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坊丨粉红的月季②

花牌坊丨粉红的月季②

那是1983年的夏末，新学期刚刚开学，我站在教导主任的办公室里，委屈着说：“我要留级。“等我拿着主任的批条，来到学校最后一排、东头第二个教室二（一）班时，我走了进去。

再次走进教室，我像是初次进城，有点怯生，本来不白的脸上带着亮光，多少有些不自在。等我来到座位上，邻座的是一位穿着红上衣的女孩，她不经意的向我一瞥，我因此看清她俊俏的脸，明亮的眸子里透着皎洁的光。就在与她目光相触的一霎那，一种异样的感觉让我怦怦心跳，因为那时我已十四岁！

虽然是复读，其实什么都是新的。读初一时，只记得语文老师姓王，一位颇为丰润的中年女老师；美术老师姓何，大高个儿，学生在背地里叫他“何老等”；英语老师是个“鸡宿眼”。校园先前是一座古庙，来回要穿过一条弯曲的小河，河水很浅，没有桥，只靠几个砖垛儿接脚。月光下水面银光闪亮，这位老师经常踩不准点，总是高高地挽着裤管，但还是接二连三踩在水面上，弄得一身水湿，所以那时感到特别好笑。

那时最兴奋的莫过于晚自习放学。和同村的特别是高年级的同学一起点燃堆在村口的柴垛，把白菜当靶子练拳脚，把过踝的麦苗踩在脚下编辫子，故意把刚栽在路两旁的小树撇断，专门的大道不走偏从田里走出一条明晃晃的斜路。“宁与戏子对门，不和学生隔邻“此话真没白说。因为那时已不再是生产队而是分田到户了，所以大人们很生气，于是他们会趁着天黑，躲在不容易发现的窑坑边、坟头后，一旦我们又搞起了破坏，他们便大喝一声追了上来。我们见势便拼命的跑，等到家的时候已是气喘吁吁，所以感到特别兴奋。

等上了二年级，教我们几何的是一位年轻的民办老师。一个学期下来我始终看不明白点、线、面、体这些看似抽象的概念，怎么也看不懂课本上全等三角形的例题。就只记得个头不高，而且总爱一个眼睛看世界的老校长，在学校正中大殿前、挂钟的那棵歪树下，给我们开会强调纪律，用他不伦不类的普通话抑扬顿挫的讲到：“有的--同学，到--处--撒尿!”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没有太多兴致的时候 我就准备退学了。那个时候，正值改革初年，各种思潮在悄无声息的触动着。刚刚分田到户，人们对分到手里的几分责任田煞是经心。当时的人们好像一下子回到了自然经济，生产队不多的几台手扶拖拉机废了，麦场上、田地里牲口成了耕作的主力，更成了家庭的支柱。谁家伤了牲口，绝对是塌了天。我家从生产队分回一头褐色的廓骡。由于父亲先前是生产队的烟叶技术员，对喂养牲口不是太在行。夜里他总怕牲口冷，一晚上不停的起来给它烤火，喂时怕水凉，家里火炉上的温水全倒进了牛槽，而全家人早起洗脸只好用凉水。可这样对牲口娇惯得太狠，反而更容易生毛病，后来家人干脆把它卖掉。等没了牲口，地里的活就全凭人力了。所以那时家里尤其是母亲就特别辛苦。

让人奇怪的是那时老鼠特别多。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会钻到被窝里，吃饭的时候它会在一边跑来跑去，然后趁机拉上馍便跑。床底下、墙角里、粮圈旁到处是坑，是洞，是大小不一的土堆。所以那时首先兴起的行当便是买鼠药。一到有会，我就围上去看热闹，这些人可以说是乡村里的演说家。只是没有伯乐，否则他们一点也不比赵本山演的差。

另一个就是“小偷”特别多。经历了那么长时间夜不闭户的人们，怎么一下子变得那么快。邻居家的小鸡跑出院就丢了，村头菜地里的南瓜长不大就不见了，地里长不黄的烟叶要人看，家里养的鸡吓得躲到树上都不安全，圈里的猪看得不紧就会被偷走，家家户户喂的看门狗不知道为何很快就再也听不到叫声。每到黄昏，村头便上映了或男或女、或高或低的丢鸡失狗之类的吆喝声、叫骂声、吵闹声，形成那个时代一道特有的乡村夜景。

“打工”这个名词那时还比较新鲜，加上地处内陆乡村，根本嗅不到改革前沿的味道，我又没有“中国第一打工仔”刘延年扒火车南下的勇气，所以我想去打工，却遭到家里人反对。现在想起来，如果早在那个年代出去，又不知该会是那般田地！

当时家里唯一的副业就是种瓜。这样以来，看瓜便成了我那时最难忘的记忆。万籁俱寂的夏夜黄昏，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犹如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端坐在西瓜田里，听七爷那讲不完的故事。七爷，中等个，四方脸，坳黑的脸上打着很深的皱纹。白色对襟粗布汗衫，藏青色的围腰粗布短裤，有着中国农民特有的朴实。他不识字，没文化，却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其中，关于王莽追刘秀的传说就很多，奶奶庙、搬倒井、倒犁铧 …… 等等，只不过他讲得零碎，我记得也零碎。尽管如此，这些民间传说无疑给了我最初的文学熏陶。因此那样的静夜常常让我想起，虽然七爷早已不在人世。

重新回到学校是从这次留级、也是我的第二个二年级开始。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一位年逾花甲的长者，面目清秀，不多的几缕头发整齐的向后梳理着，写得一笔正楷。所以那时下课铃响了，有的同学急着去玩，嘴里一时会发出“唏---”的时候，他会很生气的向后瞪一眼，接着便又不紧不慢的在黑板上写他未完的文字。

上一年级时的英语老师教起了数学。先前怎么也不明白的点、线、面、体经他一讲居然变得那么简单；怎么也不理解的全等三角形现在一下子变得容易懂了。直到有一天，数学老师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告诉我“学校组织数学竞赛，你来参加”。竞赛！我一下子懵了。他看我有些犹豫，便放下笔，然后说：“你行，我心里有数，不过我给你找了些资料，你拿去看看。”正在这个时候，进来一位女生，看起来挺大胆，推门而进，很随意的朝老师笑笑，拿着资料走了。后来知道，她便是我初三时的同学“白莲”。

这时候也知道，当初邻座的那个女孩，她名中带月，俊如其人，经常穿着一件粉色上衣。她的工人家庭让我不该奢望，她的端庄不敢让我有非分之想。她二年级时留级，我初三复读，因此我们又同班，印象中好像就坐在我的前排。可惜那个封闭的年代、朦胧的岁月男女生都保持着一种莫名的矜持，哪怕是同村，甚至一个族家，在学校男女生相互都不说话。好在我有幸两度作她的班长，多少有些工作之便，不多的言语中多少流露过我的好感，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