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沈葆桢的恩怨

曾国藩与沈葆桢的恩怨

于曾国藩而言，1864年（同治三年）是大喜大悲的一年。喜的是，经过十二年的苦战，他统率的湘军终于攻进了天京城（今江苏南京），扑灭了占据此地近十二年的太平天国政权，他为此被赐封一等侯爵，成为有清一代文人封侯第一人；悲的是，也是在这一年，他的两位好友、曾经的部属沈葆桢和左宗棠先后与其绝交，从此不通音问、断绝来往。

沈葆桢曾三得曾国藩奏保

首先与曾国藩断交的，是沈葆桢。

沈葆桢，今福建福州人，进士出身，清代名臣林则徐女婿，历任江西巡抚、福州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沈葆桢曾为曾国藩幕府成员，深得曾国藩赏识。1856年，太平军杨辅清部数万人围攻江西广信府城，时为署广信知府的沈葆桢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率部登城守卫，最终以少胜多，七战七捷，击退了太平军的进攻。经曾国藩保荐，第二年升任广饶九南道。

沈葆桢为官清廉，但性格刚直。1859年，因与上司不和，即以父母年老、身体不适为由愤然辞职回老家养病。广信当地百姓为此先后十多次到曾国藩行辕请留。但当时曾国藩只是一个挂兵部侍郎衔的湘军首领，并无地方实权，爱莫能助。1860年五月初三日，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第一次上折，就奏请朝廷饬令沈葆桢赴湘军安庆大营帮忙。

更为关键的是，第二年，曾国藩即保荐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清朝巡抚为从二品，加侍郎衔者为正二品。沈葆桢之前只是按察使衔、吉南赣宁道，大体相当于三品官。在没有经过布政使等职位历练的情况下，直接出任巡抚，而且没有署理而是实授，就连《清史稿》，也评价沈葆桢此番际遇为“超擢”——破格提拔。而且朝廷任命谕旨还温言有加，说考虑沈葆桢照顾父母双亲的需要，特意安排他在毗邻福建的江西出任巡抚，希望沈葆桢不要再推辞，“朕久闻沈葆桢德望冠时，才堪应变。以其家有老亲，择江西近省授以疆寄，便其迎养；且为曾经仕宦之区，将来树建殊勋，光荣门户，足承亲欢。如此体恤，如此委任，谅不再以养亲渎请。”

沈葆桢此番隆恩的背后，是曾国藩为其背书：1861年十一月曾国藩奏保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时，咸丰已于当年七月病逝，辛酉政变也尘埃落定，朝廷主政的，是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和议政王奕。两江总督曾国藩，刚刚受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节制“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员”，成为清廷与太平军作战的绝对主力，声望日隆。根据野史中的传闻，当时湖北巡抚胡林翼、湘军水师提督彭玉麟甚至曾送给曾国藩写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的纸条，暗中讽劝曾国藩自立为王。

因此，毫无意外，曾国藩的保荐，朝廷一一批准，包括他同时保荐的三品太常寺卿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四品道员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

沈葆桢截饷，被曾国藩评为“不顾情理，令人难堪”

围剿太平天国的战争，至1861年历时已达十年之久，早已耗空清廷国库。无论是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还是沈葆桢防守江西的军队，都必须自己筹饷，中央财政早就无力承担。

1862年四月下旬，曾国荃、彭玉麟等部湘军主力，沿长江水陆并进，直抵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下，开始包围天京。为了进一步缩小包围圈，曾国藩不断增兵，1863年七月时统兵已超过十万人，每月需饷不少于50万两，这还不包括购买弹药、枪械等花费。而在给湖北布政使厉云官的信中，他说每月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4万两，以至于只能发三成军饷，实难支撑。他还向广东巡抚毛鸿宾抱怨，各军欠饷已长达11个月，甚至连买药都没钱。

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沈葆桢截留漕银、洋税、厘金，使得曾国藩军饷更为匮乏。

曾国藩在江西所得之饷，包括漕折（每月四五万两）、九江洋税（每月3万两）和厘金（设立关卡向过往货物征税所得，每月大约十多万两）三部分。

1862年九月起，出任江西巡抚不满一年的沈葆桢，未与曾国藩商量，就停解漕折银给曾国藩；第二年开始停解洋税；到了1864年二月，沈葆桢又上奏朝廷，请求将江西厘金全部归本省征收使用，不再给曾国藩军营。果真如此，意味着曾国藩军饷每月将减少20万两。

停解漕折银、洋税，曾国藩都忍了，没有上奏朝廷，只是向左宗棠抱怨说“初不省其开罪之由”——实在不明白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沈葆桢，以至于沈要如此。

