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儒王阳明》序言（出版时被删除）

      序言

近十年来，随着明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升温，加上“国学”的某种复兴，以王阳明及其所代表的心学，逐渐成为大众所瞩目的一个重要题目，一时间相关作品充斥于坊间！

很多人都是带着现时之困惑，希望能从这位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千古完人”这里，得到一些为人处事乃至砥砺奋进的智慧。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很多人的功利主义动机，这也许是对于儒学尤其是王阳明一种不自觉的亵渎，因为儒家一向是以道德至上而鄙弃功利主义的，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仁义充塞，道德滑坡，这是当下之中国最为令人疾首痛心的社会现况，“兴灭国，继绝世”，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来重新学习儒学、学习王阳明的最大的价值诉求！

        （一）

很多人出于对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的某种浅薄的认识，将儒家贬斥得一无是处，甚至于把它当作中国社会野蛮、落后的罪魁祸首（包括我自己对于儒学也经历过一个类似正、反、合的认识阶段）。

其实，这正是大家忽略了儒家所宣扬的道德至上、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核心理念，而错把一些诸如法家的东西一股脑地算到了儒家头上，因为儒家之所以发挥消极作用，正是因为它被迫捆绑在了法家所建构的这套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坏制度（秦制或帝制）上。自从秦皇汉武以后，一套“儒表法里”（外儒内法）的变态制度在中国形成，并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从而也使得儒家被迫替法家背上了不少黑锅。科举制正是其中的典型例证，用秦晖教授的话说：“科举制说的是儒家,做的是法家。”

这正如基督教一样，它在世界史上尤其是黑暗的中世纪，也曾扮演过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但那更主要是当时野蛮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所造成的，基督教至今依然还是西方文明起码的精神信仰及道德伦理基石。

不可否认，儒家有其维护现行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的保守的一面，但它主要还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量，其出发点也不同于法家的极端功利与不仁不义。儒家便是中国式的保守主义，法家则是中国式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本来是相对、相成的两种思想观念，并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但由于中国社会一向偏激进主义，因此我们才更需要张扬保守主义，包括来自西方的保守主义传统。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帮接受了日本二道启蒙的文人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骨子里追求强国至上，竟公然举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号，又有留美学者、国学根底浅薄的胡适等人也跟着起哄（后有较深悔悟）。这些人虽是出自改良之热忱，却不免失之于浮躁，令当时身在美国游学的陈寅恪先生深痛于心，后来他也竟不幸亲历了“亡天下”的惊世惨剧。

真正的儒家从来不敌视普世的价值，也从来不会故步自封。时至今日，我们试看在现代的民主转型中，儒家文化圈里的日本、韩国、台湾甚至包括新加坡等，哪一个可以忽略儒家的积极作用？虽然仅有儒家文化也是不够的。

当明末之际的西方大航海时代，在耶稣会士的先导之下，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华，从而开启了近代中、欧两文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接触。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曾官至登莱巡抚的孙元化等人却将基督教视之为“西儒”，甚至他们还成为了中国士大夫里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成为身份尴尬的“两头蛇”。

我们再试看晚清时期，诸如徐继畬、郭嵩焘、张树声、谭嗣同一类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先觉人物，一旦其深入接触过西方的文化与制度，叹羡之余，他们更觉这乃是儒家先贤理想的实现！比如徐继畬就曾这般称赏华盛顿的事功：“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瀛寰志略》）

有人总是强调说，法家源于儒家与道家，且不论其中到底有多少渊源可言，但法家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且与儒家是非常对立的，单单从明太祖朱元璋删减《孟子》一事上看，就可见出法家统治与儒家思想的一种深刻矛盾。所以韩非反感儒家，朱熹等大儒也都极端反感法家，儒法之争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尖锐矛盾。当然，就像著名的哲学史家劳思光先生所指出的:“除儒道之学说外，对韩非思想有影响者，尚有墨家。”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儒家也是分为各种流派的，比如受到法家深刻影响的汉代大儒董仲舒，他实际上就是典型的“法儒”；再如主张人性恶的荀子，就曾受到谭嗣同的严厉批判：“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见《仁学》第二十九篇）

