要铁锤钢撬，费用由两个队平摊。下午刚放工，村长就敲起了铜锣，“铛铛铛”的声响把八队、九队的人全召集了出来，大家聚在公家的大操场里。
土坯铺成的操场上满是小孩的打闹声。我和同龄的小伙伴朱明华、朱立香、朱明春一起玩踢四方房子的游戏：一只腿弯起，用另一只脚踢小石子，把石子踢进粉笔画的四方格子里，压线就算输。我们三人正轮流玩着，小幺幺家比我小两岁的玉莲妹妹，正和四个小丫头玩抓石子，石子在手掌背面、正面来回拍打，她身上沾满了灰尘。比我们大些的女孩扎堆跳橡皮筋，玩得不亦乐乎；男孩子有的用一根细铁丝推着锈铁圈，摇摇晃晃地转圈，一旦没跟上，铁圈自己跑开，一群男孩就追着抢，谁追到谁接着玩。朱顺安、朱立安、朱成安三兄弟喜欢找朱付方玩“打板”——用书纸折成四方块，一人放一个在地上，另一个拿起自己的板举过手，用力拍下击打地上的板，能击翻面就算赢，对方的板就归自己。朱付方很有经验，找好角度一拍，对方的板就翻了面。朱成安光着身子，哭得鼻涕冒泡，引得小伙伴们哄堂大笑。他娘总说，家里的旧书全被他们霍霍光了，整天追着几个孩子打。
操场上挤满了人，热闹极了。父亲和村长对着两队的族人讲话，把我家建房时走山中小路挑砖的艰辛一五一十说了：下雨天走在泥泞里，容易打滑摔跟头，裤脚湿透的苦头，大家都尝过。话音刚落，众人纷纷表示愿意出人出力，每家每户都没有异议。两个队的朱家人你一言我一语，个个拍手欢呼——之前我家修房子时，两个队的族人都来帮忙挑砖，如今有人牵头修路，大家自然满心欢喜。
之后，村长带着一群人下山勘测路线，最后拍板：路从黑峪湾前方的山头开始修。那山头全是坚硬的大石头，当年修水库时就是就地取材，如今修路也一样，除了石灰与水泥要花钱，沙子、石头都是现成的。两个队加起来几十户人家，每户凑一点钱，水泥很快就到位了。
两个村的男女老少一起赶到水库边动工。修水库时，原本就有一条小道通到海军湾的路口，和规划的路线相隔不过几十米。刚开始修路时，大家男女搭配：男人们埋炸药炸山中的大石头，女人们负责砍伐树木。山上长着许多带刺的木瓜刺树，枝头结满绿豆大小的红果子，那是小孩子们的零嘴儿，酸酸甜甜特别好吃。山间还爬满了带刺的灯笼果藤，一串串红通通的灯笼果挂在藤蔓上，小孩子们争着摘来吃。刺头扎破手指冒出血，就用嘴嗞溜一下吸掉血珠，继续塞进嘴里嚼。尽管刺得舌头发麻，大家也习以为常，只求能填填肚子。
女人们一撮箕一撮箕地挖土，男人们主动挑运；年纪小的男孩帮忙捡石头，把小石头捡到撮箕里，力气大些的也跟着挑担子。弯刀、锄头、扁担齐上阵，大家同心协力，干得热火朝天。尽管男女老少手上都磨起了血泡、划开了口子，可吃过饭歇一会儿，就又接着干。懂瓦工活的劳力，主动承担起砌墈的活儿——路陡的地方，必须用石块混着水泥沙子砌起牢固的墙基。女人们负责拌水泥沙灰，个个干劲十足。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靠双手和肩膀出力，这条直达山顶、两米宽的简易道路，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终于修成。
此时村部下达通知，哪个队想要用电照明，就凑钱买电杆和缴电费。消息一出来，整个朱家村一片哗然。刚通公路，马上又要通电，大人小孩都笑得合不拢嘴。终究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两个队格外齐心，没多久，黑漆漆的村子就迎来了一片光明。
家里盖了楼房，父亲在双桥村出了名，还成了村里的万元户。朱家湾的广播从早播到晚，全是激昂的播报声：“表彰朱华初、曹玉珍，获评先进劳动模范，特颁发奖品——毛巾一条、铁水桶一个、先进劳动模范牌匾一幅，特此鼓励。”家中大门旁，“军属之家”的牌匾边，又多了一块荣光。
叔伯嫂子的娘家有个妹子，常来家里串门。那时候附近大山里长着带刺的粗茶树，叶子摘回来用开水冲泡就是红茶，夏天放一周都不会变质，口感极好。村里不少嫂子都爱采摘，晒干后用稻田里编的草圈装起来，背进城一包能换二角钱。我家大哥在朱家族里算得上能说会道，和叔伯嫂子的妹子一来二去互生好感，1985年下半年便办了婚礼。