1864年沈葆桢要停解十多万两厘金，曾国藩终于忍无可忍。这年三月，他立即上折，批评沈葆桢此举“专尚客气，不顾情理，令人难堪”。

曾国藩的理由是：首先湘军欠饷远比江西地方军严重，湘军今年以来只能发四成军饷，而沈葆桢所统各军都发八成军饷。再者，如今，湘军欠饷已长达十六七个月，而沈葆桢部队欠饷不到五个月。再次，自己身为两江总督，又是节制江西等四省的钦差大臣，江西为自己辖境，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无论是丁赋、漕折银、洋税还是厘金，本就有权提用。沈葆桢作为下属，事前不与商量，就擅自作主一再截留，自己很难理解和接受，也不知沈葆桢此举将朝廷数百年的规矩置于何地？

后经户部裁定，江西厘金收入一分为二：一半拨曾国藩湘军大营，一半留供江西本省之饷。因曾国藩此奏折言辞抗厉，并威胁说沈葆桢此举导致湘军人心惶惶，围攻天京大局有面临决裂的危险，沈葆桢被迫请辞江西巡抚，两人自此断交。

曾国藩沈葆桢二人争饷，沈葆桢是站在江西的角度，认为江西所出之银自应用于江西，所谓“楚弓楚得”；而曾国藩是站在湘军大局的角度——此时曾国荃统率的湘军主力，一方面要围攻天京，一方面又要与前来救援天京的李秀成部队作战，处于腹背受敌的关键时刻，无论如何不能断饷。而他辖下的其他两省：江苏大部分为太平军所占据，李鸿章只得上海一隅；安徽则是太平军与湘军互有攻守。两省厘金既尚难指望，江西自然就成了湘军军饷的重要来源。难怪曾国藩会厉言抗争，而不顾文人耻于谈钱的体面。

自己一手赏拔的沈葆桢，最后却背叛了自己，这让曾国藩一度很是苦恼。更让曾国藩苦恼的是，他甚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沈葆桢有如此举动？他对李鸿章说，自问这些年来对沈葆桢从未稍有得罪，“此心可质鬼神”，不知沈葆桢为何最后会同自己绝交？沈葆桢因此被曾国藩大营的人称为“绝无良心科”第一名。

曾国藩误判，埋下与左宗棠交恶之导火索

如果说曾国藩与沈葆桢失欢，始作俑者是沈葆桢。那么，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恶，则更多是和曾国藩的误判有关。

为了缓解日益窘迫的军饷问题，1862年二月初，曾国藩采纳御史朱潮的建议，奏请朝廷在广东全省收取厘金，以接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军饷。

为了让广东方面同意办理，在未与浙江巡抚左宗棠商量的情况下，曾国藩就表示，办理抽厘后，广东原来每月要给浙江的10万两协饷可以停解。不仅如此，他还对两广总督劳崇光说，就是广东给江浙四省每月近20万两的协饷也可从厘金中抵除。

之所以如此痛快，是因为曾国藩十分看好广东办理抽厘的前景：咸丰十年间，广东巡抚耆龄在韶关设卡，不到一年，就收了五十余万两；广东布政使周起滨在肇庆府设卡，每年也能收四十余万。如今是全省专办，在曾国藩看来，每年应是几百万两之数。

但左宗棠一开始就不赞同此举。他认为曾国藩强行到广东抽取厘金的做法不妥，并认为以两广总督劳崇光的个性，一定不会配合，难有实效。

事实的发展证实了左宗棠的“预言”，也坐实了曾国藩的误判——1862年十月，办理广东厘金已有3个月，曾国藩第一次通报了广东厘金的收入与分配——共运来20万两，经分配，曾国藩处12万两，左宗棠处8万两。到1864年八月停止广东办理厘金止，根据曾国藩的统计，33个月仅收入120万两左右。而左宗棠说，120万两中，他的楚军仅分配到22万两。

曾国藩的这一误判，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是严重减损了左宗棠的军饷收入，招致了左宗棠的不满：如不办理抽厘，33个月，左宗棠楚军可从广东获得协饷330万两，如今只有22万两。330万两和22万两，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当初，为了弥补浙江被停解10万两协饷的损失，曾国藩提出广东所收厘金，左宗棠军拿大头，而最终的结果，所收的120万两中，左宗棠军只得将近两成，八成为曾国藩军所拿走。如此一来，左宗棠自然不免有怨气。

再者，曾国藩的这一误判影响了左宗棠的军事部署。蒋益灃的部队本在广西，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后，深感兵力单薄，便奏调蒋军来浙。本来，曾国藩已经答应负责蒋军的军饷，但由于广东厘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1862年七月，曾国藩食言，表示无力承担蒋益灃军的军饷。蒋益灃军因此延期赴浙。

左宗棠截饷，坦承“夺饥者之食以疗我饥，仁者不为”

