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09读书笔记
阅读1小时，总计1351小时，第1296日
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汉，南北朝，隋唐》第7章
自汉中期以来，土地兼并就是造成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一些有识之士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纷纷要求对土地集中加以限制。
在缺乏社会制约机制的古代中国，专制统治者追逐权力和利益漫无限制，这种发自专制统治者本性的贪婪追逐只有达到或超过了社会承受的极限，引发了遍及全国的紊乱和战争才会受到暂时的遏制。
专制统治者为了谋求财富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官营盐铁、起用富商大贾、卖官鬻爵，或是直接参与商贩贸易等都是逐利的手段，因此，所谓“富商交通王侯”的前提是专制统治者与富商大贾在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
能对政治行为和政策进行自我反思无疑是政治理性的典型体现，可是，理性的表达却总要披上神秘主义的外衣又反映了政治理性中的非理性成分。这一理论特点与其说是反映了人类的认识发展总是要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中曲折行进，不如说是君主专制时代没有思维和言论自由的必然现象。
西汉政权建立之初，统治思想尚未定型，天命与革命的认识亦未能统一，有时还发生激烈的争论。
二是当政治危机难以逆转，无可挽救之时，汉家天子就要听命于天的选择，让位于有德者。这无疑是传统“禅让”和“易位”思想的继承。
先秦时期形成的“汤武革命”论被更命思想所取代。“更命”论大体上包含着两层内容。一是在政治危机日益加剧之时，统治者通过改元、迁都等方式表示改过自新，更受天命，重新得到天的垂青，化凶为吉。
在权力私有的君主政治时代，统治者绝不会放弃权力，也不会容忍任何要求放弃权力的言论和暗示。对于汉代君主来说，任何与“王朝永命”的追求相抵牾的言论都将被视为大逆不道，这是由君主政治的本质所决定的。
由于“更命”论在方法上较之“汤武革命”显得温和，在认识上更加突出了天命的绝对权威，回避了敏感的“以臣弑君”问题，因而更容易为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所接受。
汉末统治者中的多数丧失了对刘氏王朝的信心，王莽则信誓旦旦地要把整个社会带向光明，于是成了统治阶级唯一可抓的救命稻草。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代汉实为水到渠成。然而，由于君主政治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特别是王莽政治主张的荒谬，统治阶级的反危机尝试不可避免地陷于失败。
当新朝末年天下大乱之际，王莽虽“自知败”，但除了“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汉书·王莽传》）而外，竟别无良策。政治思想的荒谬是王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莽是擅长倾轧争权的官场老手，也是少有的封建时代的政治家。王莽顺应时代的呼唤进行改制，在他身上凝聚着统治阶级进行自我政治调节的殷切期盼。然而，王莽在政治思想上受到多方面的束缚。其一，王莽“好空言，慕古法”，总是要在传统中把握时代的脉搏，依据传统模式进行政策设计，结果难免不合时宜；其二，王莽以外戚秉权而开启一代王朝，深知权力重要，进而迷信权力万能。他以权力作为经济改革的第一推动力，结果处处碰壁；其三，王莽深受汉末以来神秘主义思潮影响，堕入天命迷信中难以自拔。以上种种原因使王莽的政治思想显得十分凌乱，不成体系。王莽以这样的认识指导政治实践，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场复古改制的闹剧。
经学的谶纬化是东汉前期政治思想的主流。自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神秘主义的谶纬经说正式获得了官方身份，流传愈发广泛。谶纬之学是西汉以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维方法的极端表现形式，它的核心是神化王权，通过将神、自然和人糅为一体，造出了逻辑荒谬却言之凿凿的政治神话。
刘秀建立政权之后，一方面进用文官以防范武臣拥兵自重，另一方面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官僚队伍。纬书在两汉思想文化领域，具有突出的地位，上至朝廷，下至民间以及知识—官僚界，都有广泛的影响。它的历史地位，犹如一个纺锤，两头小，中间大。西汉后期、新莽和东汉前期，是它的“中间”发达期。由于纬书极强的政治性，所以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兴趣，不仅被统治者视为官学，而且被视为“内学”，经书反而被降到“外学”的窘境。
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不仅获得了合理的论证和说明，而且融于人们的肌体，成为人的器官的一种本能和功能。人完全变成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和零件。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谶纬之中虽然常有对统治者的攻讦，而统治者们却仍把它作为圣学而加以尊崇。在天人相应思维模式中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思路，即把天理想化和社会功能化。天既象征人事，又对人事作出主动反应。在这种互动的论述中表达了纬书作者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调整和政治价值观念。
均平、无为一方面是针对汉代当时的社会动荡和弊政而言的；另一方面又是人们的一种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想，是封建时代颇流行的一种理想。所以它超出了政策范围，也超出了各家各派的局限，成为中国古人的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心态。
纬书的特点是用得太滥，利用天变异议政、传播谤言，为政治之变制造舆论等，事关政治大事的比比皆是，略而不论。
《白虎通义》从天地、阴阳、五行与帝王一体化论证了帝王的绝对性与至上性。同时，又以人民的代表的名义，论证了君主的合理性。“
三纲是封建时代社会控制系统的核心和枢纽，三纲举而万目张。三纲的神圣化与绝对化，正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保证。王充（2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一生经历东汉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四朝，享年七十余岁。王充先祖因军功受封会稽阳亭，不久削爵。父祖皆以农桑、商贾为业，有任侠家风，结怨于豪门。王充早年丧父，自谓“细族孤门”，幼年拜师受《论语》《尚书》，后游学洛阳，师事班彪。他“淫读古文，甘闻异言”，博览群书，为学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