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城大劫案秘闻：土匪窝里的洋记者（下）
本文主角鲍威尔
第五节 刺探山顶的秘密
那位担任翻译的学生跟土匪们关系处得不错，但是他还是经常把这些类似有人建议要杀几个洋票的消息和一些别的闲话，传达给外国人质们，弄得人质们不免有些恐慌。
有一天，那位来自德国的天主教神父蓝法又来到了抱犊崮，他特意把鲍惠尔先生叫到了一边，告诉了他一个毛骨悚然的故事，蓝法神父说他是从一位居住在铁路附近的一个城市中的绅士那里听来的：那位绅士说，土匪中有一队人马专门负责绑架儿童，因此就在这座山顶上的茅屋里，土匪们关押了不少等待家长来赎的儿童。
崮顶的那座茅屋，距离鲍惠尔等人被羁押的地方不远，所以蓝法神父希望鲍惠尔能够找个机会去查证一下儿童们的事。出于新闻人的职业敏感和好奇心，鲍惠尔答应了，所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向一位土匪小头目请求，派一位护兵跟随着自己和蓝法神父，陪伴二人在这座山的附近走走。蓝法神父还拿几瓶自己亲自酿造的陈年白兰地酒贿赂了土匪，结果二人得到了散布的许可。
二人于是就开始去爬山，爬了大约一个小时，才爬到了那个绝崖的顶端。这座山几乎是笔直地耸立在群山中，直薄云汉。因为时值初夏，所以二人爬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他们便不管强烈阳光的照射，坐在一块平整的大石头上开始休息。此时两个土匪“护兵”就跟在身边，于是蓝法神父又拿出了装在军用水壶里的白兰地酒去“犒赏”土匪，二人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像喝水一样痛饮起来，结果没多久二人就躺在石头上呼呼大睡起来，
鲍惠尔和蓝法神父赶紧站了起来，顺着一条羊肠小径，向这个绝崖的基地走去。他们的搜寻很快就有了结果，因为他们来到这个绝崖的一条巨大裂缝的边沿处，而裂缝那一面的峭壁就好像从一块巨大的蛋糕上切下来薄薄一块似的，在云汉中耸立着。只有抱犊崮的顶端，跟它有点类似。
在这里，二人发现走向顶端的一条小路——一条简陋的，用手在花岗石凿出来的梯子。这条石梯在每隔十几米远近，就有一块小小的可以回转或躲避的平台，凡是这种地方再往上的山势，总是不太陡峭之处。但是再向上去，还是十分陡峭的阶梯，如此直到最高处。
两个人一面走着，一面回过头去看那两个还在朝天酣睡的土匪，看见这种情形，鲍惠尔和蓝法神父便决定不顾一切，试着向山顶爬去！于是鲍惠尔在前面带路，年高德劭的蓝法神父在后面跟着，两个人相隔几个阶梯，同时为了安全起见，鲍惠尔用一条绳子从自己的身上系到蓝法神父的腰里。可是当他们爬到第二个平台处时，大约距二人上来的地点有三十米远近时，蓝法神父便双手捧心地坐下去，年迈体衰的他已经累得寸步难行了。
鲍惠尔见状，便建议蓝法神父赶回去看守住那两个酩酊大醉的土匪，而让自己一个人爬到山顶去。蓝法神父答应了，当他沿着石梯往下爬时，鲍惠尔因想到时间紧急，担心两个土匪酒醒，于是匆匆向上爬，最后终于来到了顶端。鲍惠尔对此记述道：
“这儿就像我们最初被土匪带到的山顶一样，也已变成一个堡垒；但是很显然地可以看出，修造这个堡垒要比拘留我们的那个堡垒花费更多更大的人力。这儿有几座以茅草为顶的茅屋，茅草上压着石头。另外，在山石上凿有水沟和水池，以备落雨时贮积雨水。一些谷物和劈柴，也分别放在这同类型的石池中。照这种情形来分析，土匪几乎可以无限期地守住这个山顶的堡垒；于是，我想起来我们被拘留的那座庙前的石碑，石碑上说这是土匪们盘踞了六个世纪的堡垒。”
当鲍惠尔在山顶上搜索时，他发现这个山顶约有三至四英亩大，而且几乎全很平坦。这时，鲍惠尔忽然听见一座茅草屋中发出来的声音。鲍惠尔赶紧走向那座茅屋，他掀开门上垂下来的草帘向里面望去，他当即吃了一惊——原来蓝法神父所听到的故事竟然完全是真实的！
就在这间茅屋里，挤满了年纪自八岁到十五岁的孩子，数量大概有二三十个！这些孩子见到陌生的外国人来访，都一齐向鲍惠尔拥过来，与此同时，鲍惠尔发现这些孩子在充满恐惧地望着这间茅屋另一端的一扇门！
就在这时，一个背着来复枪的土匪走了进来，当他看见鲍惠尔时，立刻把来复枪从肩膀上取下来，朝着鲍惠尔指去。由于鲍惠尔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为保安全，他所能做的，就只有向那个土匪微笑，并且做出很友善的姿态，举着一包香烟对他表示欢迎！