咸丰十年左宗棠楚军成军后，奉曾国藩之命援应江西。因此，按惯例应由江西代筹军饷。1860年八月到第二年四月，楚军抵达江西仅8个月，欠饷已有3个月，而江西答应的每月两万两军饷却未见分毫，各营纷纷索饷。

欠饷严重，在向江西巡抚毓科要饷未果的情况下，左宗棠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先是截留江西浮梁本应上交国库的漕折银3000两用以买米，接着又截留别军军饷3000两。事后，左宗棠也承认“夺饥者之食以疗我饥，仁者不为”，但事态紧急，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出此下策了。

为使左宗棠楚军在奉旨救援浙江的同时又能兼顾防备湘军后路粮道，曾国藩多次要求左宗棠将兵马增至万人：二千守婺源，二千守景德镇，六千为机动部队进攻浙江。为此，1861年起，他将婺源、景德镇、河口、乐平四个地方的税厘划拨左宗棠经理。按照曾国藩的计算，这样一来，每年可得七十多万两。

但这笔巨款远远不够左宗棠军饷所需。当楚军只有近六千人时，每月需饷已达六万两。按此标准，增至万人后，每月需饷银在十万两左右，一年就得120万两。减去江西厘金每年所得的七十多万两，缺口还将近50万两。此后，随着朝廷将李定太的衢州兵、李元度的平江勇划归给左宗棠，左宗棠的兵力近两万人，每月所需饷银不下二十万两，军饷缺口进一步扩大。

左宗棠救援浙江伊始，朝廷曾对楚军的兵饷作出过安排，要江西方面先筹拨银十万两，以后由福建按月筹银十万两。但这只是画饼充饥——江西本身已欠楚军十多万两军饷未发，如今让它再筹十万两，可谓难上加难；福建地方部队已欠饷三年，闽浙总督庆端反过来向左宗棠要钱。1861年十二月底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时，浙江全省仅剩衢州一地为清军所有，其余地方皆被太平军所占，厘金无从收取，江西四地的厘金收入对于左宗棠而言可谓举足轻重。

争饷的连锁反应

所辖兵马日益增多，需饷浩繁；广东厘金收入远低于预期；沈葆桢又开始逐步减少江西所供之饷。三个因素的叠加使得曾国藩陷入“近年所未见”的缺饷之苦。于是，1863年五月开始，他向左宗棠要回了婺源、景德镇、河口、乐平四个地方的厘金收入。而要回四地厘金，加上广东厘金所得太少，使得左宗棠与曾国藩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1863年三月起，左宗棠即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并陆续收复衢州、金华、严州、绍兴等地。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要回自己辖境的厘金，于理并无不妥。而且，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依靠福建的饷银。

但实际上，曾国藩在此又产生了误判：前文说过，福建的地方部队欠饷已达三年，哪有钱供应左宗棠的楚军？此时，左宗棠虽收复了几座城池，但正与太平军鏖战富阳，根本没有精力经营浙江、福建。

江西四地厘金被收回之前，楚军欠饷长达到8个月到一年之久，左宗棠因此时常处于“兵勇有饥溃之时，军火即有缺乏之虑”的危险局面。如今，广东厘金指望不上，广东协饷已被曾国藩慷慨送出，江西四地厘金又被曾国藩收回，左宗棠的不满，可想而知。更何况，此时左宗棠麾下的刘典一部，还在江西鄱阳、浮梁、景德镇一带作战，为曾国藩防备后路、保护粮道呢。

就是曾国藩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1863年五月，他曾对沈葆桢说，裁减沈葆桢所部两万两饷银、向左宗棠索还景德镇等四地厘金，自己做得都很不厚道、不近人情，“深惧无以对阁下暨左、晏、黄诸公”——深感对不住沈葆桢、左宗棠等人。只是在湘军饷项奇缺甚至军心可能涣散的现实面前，这样的不安、这样的内疚，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确实如此，军饷是稳定军心的关键，无论在何时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1861年，左宗棠带兵未久，曾国藩曾在信中意味深长地告诉左宗棠，“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只是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军饷竟酿成了曾国藩左宗棠交恶的导火索。

1864年，在给自己的老上级、四川总督骆秉章的信中，左宗棠就直言和曾国藩的关系已经不好，在很多事情上观点分歧非常大，“只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为将顺，然亦难矣”——表面的和好只为了顾全剿灭太平军这一大局。

这年七月，天京被曾国荃攻克后不久，左宗棠上奏告知朝廷太平天国幼主洪福瑱逃出——而此前曾国藩已奏报洪福瑱已死。恼怒的曾国藩不久也上奏，攻击左宗棠收复杭州时让十多万太平军逃出。由此引发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最终交恶，再无来往。这在时间上仅比曾国藩沈葆桢断交晚了四个月！（文/刘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