在二层小楼里娶新娘，在村里格外有面子，娘还特意请人来放电影。一块四方白电影布，挂在一楼楼梯的外墙中央，楼上楼下都能看见。天刚黑，放映员就架好了器材，圆形胶片透着亮光，投射到白布上。战斗号声骤然响起，原来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斗片《小兵张嘎》。字幕刚隐去，枪炮声便炸开了锅。二楼楼道上的人扒着水泥护栏探脑袋看，表兄表妹们在楼上起哄，娘担心人多压塌楼道。父亲摆摆手：“别怕，又不是木楼板，二楼全是钢筋水泥浇筑的。”
那个年代的孩子都爱看成战斗片，爱听枪炮声和八路军胜利的号角。二楼的年轻人都围着新娘讨瓜片甜茶喝，小小的白瓷杯里，白沙糖化开，细长的瓜片浮在杯中。男人们扯着高腔开玩笑：“新娘子的瓜片茶甜不甜？”女人们跟着起哄：“甜是甜，就是瓜片太少没尝够，新娘还加不加？”嬉笑声混着电影里的枪炮声，热闹了一整晚。
那时母亲很少在家，常带着亲妹妹跑遍各地做生意。河南、广西、四川都产朝天椒，娘和姨姨就成批收购，再奔走于大庸、石门、临澧等周边小县城售卖。大字不识的娘，还与人合伙做起了大头光洋生意。常有人来家里谈生意，我也曾见过孙中山头像的大头光洋。可谁知人在江湖走，最后竟把自己的亲妹子给弄丢了——姨姨被相熟的生意人拐卖了。为了找她，娘不知吃了多少苦。
大哥的喜事刚过，姐姐的好日子就来了。媒人上门，“零溪高峰，父亲是村支书，男孩一表人才还是中专生，更是村支书的接班人，家境一般。1986年姐姐准备出嫁，表兄的木工活手艺精湛，特意打了四门木柜、两口大皮箱，还有四铺四盖的被子，馋坏了村里的同龄姑娘。
出嫁前夜，姐姐蹲在灶膛边，把我所有的脏鞋都洗干净，整齐码在火边烘烤。火光映着她后颈的细汗，像碎金在闪烁。我蒙着被子装睡，眼泪悄悄把枕巾浸湿一片。她坐在床边轻轻摸我的头：“妹妹，以后要照顾好自己，别总任性，没人再替你挡麻烦了。”小时候，姐姐待我的照顾，胜过亲娘，我心里满是不舍。
姐姐刚嫁不久，小哥的喜报就传到了家。他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和几位战友活捉了几名俘虏，立下战功，获评“法卡山优秀战士”。村支书带着人敲锣打鼓送牌匾上门，那天母亲正好在家，没错过这份荣耀。红绸裹着的镜匾上，“法卡山优秀战士”六个字金灿灿的格外耀眼。父亲看着牌匾，突然捂住胸口蹲了下去。大哥慌忙往他嘴里塞了硝酸甘油。那天母亲做了两大桌菜，家里坐得满满当当。此后，“光荣之家”“先进劳动模范”“法卡山优秀战士”三块牌匾并排挂在大门上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脑子不算灵活，十五岁还没小学毕业，留了一级又一级。1到100能磕磕绊绊数完，加减法也会一点，可一碰到数学应用题就犯难，也就算式题能勉强应付。姐姐出嫁后，我年纪也大了，实在不好意思再和比自己小一截的同学挤在教室，便退了学，接下了姐姐之前跑买卖的活儿。
父亲给我买了辆凤凰自行车，后座捆着两筐辣椒，百来斤的重量压得车把直晃。我踩着脚踏板，胳膊抖得像筛糠。路过一个小坡时，没控制好力度，连人带车翻进了旁边的稻田。幸好当时稻谷已熟，田里是干的，一位路过的大叔救了我。红红的辣椒撒了一地，箩筐也瘪了，车子还压坏了一大片稻谷。奇怪的是，我和车子摔下去竟毫发无伤。大叔帮我把辣椒捡回筐里，又把自行车抬上公路，还帮我重新捆牢，又问我伤没伤着，是哪家的孩子。他的话听得我心里暖暖的。
我重新跨上单车，小心翼翼往城里菜市场赶。到地方后，又请旁边卖菜的同乡帮忙卸下筐子。那时辣椒七角钱一斤，我去得晚，只能零卖，一直卖到下午五点多才卖完。兜里揣着几十块钱，虽有点抱怨，可转念一想，生在农家哪能不吃苦？比起姐姐以前受的累，这点辛苦根本不算什么。
小哥服完三年义务兵复原回乡，靠战友的关系进了长沙啤酒厂，那时候这份工作格外吃香。他还学会了培育无根豆芽的化学药剂，特意寄回了家。大哥虽已成家，也没丢下种豆芽的营生。用了那药剂，真培育出了无根豆芽，细细的带根芽变成了粗壮的无根芽，哥嫂别提多高兴，这种豆芽格外受宾馆餐厅青睐。小哥还从报纸上看到了无核桃子的新品种，引进种植后，两年时间，无核桃就在县城里问世了。家里种的大红辣椒，也是小哥从科技报上发现的品种，几粒辣椒籽从外地寄来，还费了不少周折。
那时候只有邮电局，各种寄件全靠邮递员派送，代步工具就是载重凤凰牌自行车——那可是当时的名牌。像我这样个子小巧的姑娘，骑上去双脚都够不着脚踏，还得把坐垫往下调到最低。如今这种载重车几乎绝迹了，只有在八十年代的电视剧里才能偶尔见到。