那土匪倒是能够明白鲍惠尔的善意，他看了看鲍惠尔手里的香烟，略一犹豫，然后向鲍惠尔笑笑，才把香烟接了过去。
鲍惠尔趁机数了数茅屋里的孩子，一共是二十三个！可以看出，这些孩子身上的衣服多数是上好的料子，只不过如今已经破烂不堪，这一点足以说明他们大多数来自较为富裕的家庭。
目的已经达到，鲍惠尔于是立即向看管儿童票的土匪做出要走的意思，并且又送给他一包香烟。那土匪未加阻拦，于是鲍惠尔沿着来时的道路，尽快赶去跟蓝法神父会合。在见到神父后，鲍惠尔把自己的所见报告了神父，然后他们把那两个负责“保护”的土匪叫醒，匆匆地赶了回去。
对于自己在抱犊崮山顶的所见所闻，鲍惠尔没有跟其他人质透露一个字，他只是写了一篇详尽的报道，由蓝法神父带出了山，寄往鲍惠尔所在的密勒氏评论报社。当这篇报道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刊出以后，立即在全中国引发了一阵热烈的关注，因此当劫车案解决后，这些被绑架的小孩也得以从山上获释，但是有些小孩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绑票来的，所以获释很久以后依然未见他们的父母来寻找孩子。
后来便有人对鲍惠尔说，有些孩子的父母因为无法筹集足够的钱来向土匪赎回他们的儿子，土匪便认这些不得归家的小孩子为样子；把他们养大成人以后，就让他们加入土匪行列中【著名作家姚雪垠在1924年就被一伙河南的土匪绑票，当时姚只有14岁，他就被一个土匪小头目认为义子。在土匪中生活约100天的这段特殊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
在抱犊崮山上失去自由的日子毕竟是难捱的，所以鲍惠尔等人都非常渴望立即获得释放，他们对于北京政府与土匪无效率的谈判表示非常不满！但他们也清楚，正是因为有他们这帮外国人质在手里，北京政府才不敢轻举妄动。
在距离第一次食物送来以后，又过了几天，第二批委托运送的货物也到来了，当鲍惠尔拆开一包写有自己名字的葡萄干时，他竟意外地发现里面有一张折叠得十分小心、藏在葡萄干盒子中间的写有字句的薄纸。这张便条是驻在北京公使馆的一位美国军官所写，此人被派至胶州湾调查这次劫车绑票案，并设法营救人质们早日出险。
这位军官把北京政府与土匪谈判之所以艰难的原因，向鲍惠尔做了一些说明，鉴于因人质们迟迟不得获释而日益高涨的愤怒，这位美国军官特意来跟鲍惠尔与其他人质，共同商量此前所提出的一项冒险拯救人质们的计划。
依照那个计划，当下驻在一所煤矿场上负责拯救人质们的人员，将秘密地把一支分遣队带到附近的火车站；这支分遣队中有大约50名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他们都是从北京和天津化整为零地陆续来到山东境内的，为免引起注意他们都穿着便装。在这支分遣队到达前，给人质们运送食物的苦力，会先行将一批枪械和弹药送来，这些枪械和弹药将分别隐藏在葡萄干箱子里。当所有这些东西在一个事先指定的日期里准备妥当以后，人质们要先逃到山顶庙后的一个山洞里，然后把洞口封住，并且对土匪们的进攻予以还击，以待拯救部队攻破山区几十里的土匪防线，最终实现救援的目标。
当天晚上，当看守人质们的土匪走了以后，鲍惠尔就把大家都集合了起来，将这个大胆的救援计划告知了大家。由于担心夜长梦多，加上认为计划可行，所以鲍惠尔首先表示出了自己的立场，那就是赞成该计划！艾伦少校和平格少校这两位大胆的美国军官随后也表态支持，此外两位英国俘虏和那对墨西哥夫妇也表示支持——而其他人出于种种考量，对该救援计划表示了拒绝！
在反对救援计划的理由中，包括了对美国士兵的战斗力的怀疑，毕竟他们人数太少，而土匪的防线实在是太长，一旦计划失败，人质们就有性命之虞；而反对这个计划最厉害的人，莫过于那位行走困难的墨索先生，如果该计划实行，他很可能因为无法行走而第一个丧命。
在这次生死攸关的会议上，鲍惠尔先生有了一次深刻的人生体验，他后来回忆道：
“我将永远不能忘怀，当我把那位美国军官冒险拯救我们的计划说出来后，我们那群人的面部表情。由极端的危险和一连串的患难在我们这些俘虏间所产生的友情，在这个紧要的生死关头，因种族、宗教和国籍的不同于隔阂，立刻化作一阵青烟。在那个夜晚，在抱犊崮山旁的一座小庙里，在一片微暗的烛光里，当我们讨论一件关系在座每一个人的生死问题时，情形立刻变得十分明显。”
