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遐想

年关将至。

年，对华人来说，是最大的团聚的日子，毕竟，从日历上看，年是假期最长的一个节日。人们在年前兴奋地订回家的票，不管千里万里，火车飞机，有座没座，只要回家，什么都可以忍受。我看过大概二十年前的一个新闻。二十年前，听起来已经很早了，但那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初，看历史教科书的话，我们感觉那就如同一小时前一般。那个新闻上说，有一大帮在大城市打工的，过年没票，徒步走回千里之外的家乡。更可叹的是，有半路受伤的，爬着也要回去。想到这儿，我活动了一下脚踝，它曾在走过十公里后受伤。

但是现在的话，老人们都说，年越来越没味儿了。作为叔叔辈的我，经历过新年最后的辉煌时刻，那时候，春晚还不像现在一样，作为背景音乐在客厅孤独地放着。烟花在天上绽放着，当然很吵，当然对空气不好，可就这几天，我们如果过了一年的低碳环保生活，骑共享单车，坐公交，走路，这几天为什么不能稍稍放松一下呢？要说它让人睡不着，和上班相比，哪个更让你睡不着？那时还不是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大家聚在一起，除了我这种社恐的，基本都在抬头说话。我也在抬头，抬头听热闹。

人际关系的淡漠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手机。手机是果，不是因，手机是人追求方便和自我的一个结果。钢筋水泥的现代城市，让我们没心思去应付复杂的交际，可怕的是这个古老的礼法社会，悄悄带给我们无数的繁文缛节，夸张点说，它几乎规定了我们每一次呼吸的频率。在传统社会，我们缺乏法治，这些道德规范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法治，有了普世价值，有了新的社会结构，如果传统再来过多插手，我们如何能堪重负？所以，我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一种随时可以“不搭理人”的自由。

与上一代人不同，年轻人对社交更多地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社交是对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种束缚，虽然他们也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言论自由”，也无法行动自由，但是，他们很关注自己，觉得有关于自己表达和行事的权利，还是必要的。不过，年轻人情绪激动，这在推动社会进程这方面当然是好的，但是在观念的层面上，过度的情绪容易产生过激的态度，于是，他们不惮说出最难听、最有攻击性的话来表明自己有言论自由，但是对任何冒犯他们的话，他们又极度敏感，视为对自己权利的一种侵犯。这种人际互动，或称之为底层互害，在加剧着小共同体瓦解的同时，也在增加着大共同体的厚度。换句话说，这种隔绝让现代社会更能平稳的运行，因为没有强的人际关系网络，就没有强的反对企业和社会剥削的力量。毕竟，孤木不成林嘛。

抓住每一个团聚的日子，谁知道年的凝聚力还能维系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