1989年，娘在河南杨集乡找到了姨姨。当时娘正和合伙人做猪鬃生意，和当地人熟络后，一位老大爷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老大爷问清娘是湖南人后说：“几年前，有人买了个媳妇儿也是湖南的，现在孩子都好几岁了。”娘心里一动，旁敲侧击问清地址，便独自按着地址一村一村打听。娘虽没文化，却能说会道，凭着一股韧劲四处寻访。
找到姨姨家门前时，她问一个半大男孩：“请问曹玉秀住这儿吗？”男孩淡定地说不认识。若不是姨姨正好端着脸盆出来倒水，真不知要找到何时。姨姨看见娘，眼睛眨了又眨，满是诧异。惊喜交加中，姐妹俩相拥着失声痛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冷静后娘追问她为何不寄信回家，怎能狠心抛下家乡的孩子。其实姨姨识字，她不回去，是觉得现在的男人有文化、有出息，便想断了过往。再说，她笃定神通广大的姐姐总能找到她。
姨姨说，是和她们一起做光洋生意的小康骗了她。小康当年白白净净，还去过家里几次。姨姨那时候还有几分姿色，虽生了几个孩子，年纪也不大。那时姑娘十六七岁就结婚，又不避孕，年年怀孕生产，成了超生游击队。买她的男人其实人不坏，在杨集乡的粮店上班。他年轻时因失恋受了打击，本没打算再成家，见姨姨可怜，怕她落入坏人手中受折磨，便把她买了下来。娘见姨姨过得还好，又是她自己的选择，便不再强求。只是家乡还有几个孩子，娘自己的儿女都顾不上近身照顾，哪还有余力管别的。
娘找姨姨的这些年，一边和同伙做生意，一边四处打听。她去过辽阔的草原收牛皮羊皮，去麻羊镇做过麻生意，还把麻种引回了家。父亲种麻赚了不少钱，这种作物洒下种子就能生长，产量极高。家里还买了打麻的机器，麻能用来做布衣、布袋，用处不小。
有天我卖菜回家，突然遇上暴雨。雨水淋湿了头发，遮住了视线，顺着衣领往衣服里灌。简易公路的长坡湿滑得像座冰山，我艰难地推着自行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泥巴裹住裤腿，花衬衫贴在背上，凉得像块冰，我鼻子一酸，忍不住想哭。
“幺儿！”父亲的声音穿过雨幕传来。他卸下自行车后座的箩筐，里面四十斤绿豆用塑料袋裹着，已经有些潮了。“跟着我走。”他挑着担子走在前头，黄胶鞋踩在泥里发出“咕叽”声，时不时回头叮嘱我慢点，别摔着。
到家后，他往灶膛添了把柴，火苗“噼啪”作响。锅里的姜汤煮得“咕嘟”冒泡，他磕开两个鸡蛋丢进去，蛋白浮在汤里，像两朵白云。喝着热姜汤，身上的寒意渐渐散了。
第四章 稻田里的蚂蟥与红围巾
少女时期的我精力充沛，接下姐姐的买卖后，每天清早都骑着载重凤凰自行车，拖两大筐辣椒去荷花路市场零售。菜市场出口有个摩托车与自行车修理店，两个门面同属一个老板。店老板是位中年大叔，除了两个儿子，还带了几个徒弟。他和我妈很熟，我每天骑车进出都要经过这儿，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我的自行车轮隔几天就要打气，总去大叔那儿借打气筒。有次大叔跟我说，想把他的一个徒弟介绍给我。我当时特别羞涩，那个男孩我认识，和我同龄，身形像姑娘家一样秀气，身高一米六左右，名叫代兵，模样很帅气。我从小就自卑，从不主动和人搭话，从那以后，心里竟悄悄生出了单相思。
每天在菜市场那头，我总会忍不住望向修理店，看代兵忙碌的样子。他一会儿用铁扳手校正歪掉的车龙头，一会儿卸下爆胎的车轮，给内胎打气后放进水桶找漏点，哪里冒泡就知道破损处在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哪懂什么爱恋？我却在琼瑶的书里，提前体会到了恋爱的滋味，像是被催熟的果子。
这份情愫，我只敢在夜深人静时，用笔悄悄写在纸上：
每天匆匆经过，却不敢与你相邀
男孩不主动，女孩更胆怯
就这样遥遥相望，虽近在咫尺，却似远隔千里
喜欢看你忙碌的样子
虽然不曾开始，内心早已起了涟漪
胆怯的我，悄悄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
每一个身影，都牵动着我的心弦
这几天没见到你，不知你去了哪里
或许你从不知，有人正悄悄暗恋你
或许你从未留意我，不过没关系
你是第一个，拨动我少女心弦的人
请别离开我
