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与“麦田里的守望者”

2019年，塞林格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儿子作为嘉宾来清华园座谈，有幸，和他简短地交流了几句：

我问：“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有‘霍尔顿’，繁杂忙碌的今日，我们该如何保持内在的平和？怎样才能获取自我能量？为什么我们到了一定年纪还要读‘霍尔顿’？”

马特·塞林格高大的身躯斜坐在课桌上，纯净的灰蓝色眼睛闪烁了一下，说：

  “或许，读一本书，看一部电影，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只是静静地呆着，但至少，每天，要拿出一点时间和自己在一起。不论我们多大年纪，其实，安静的时候，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理解他……”

    也许，因为紧张，我的英文一时词不达意，总觉得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直到那年秋天，黄昏在圆明园散步，遥望湖面的野鸭，忽然一个念头浮起：湖心的鸭子们冬季会怎么样呢？霍尔顿在和纽约出租车司机讲话时，不也是突然关心起中央公园湖心的鸭子们——冬天它们都上哪儿去了？还有鱼，结冰了，鱼怎么办呢？正如作家格非所说，每个人心中都会有“霍尔顿”存在。

    第二次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译林出版社，施咸荣译，1998年初版，2001年再版）是精装本，是22年前，我在商场小书店买的。22年前的初次阅读，不明就里，单单出于好奇，误以为，这仅仅是讲述青春期的反叛故事。

    青春的时光，应该是当你爬上人生半山腰，俯瞰来路，回望那黄绿色的麦田，顿时感觉，过往的伤痛、喜悦如锦缎织成的波斯地毯，绵密无缝隙，更适宜用来观赏、回味。而不是年少时，坠落在凌乱情绪编织的纱网中，被吞噬、撕扯。

    从书架上取下22年前的书，掸去薄薄的灰尘，书页已经泛黄，一个下午，贪婪地读完，却不舍得合上。是的，一部讲述青春期的好小说，应该是纸张旧得发黄，文字干净、不矫情，读起来，像罗伯特·彭斯那首诗，“把自己养在金黄的梦里”，舍不得读完。

  而一部讲述青春期痛楚回忆的电影，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恰似这样一本书：片子画面模糊，没有特写、特效，演员相貌平实，却值得花上几个晚上，每天看一部分，慢慢看完。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这个不知名的小岛上，正是“白色恐怖”时代，动荡的社会，生活捉襟见肘的父母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子女的成长上。那时，政府小职员随时会被提审；田野间，不时有坦克、军车隆隆驶过；潮闷的日式旧屋，电扇吹不走几代人蜗居的压抑、愁闷。一只还是从上海永安百货买来的收音机，需要轻拍才会播报消息。收音机会播报什么消息呢？除了天气预报，就是台大等几所国立名校的录取名单。

  孩子们呢？在校长眼皮底下躲过惩罚的，永远是最滑头、最残暴的少年魔头。而主人公，小四儿，这个后来成为杀人犯的少年却是最用功、最老实、耿直的好孩子。他和父亲推着自行车走在林荫道上，父子俩对人生有着公平的期待。

  小四儿探寻这个世界，却看到少年帮派间残忍地互殴；他视父亲为精神依托，却看到崩溃的结局，父亲在官场被挤兑、迫害；他视女孩为纯净的天使，却发觉她和随便滥交的疯丫头没有区别。于是，在对自己、对未来的绝望下，当女孩挑衅地指责他：“你以为你是谁？你能改变我吗？你能改变这个世界吗？”他，用日本妇人自杀的匕首，刺入了少女的胸膛。

    这是在那个不知名的小岛上发生的真实悲剧。

    同样的青春期，霍尔顿在纽约贵族学校。尽管，他也和小四儿一样，被家人寄予厚望，被除名，对女孩失望。同样与外界格格不入，霍尔顿描写弟弟的手套，和手套上的诗，被同学嘲笑；小四儿因为对女孩感情认真，被女孩质问：“你来真的呀？你真老实！你会吃亏的！”还被好友小马哥耻笑：“为了个MISS，哥们儿至于吗？”相比，霍尔顿的成长伤痛要温和得多，小说以他躺在精神病院收尾。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不小心摔碎了菲苾的唱片，他心里难过得要命。《牯岭街少年》中，小猫王将“A Brighter summer day”的唱片送到监狱，想要交给小四儿，却被狱警直接扔进纸篓。同样的破碎，小四儿的破碎显得毫无希望。

  也许，在那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乡愁、困顿交织，“小四儿”的青春比霍尔顿的更加绝望。

  成熟是什么？《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安多里尼老师引述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的话：

  “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活着，就得成长，好比爬山，踩坑。一路走来，阅读、观影、思考，在他人世界里，悲悯觉察的瞬间，更多地是观照自我。

    幸好，我的世界里有书可读，有作家般的导演的片子可以细品，如品味阴雨天里一泡略带青梅香的清苦的老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