用鲍鹏山老师的话说：“二百多年前，荀子就已经向世俗权力频频明送秋波，春心发动，春情难耐。二百多年后，‘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家学术在董媒婆的撮合下，‘出闺成大礼’，嫁与世俗权力，取得正妻的地位。”（《风流去·董仲舒》）

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民众的福祉而言，柔性的文化固然重要，但刚性的制度才是根本，尽管也有一种文化的支脉会谄媚权力、会为坏制度辩护。好的制度就是能够保证分权与制衡，做到公平公正，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与滥用，但再好的制度也不能缺少了道德的辅翊。

一个人不能缺少了对真、善、美的信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更不能斩断了自己文化的血脉，欲求得民族之复兴，必先有文化之接续！

       

《千古大儒王阳明》序言（出版时被删除）

            （二）

王阳明出生于明代中期江南地区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便有一种担当天下、平治天下的士人精神，他可谓是孟子的明代传人，他也不喜“乡愿”的荀子。

阳明学说最接近孔孟本旨，因而著名哲学史家劳思光先生曾经指出：“无论从历史标准或理论标准看，孔孟之说非‘天道观’，又与佛教迥异。而阳明之‘良知’观念，则正直承孟子之‘主体性’观念。”（《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除了为整个中华文化提供必要的道义支撑和伦理基础外，最为形而下的，当然还是对于个人品格的一种塑造，以及对个人奋斗的一种鼓舞！

当人身处逆境之时，我们当如何面对？很多传统思想家都回答过这一问题，比如一生饱经穷困之苦的庄子曾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而孟子认为磨难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所以人要在其中坚定信念：“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还有一种担当天下的自觉、自信意识，“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且“万物皆备于我”，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的呢？王阳明也是如此，他即认为“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就是受到了孟子性善论、良知良能等学说的直接影响。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更是把每个人都视作一位“准圣人”，认为只要功夫下到，就不愁成不了圣人！

王阳明也曾受到南宋思想家陆九渊等人的影响，但阳明心学主要还是自我体悟、自我求索的一种结果，为此他曾对弟子们感慨良深道：“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

阳明心学固然“深切著明”，但笔者还是想要强调，其实王阳明的一生比之其学说还要精彩动人，也更为直接、更有说服力和启示意义。而且从本质上说，王阳明如同孔子一样，是个“述而不作”的人，他起伏跌宕、上下求索、不断进取的一生才是他真正的著述！

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研究阳明之学，首要的还是应该对王阳明本人的一生有所深入的了解，尤其是探究他为什么会有那种欲做圣人（却唯恐不能得）的焦虑——正如佛家子弟多有成佛的终极追求——这种欲求“不朽”（功德圆满）的焦虑，在今天的一些人身上也都是存在的。比如在笔者个人，多年以来都为此苦恼不堪，不仅仅是想着如何才能“人过留名”、将自身价值最大化，而更是思考自己如何才能利用有限的人生、有限的条件，让自己做到一种人莫能比的极致！

如此一来，大家也许就会觉得：其实，阳明之学并没有那么神秘，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尽管每个人的理解总脱不出一孔之见、一家之言。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该违背阳明的基本宗旨：心学是一门德行、事功之实践的学问，是道德性命之学，而把他的学说知识化、琐碎化、虚伪化，甚至神秘化，把他看作神一样的人物，那都是大谬不然的，也是他本人坚决反对的！

我们心中应该坚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阳明！而阳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自我救赎、自我成就，更在于一种国家的、社会的自我救赎和自我成就！

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周明河于2017年7月

    王阳明简介（1472—1529）

王阳明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但更是明朝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思想家，被黄宗羲誉为“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心学”是宋明儒学的两大主流之一，而王阳明所开创的姚江学派又是“心学”中的重镇，乃至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程朱理学主导官方意识形态的明朝中叶，王阳明有感于学术界的保守、僵化，以及理学思想日甚一日的繁琐化、虚伪化倾向，开始了自己对“好学问”的艰难求索，历经九死一生的磨难，他才得以在贵州的万山丛中悟得了一点真知！从早期的倡导“去人欲而存天理”及“知行合一”，经过“致良知”最终到只讲“良知”，王阳明最终完成了其心学体系的建构，也同时留给后人一个“此心光明”的儒家圣贤形象。