我会把这份少女心事，藏在枕头下
带着这个梦入睡，夜夜与你在梦中相见
初恋的情愫藏在心底，旁人从未察觉。介绍的缘分，只停留在梦里，只因少了彼此奔赴的心意。他那张比我还清秀的脸，让情窦初开的我动了心。他话不多，我也沉默寡言，可我还是悄悄用了些心思。有次我邀他送我回家，把自行车寄在黑峪湾水库下的一户人家，带着他沿水库旁的山路往家走。我说他“代兵”的名字好听，笔画比我的“春莲”少。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声音比女孩子还轻柔。
我让他摘山上的野花，两人坐在大岩石上吹风。黑峪湾水库的水清澈见底，这座浩大的工程，全是人们用一块块石头垒起来的，不知凝结了多少人的血汗。我把代兵领回了家，他看着洋气的小楼，吓得不敢进门，转身想走。我拉住他的手把他拽上了楼，晚上还找了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我的骨架小，衣服他穿正合适，而且我向来爱穿素色衣服，男孩穿也不违和。
大哥大嫂见了，劝我找个个头高、身体壮实些的：“这孩子比姑娘还害羞，胆子太小，以后怎么过日子？”我听了，心里的那点念想便慢慢歇了。
日子依旧照旧。小哥在长沙啤酒厂干了一阵，跳槽去了汽车修配厂。两年时间里，他练就了修理各种车辆的本事。他事业心强，学成后想回故乡发展，便进了县城的汽车修配厂。他修理小车的技术格外出色。有几次，几位资深师傅对着停放多日的故障进口车束手无策，他在旁边委婉点拨几句，师傅们便茅塞顿开，很快找到了问题根源，让小车成功启动。就这样，他赢得了不少前辈的认可。
我对代兵的心思，终究没敢再提。父亲也劝我，说代兵没了父亲，家里条件不好，人看着也营养不良。我本就胆小被动，只能把这份懵懂的爱恋写进日记本，用不同颜色的笔，藏起自己的小心思。
1988年，十七岁的我经伯母介绍，认识了她侄女的儿子国。他家在张家界慈利县柳林铺，那时候张家界还没开发，名叫大庸。国的父亲是建筑公司的会计，属于工薪阶层，家里种着稻种，还是县种子公司的培育基地——这都多亏他伯父在县种子公司任职，柳林铺和岩泊渡本就是慈利县指定的稻田培育基地。
我们订婚三年，相处时总带着羞涩，平日里靠书信传递青涩的情意。娘家靠种桔树、桃树和辣椒赚钱，我每天的日常，就是推着凤凰自行车，后座捆着两筐自家种的果子和辣椒去县城卖。百来斤的担子压得人难受，下坡时车把晃得厉害，好几次刹车失灵冲过稻田、摔进泥沟，甚至撞过汽车修配厂的大门，这些惊险的经历，只有我自己知道。
1991年，我刚满二十岁，走过三聘六礼的程序，父母为我备好了嫁妆。就这样，我与国在一片热闹祥和中结了婚。嫁到他家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娘家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我家日常用的是山泉自来水，而他家得天天去附近的井里挑水，用水必须节俭，洗菜、洗衣都要去附近的水库边。
他家有几亩稻田，第一次拔秧的场景至今令我印象深刻。当时的我觉得新鲜，看见他们一排排坐在水中的小凳子上不停拔秧，觉得特别好玩。我既兴奋又胆怯，下田前学着他们的样子，卷起裤腿，抓了把稻草，赤足踏入水田。高一脚低一脚踩着浑浊的水，泥巴松松软软地钻进脚底，又从脚趾缝里滋溜出来，痒痒的，咯咯的笑声不由自主地从我嘴里传出。
我学着他们身子前倾，撅着屁股把左手伸入水中，一株一株地拔秧苗。可我用力过猛，秧苗常被拦腰折断。旁边的老公笑着把泥巴抹在我脸上，我也回敬他一下笑着，远处传来了鹅叫声。我俩在田中互相嬉闹，稻田里满是孩子气，不知不觉间泥泞就溅满了全身。
在拔秧的玩闹中，我们转移了阵地，我要尝试插秧。学着他们的样子，我把缠成束的秧苗一把一把扔进犁好的水田，可力气有限，秧苗都堆在了一起。我跟着他们下田，提起秧苗散开，左手托着秧苗，右手一株一株往泥田里插。用牛耕过的田泥土有粘性，秧苗刚随着手指插进去就被带了出来，浮在水面，反反复复试了好多次。后来我掌握了窍门，把秧苗深深插进去，确实牢固多了，可手拔出来时，秧苗总要掉几片绿叶，在水里显得格外单薄。
旁边的老公突然提醒我：“朱春连，你腿肚子上爬了个东西。”我左看右看，发现右腿上真有一只虫子，感觉它在吸我的血，我吓得哇哇大叫，在泥泞中乱跳，脏水溅到了脸上，随手一摸全是泥巴，怎么也弄不掉。老公伸手两指掐住虫子的尾巴，一把拔了出来，告诉我那东西叫蚂蟥，被它叮过的地方会流血不止。我心跳加速，实在太吓人了。
同样的下田距离，回头一看，我与别人仿佛隔了十万八千里，自己还在原地盯着那些快被淹死的秧苗，心情不由得低落起来。我觉得自己脑袋不够灵活，那一刻，心里开始打起了退堂鼓——插秧真是个技术活，我压根就不会。
在那里，我还知道了谷子是需要配种的，田中的稻穗也有区别。配种的稻田需要专业人员指导，一块田要布置好几个环节，一边插母本，一边插父本。等到稻穗出花粉时，就用长竹竿把父本的稻穗往母本方向赶压，父穗上的花粉就像相亲一样，前赴后继奔向母本，寻找自己的良配。受了孕的母本，来年就成了高产的稻种。
他家外围是三正三退的青砖墙群，正厅是木板墙体。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房子和条件算得上中等水平。他家前方有两个相连的小水库，堤坝很宽。恋爱时，我曾与他在春日的夜晚依偎在水库边的草坪上，听着彼此的心跳，羞涩地互传情话。吹着凉风，听着蛙鸣，躺在草坪上仰望星空，数着最亮的星星，尽情感受爱情的浪漫。
水库旁边有个小山丘，春暖花开时，漫山遍野开满了映山红。花开之际，我喜欢满山采摘花枝，用公公喝过的酒瓶当花瓶。家里堂屋有张四方桌，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旁摆着插满映山红的酒瓶，在我眼中，那便是一道最美的风景。
屋前公婆住的那边是土地面，我们婚房旁边是水泥地面，门前矗立着两棵高高的棕树。有山有水有风景，那时的我觉得生活格外美好。
曾经设想过的种种浪漫，渐渐被生活琐碎磨灭，归于平淡。三伯父是建筑工程师，国跟着他到处搞建筑，若是在县城附近干活，便能早出晚归，月结的工资也全部交给我保管。他爱抽烟，特别喜欢坐在只属于我俩的小客厅的组合沙发上抽。抽烟时还爱翘起二郎腿，我说他几句，他反倒把腿翘得更高，得意洋洋的。他还喜欢玩小牌，工地上没事干的时候，常常半夜不归家。
我在他家过的第一个生日，竟是在迷糊中度过的。二月的某个清晨，我告诉国今天是我的生日，他说知道了。吃过饭后，他便出门了。我没在公婆面前吱声，整整盼了他一天，吃了晚饭等到天黑，也没见到他的人影。我一个人气鼓鼓的，脸都没洗就上了床，翻来覆去越想越气。厨房里有一瓶二锅头，我在无理智的情况下一口接一口地喝着，迷迷糊糊地数落着他的不是。等我睁开眼，已经是第二天了，满屋都是酒味，床边的地面上还留下一小片水渍。我头晕乎乎的，老公抓着我的手，一个劲地道歉：“莲莲，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我们的夫妻生活并不和谐，不尽兴的日子太多。我不允许他抽烟，听人说烟里含有尼古丁，常抽会影响健康，可家里到处都丢着元水牌的纸烟盒。于是我开始克扣他的零花钱。好几次，他早晨骑着自行车去县城施工，晚上回来时说饿得前胸贴后背，我又觉得自己不懂事、心太狠，心想任性也是一种罪过。
婚后我们没分家，厨房里用的是没有烟囱的柴火灶。每天做饭时，公公负责烧火，柴火烟从灶膛缓缓冒出，起初是淡淡的青色，如同轻纱般在屋内飘荡，渐渐变得浓密，弥漫全屋。若是柴火没干透，那呛人的烟味更是让人难受，鼻涕眼泪会不自觉地往下流。那时的农村生活条件就是这样。
有时我会看着婆婆做饭炒菜，其实我也会做，只是方式不同。我曾建议她用我陪嫁的盘子装菜，那样会显得美观，可婆婆却说：“农村人就该用大碗，肉要切巴掌大的块，肥肥的才显大方。”于是大大的土碗摆满了桌子，隔天吃剩的菜在锅里热了又热，既没颜色也没味道，让人毫无食欲。
91年，县城附近的居民大多都在烧煤球。结婚后，我与老公商量着也买了车细煤，做成煤球，砌好煤灶放进厨房，还特意告诉了公公婆婆怎么烧煤。俗话说“十对婆媳九对僵”，婆婆总是和我不对盘。晚上换煤火时，她总指使公公把新煤球放在中间，结果第二天早晨做饭时，煤火就熄了；第二次又让公公把新煤放在最底下，最后浪费了好几个煤球。两人把火弄熄了，还得研究半天怎么重新生火。