生平概要：

          【一】

一个幼有奇志的孩子，当同龄人都在科举考试而发奋苦读时，他却对于人生“第一等事”念念不忘，他就是有“神童”之誉的王阳明。

少年时代的王阳明活泼好动，学习过武术，做过京城附近的游侠，也曾带着家丁骑马出游边塞，孤身冒险去追逐一个草原少年。就在新婚之夜，因为跟一位道长谈得投机，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大喜事。

婚后不久路过江西，大儒娄谅告诉了王阳明一句“圣贤必可学而至也”，再次点燃了他追求人生“第一等事”的热望。此后一个时期，王阳明便开始认真钻研起宋儒的格物之学，曾一度对着自家的竹子“格”个不停，结果因此病倒，以致心灰意冷。

从沉溺于辞章，到好奇于佛老，王阳明的兴趣与思想几经变化，他本人也由一个早年的落第举子变成了朝廷的兵部主事。因病告假的王阳明回到了浙江老家，经过在“阳明洞天”的一番休养，身心都已康复的他又开始大力宣扬起“经世之学”，而且还在京师掀起一阵讲学之风。

有感于当时政治与社会的种种不堪，加上个人的切身体会，令王阳明越发对一统天下的程朱理学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从而一心探求起真正可以引人向善、身体力行的“好学问”。

也就在京师讲学的这个时期，王阳明幸遇毕生唯一知音，这就是来自广东的学者、翰林院庶吉士湛若水！从湛若水这里，王阳明对于心学巨擘陆九渊开始有了一番较为深入的了解。

        【二】

贵州龙场驿，穷山恶水、偏僻荒凉之乡，迎来了一位被朝廷发落到此的犯官，此人就是因为上书正德小皇帝而得罪了权宦刘瑾的王阳明。

龙场的生活极端困苦，且时时有性命之忧，但王阳明在振作精神、自力更生之余，依然没有荒废讲学之道，万山丛中的龙场又成为这位儒士的新讲坛，大西南地区的学子闻风涌来。

面对种种的艰难困苦及政治打压，苦劳饿乏乱中王阳明经过一番顿悟，终于窥见到了成为“圣人”的门径，即“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只要自身的功夫真正下到。于是他首揭“知行合一”之旨，也越发感到陆氏心学乃是异代知音，只是陆九渊粗了些。

经过一番辩论，王阳明首先说服了作为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因而得以受邀主讲贵阳书院。随着刘瑾的倒台，王阳明再度回到了京城，在那里重开讲坛，掀起了一阵心学旋风!但由于不受当道待见，王阳明的讲学活动被迫转移到了他所任职的滁州、南京等地。

由于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形成的巨大冲突，学术上的分歧也引来友情上的破裂，这令王阳明甚是苦恼，但也越发坚定了他的信念。

            【三】

正德十一年，王阳明突然被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处。此举造就了一个政治史、军事史上的王阳明。

通过机巧灵活的用兵，王阳明很快就平定了南赣各处的民乱，成功实现了戡乱的目标。可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又开始在南赣地区大兴文教，同时作为巡抚的他依然不废讲学，甚至还在正德十三年于赣州新建了一处“濂溪书院”。

在镇压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中，王阳明将其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生擒了朱宸濠，他也因此殊勋成为明朝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人封侯者！又经过正德南征的一系列烦难问题，思亲情切的王阳明已被折磨得心力交瘁！

王阳明晚年广收门徒，主旨也从“致良知”向“良知”转变，而“四句教”更成为阳明心学虽简截却精深的归纳。

嘉靖六年，已是病弱之躯王阳明又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左都御史总制军务，前往征讨广西思恩、田州地区的叛乱。在迅速平乱之后，王阳明的生命也在对家乡的思念中走到了尽头。

在王阳明身后，他本人及其门徒曾一度受到朝廷的打压，但很快就被“平反”，王阳明所开创的姚江学派也成为明朝中后期的显学，在其身后更获得了非凡的国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