由于没有自来水，我陪嫁的威力牌洗衣机成了摆设。有时我想偷懒，就指使老公挑水来用洗衣机。那时候偶尔用用洗衣机，也是一种生活乐趣。那时的我也喜欢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翻看琼瑶小说，边看书边听音乐，觉得十分享受。白天一个人在家时，录音机成了我的陪伴，韩宝仪与邓丽君的磁带轮换着播放，动听的歌曲反复回放，驱散了我的寂寞。老公有时在家陪伴，心血来潮时，他会吹起笛子，我跟着哼着歌儿，那些日子便在不知不觉中匆匆而过。
那时家里有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在当时已经算得上稀罕物了。一家四口坐在堂屋一起看电视，感觉其乐融融。婆婆是个嘴碎的农村妇女，没多少文化，看电视时总爱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公公是个慈眉善目的“笑面虎”，总会耐心地听着她唠嗑。时间久了，新鲜感一过，我便觉得无趣，开始找借口起身离开。
公公婆婆总把我俩当成小孩。只要公公公司开会，回来时准会给我俩带小零嘴；婆婆则更细致，只要附近有人家办酒席，她第一筷夹菜时想到的就是我们。她会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方四方布手帕，把干鱼、带点盐味的花生米之类的菜夹到手帕上，对折后揣进兜里带回家。我俩吃着这些零嘴，幸福得眯起了眼睛。
可我对这样又好又让人头疼的婆婆实在无奈。她在家与别人唠嗑时，总爱提我一嘴：“我家这位啥也不会干，同年娶的媳妇都怀了生了，就我家这个，两年了还没动静。”不隔音的墙，让这些话时时钻进我的耳朵。其中的缘由我心里清楚，可又能跟谁说呢？她让我和老公去医院检查，我俩只好配合着去了。检查结果显示，两人身体都倍儿棒。回家时，我买了牛肉，那天晚上，老公格外给力，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在一片哽咽中，我只叫着国的名字，夸奖他长大了。那晚，我们通宵达旦地说着情话。
一天中午，公公买了一包复合肥，让国搬回家，我也跟着一起去了。国找买家借了根绳子，在肥料袋中央系了个结，把扁担串进去，我在前面，他在后面，一起把肥料扛上了肩。就这样，在一片嘻嘻哈哈中，我俩抬着肥料东倒西歪地往家走，我一边走一边喊：“累死了，累死了，肩膀好疼。”百来斤的重量压在肩上，确实沉甸甸的。终于到家后，我丢下扁担就钻进房间，使劲捏着肩膀、拍拍打打缓解酸痛。
有天早晨，我的肚子阵阵作痛，以为是前一天吃坏了东西。老公让我躺下好好休息，然后便去县城干活了。那天正好是乡镇的赶集日，婆婆吃过饭也去了集市。家里养了十几只鸡，每逢五天一次的赶集日，都会拿去集市上卖（土鸡蛋不管在哪个年代都很抢手）。家中只剩我一人，肚子阵阵疼痛后，下体开始流血。我以为是正常经期到了，可系着绳子的卫生带夹着粗糙的卫生纸，根本兜不住血。我一趟又一趟地跑厕所，蹲下去时，血块一阵一阵往便坑里涌。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此刻正在滑胎。
下午五点多，公公婆婆回来了，接着老公也回来了。我把自己一整天的难受告诉了他们，老公立刻转告了他的父母。公公走进我们房间询问了我的情况，当时没有手机，公公便步行去柳林铺叫了医生。医生上门问诊后，告知我们孩子没了。我听到这话，心里难受极了，只怪自己无知，懂得太少。要是知道自己怀孕了，离柳林诊所又不远，怎么也该早点找医生看看——肚子疼总归是有原因的。
孩子没了之后，婆婆对我更有意见了。虽然没有大矛盾，但小摩擦不断，她还总喜欢在外面说我的不是。我性格内向，不善争吵，每次心里有不满，都会写下来，找人交给公公。公公善解人意，从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随意评价谁对谁错。
不知从哪天起，我常常回娘家向母亲诉苦，说婆婆没文化，喜欢东家长西家短，我实在讨厌她。最后，我闹着分了家。可分家也堵不住婆婆的嘴，没过多久，我与老公和平分手了。做不了夫妻，我们便做朋友，离婚之后，我们依然有联系。
离开柳林铺后，收回的嫁妆组合家具和床上用品等嫁妆成了我的拖油瓶，哥嫂思想有点陈旧，觉得嫁出的女是泼出的水，再把嫁妆拖回娘家怕有霉运，母亲只好找管理黑峪湾水库的工作人员，租了他们一间房。终于让我明白嫁与没嫁的区别对待。
晚上我在县城到处游荡，那时候慈利县的武装部有露天舞厅，没结婚时我就知道，由于有父母的管制，没有进舞厅的胆。离婚了孤单寂寞，毛宁的《涛声依旧》、陈淑桦的《谁的眼泪在飞》《谢谢你给我的爱》《爱我有多深》这些伤感情歌变成慢四舞曲，撞进我心里，把我的心碎成了渣渣。
在此处我认识了一位理发女孩，叫彭雪莲，慈利溪口人，在荷花骨科医院旁开理发店。熟悉之后两人在火车站合租了一间房。只有一张床，正好我什么都不缺，就缺人陪伴。房东跟我一个姓，而且妈妈也认识，说是家门。雪莲长得漂亮，她的陪伴给了我精神上的满足。
我进了县皮鞋厂，在此处交了不少溪口朋友，跟溪口人有缘。白天上班，晚上天天和雪莲进舞厅，那段日子很开心。武装部对面的百新开了一间百威舞厅，那里的小年青特别多，年青人基本上都是跳的贴面舞，很刺激。有时有男孩邀请共舞，两人距离那么近，有过心动的感觉，也许是心里正常反应吧！不过我还算理智，没遭到咸猪手。
与雪莲合租的日子就像进入了一种特殊的情谊，每次做饭我都特别积极，两人一起洗洗刷刷，不分彼此，柴火油盐都一起出，她出得稍多些。她妈妈跟我妈妈一样喜欢做生意，她妈妈每次到慈利都会带大包小包，都是农家自产的大米、蔬菜、腊肉之类的。雪莲的哥哥在政府上班，在县城安了家，雪莲一个漂亮女孩来慈利开理发店，她哥哥就是她的底气。
我陪嫁有部录音机，一大堆磁带，离婚时我一块都没落下，韩宝仪、邓丽君、周冰倩的专辑我特别爱听。“真的好想你”“又走到那个路口”，周冰倩演唱的每首歌都像在我心口撒盐。雪莲是个温柔的女孩。雪莲是个温柔的女孩，我这个结过婚的，理智并没让我偏离正常的轨道。
母亲知道我常去舞厅，觉得雪莲作风不正。一次我和雪莲及朋友在餐馆吃饭，被母亲撞见，她当场就骂，我们只能默默受着。后来雪莲误会了我，气呼呼甩了我一耳光，然后搬走了，我心里空落落的，像少了块什么。
房东爷爷把我介绍到张家塔，男方没有母亲，父亲是屠夫，俩父子自已杀猪摆肉案，当时房东爷爷是这样劝我的:“朱妹子，张家塔今后是个好地方，俩户子都有手艺，去了吃喝不愁，不用处理婆媳关系”。我当时脑子一热，竟答应了——现在想来，自己才二十二，怎么就愿意去当后娘？或许是房东爷爷那句“好女不嫁二男”刺痛了我。母亲不知道，我稀里糊涂搬了家，把自己藏了起来。虽然后来补办了婚礼，却被母亲狠狠骂了一顿。
稀里糊涂过了几年，由于我爱好文学，跟他这个大老粗有代沟，主要是他对家庭不负责任，与我跟国之间相处的方式没法比。2000年我与孩子爸爸提出离婚，我带上女儿净身出户，没提半点抚养费。
结束这段婚姻后，我带着女儿净身出户，投奔了小时候很少能全心照顾我的娘。后来经人引荐，我接触了直销，了解了完美。跟着做完美的朋友去各地听课，凑凑热闹，看那些做到顶层的成功人士分享经验。最后，我和两个做完美的朋友合租了自家哥哥的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租金平摊。她们俩每个月都会按时交租，至于我，偶尔兜里没钱，哥哥就全免了。
其实成家那几年，尤其是孩子刚出生的两三年，孩子伤风感冒时，小哥小嫂平时也很关照我。做完美的投资本来就不大，可哥嫂不赞成我做，说这是传销。完美的产品其实很好用，我拿给他们用，他们却死活不用，连姐姐姐夫也是这样，一谈起保健品就赶人，说“免听免谈”。
其实我平时没什么经济来源，就靠以前攒下的几个钱，加上自己向来节省，吃喝大多在娘那里搭伙。大概是遗传了父亲的节俭，我从小对金钱就没什么概念。整整做了一年完美，没建立起像样的团队。做直销这行，团队里没几个精英，很难坚持下去。我们几个人没赚到什么钱，最后拆了伙，把房子还给了哥哥。
之后我经朋友引荐去了张家界，在一家宾馆做管理。宾馆的其中一个合伙人，就是之前一起做完美的，算是最熟悉的人。她了解我的为人，有我帮着打理宾馆，她很放心。就这样，我的生活稳定了下来。女儿在外婆和舅舅舅妈的照顾帮衬下，也渐渐长大了。
这一年，母亲病得很重。我接到姐姐的电话时，已是夜半十二点，当即租了辆的士从张家界直奔娘家，两个小时后到了家。一进门就看见门边放着一圈鞭炮。天气很冷，哥哥嫂嫂、姐姐姐夫都围在外面一间屋里烤火。姐姐见了我，说：“娘怕是不行了。”
大概是母女连心，我一声声喊着娘，已经垂危的她，竟在昏沉中又睁开了眼睛，轻轻应了我一声。奇迹就这样出现了，娘又活了过来。白天备好的寿衣、鞭炮之类的东西，父亲全都悄悄放进了那口刷好漆、还没抬出老屋的棺材里——这事要是被娘知道了，肯定要挨她一顿好骂。
我上了床，坐在娘旁边跟她说话，她虽然只能“嗯嗯”应着，至少是醒着的。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母亲的病危总算解除，早晨我给她熬了很稀的青菜稀饭，娘摇着头不想吃。我让父亲抱着她坐起来，自己拿着小勺，一点点哄着喂，总算让她吃了些。我跟她说“舍不得你走，你得多吃点，几个儿女都离不开你”，就这样，娘真的一天天好起来了。
第六章 岁月的离别与余温
这一年，发家致富的哥哥不知走了什么运，被堂哥说动去了安徽合肥，做那个所谓的“1040工程”。其实我们堂哥也是军人，在部队里军衔不低，是团级干部内退的，真不知道他怎么会被人引到合肥去。听说是“国家允许的资本运作，是笔大生意”，哥哥在合肥彻底了解后回了家，思前想后好几天，竟转让了修理厂，下定决心去合肥做他的“1040工程”。还把姐姐叫了去。他说先垫付资金，将来赚到钱了再还，要是没做成功，损失就由他承担。姐姐了解之后，又把在张家界管理宾馆的我也叫了去，小嫂子还特意去张家界替我顶了班。宾馆老板胡昌会和陈思凡知道了之后还劝我不要去，“那是坑人的地方”，只是没明说，她俩前两年在广西被坑过。
这种运作模式和做完美差不多，全靠人脉网络。只不过完美是小投资，还会给你同等价值的产品；而这个号称“资本运作大工程”的项目，投入六万九千八，却没有任何产品。或许正是那“一千零四十万”的诱惑，让成千上万的人都想往安徽合肥跑，想去那里“发展”。
就是这种时紧时松的宏观调控政策，无形中鞭策了多少家族，又摧毁了多少幸福家庭，却也意外拉动了合肥当地的经济——寻常小菜价格都快赶上肉价，外来人没办法，再贵也得吃。当地一期、二期、三四期工程建的全是一模一样的楼层，据说都是为那些想实现“中国梦”的“有志人士”准备的。
我在那地方待了几个月，学了几个月，也看透了几个月，结果却把最亲的哥哥坑了——他差不多赔了五六十万。他叫去的都是最亲近的人，当初主动出资，就是想改变家族命运，可到头来，不仅赔了近四年时间和大笔资本，那些跟着他去、自己掏钱甚至借钱的亲戚，不少人能力跟不上，最后都怨声载道。幸好大家都是自愿去的，不然真可能闹出流血事件。
最让人揪心的是母亲旧病复发时，我和小哥都在合肥。父母最疼的幺儿幺女，竟没能在母亲弥留之际见上最后一面。在合肥的头天，病中的母亲还给我打了电话，说“这次怕是不行了”。我当时心里就揪得慌，没想到第二天，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晚我和哥哥熬到天亮，坐高铁到长沙，女儿和侄女已在那里等着，我们一起租了辆车赶回家，可母亲终究是不在了，只能把她深深装在记忆里。
之后我回到张家界先锋宾馆回归原位，嫂子代班的两月辛苦费都没要，哥哥给我与姐姐各自投进去的六万九千八，自始至终没再提过。
第三年，父亲因为没了母亲陪伴，思念成疾，突发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也走了。那天正是冬天，高速路结了冰，禁止通行。姐姐半夜子时把噩耗告诉我时，我正在张家界，拦车时吃尽了苦头——那么晚，高速又危险，谁愿意送我？只好又熬到天亮，坐低速车到江垭，一路上晕车吐得天昏地暗，到了江垭再转车，终于到了离娘家不远的汽车西站，总算送了父亲最后一程。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父亲抚儿抚女操劳一辈子，省吃又俭用；一生都没离开过小小县城！
母亲生儿抚女担心一辈子，在弥留之际，还叫着身在远方，儿女的名字！一辈子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不过是一堆黃土！
母亲，父亲，女儿除了用文笔记录你们！抚养儿女的经过之外，也无其实特长了！天堂靜安吧！女儿永远怀念你们！
如今接到拆迁的电话，那些藏在记忆褶皱里的片段突然鲜活起来：黑峪湾水库的水依旧清亮，老屋的灰沙砖在阳光下泛着温吞的光，父亲的烟袋锅、母亲的灶台、小哥的军功章，还有稻田里的蚂蟥、自行车的车痕……原来所谓故乡，早已化作骨血里的印记，无论老屋拆或不拆，那些人、那些事，都永远守在黑峪湾的风里，守着我们四兄妹最初的根。
谢谢那些年的岁月，苦过甜过，都是生命里最真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