不过让鲍惠尔有些意外的是，那些被一同抓来、此后又一同生活的担任翻译的几个中国学生却表示：“如果那项冒险计划实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愿意跟大家在一起。”鲍惠尔于是写了一项秘密报告，将人质们对于这个计划的反应一一加以叙述后，就偷偷地让人带了出去，交给了负责拯救他们的那个单位。从那以后，鲍惠尔就再也没有听到有关这项计划的事情。
但是，所谓“穷则思变”，正当大家因为商议那场冒险计划而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试图去讨论出一个新的方案来，而这天晚上所拿出的这套方案，最后竟然真的凑效了！
就在大家坐在一起秘密商议的那天晚上，一位外国人质建议说，大家不妨把土匪头子孙美瑶请了来，问问他到底想要什么。第二天早上，大家就把这个意见付诸实施：先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然后再由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们到设有土匪总部的村庄中，去拜会孙美瑶等人，并邀请他们当晚到人质们被拘留的庙里来会商。
到了晚上，土匪头子们果然来了，一共是六个人，但是其中却没有孙美瑶，孙美瑶只是派来了一个代表。这时，人质们先开了一个预备会议，选出了负责谈判的人员，其中鲍惠尔被选为秘书，并因此获得了一个记事簿——正是因为鲍惠尔的这个身份，使得他一时身价百倍，土匪们都对他另眼相看起来。
来洽谈的的共有三位土匪头子，外加每人的一位护兵，当人质们邀请他们进入到自己住宿的地方时，便给土匪们每人沏了一杯大家贮存的茶。接着，人质们便开门见山道：“我们很了解你们的处境，因此很愿意帮助你们摆脱当前的困境，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早点回家。但是在我们不明白你们的要求时，我们无法帮助你们做任何事。”
此时，土匪头子们脸上都流露出严肃的表情，这些一脸胡子的人质们的表情也是格外的严肃，鲍惠尔回忆道：“在那座庙房里昏暗的、摇曳的烛光中，构成另一幅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奇景。”
眼见土匪们没有回复，拿着记事簿的鲍惠尔又一次向一位土匪头子问道：“你们需要什么？”
这位土匪头子经过一阵犹豫后，开始了发言，鲍惠尔认真地将他的发言内容记录了下来。接下来第二位土匪头子也做了发言，鲍惠尔依然认真地做了记录——等到这场会谈结束时，这个记事簿已经被鲍惠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直到他再也写不开！这本记事簿，后来被鲍惠尔保存了很多年，“因为它构成了一个无价的，有关当时流行在中国北方诸省很多年的政治混乱情况的一面，特别是山东的情形”。
当鲍惠尔把最后一位土匪头目的最后一个要求记录下来后，他发现这项要求就是建议土匪和人质双方各派代表一人，前往山东省政当局官员和营救人质的外国人员所驻的火车站，谈判释放人质的条件。
这些土匪头目都表示了同意，并说第二天一大早就会派出一位代表，带着两匹马到人质们所住的庙里来一起赶去火车站。
临城大劫案秘闻：土匪窝里的洋记者（下）
第六节 谈判亲历记
土匪和人质们的这次谈判，一直持续到午夜才结束，散会以后，每个人质都大大地舒了一口气，相信这次会谈一定可以发生一些效果，甚至真有可能实现最终获得自由的目标。因为这已经是大家被劫持的第四个星期了，按理说获释的希望是越来越大了，不然早就不得好死了。
经过大家的一致推选，鲍惠尔成为了谈判代表，他也只好义不容辞，可是因为心里有些紧张，所以竟然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上，那个带着“马”的土匪如约而至，鲍惠尔一看那根本不是什么“马”，分明就是两头山东骡子，而且这种骡子的背，比此前他们所骑乘的驴的背还要尖还要硬，待到坐上去时，更感觉那尖、硬像是刮胡刀一样。
在两个人出发之前，土匪们按照传统的仪式，进行了一番庆祝和占卜。紧接着，作为土匪头子的孙美瑶就叫所有的人质站成一排，又要他的喽啰们排成一列仪队，从庙门一直排到了人质们所围聚的广场口。
不一会儿，孙美瑶就走到了鲍惠尔跟前，将一个封了口的信封交给他，信封是用中文写的，收信人是山东督署帮办郑士琦【在鲍惠尔的原文里，此处被写作“山东省长的首席代表庞斑”，很显然“庞斑”就是“帮办”的意思，鲍惠尔误以为这是郑士琦的名字】。然后，孙美瑶又从腰里拔出了盒子枪，走到那一列洋票的面前，用枪口对准大家每一个人的胸口比画了一下，那意思无非就是说：如果鲍惠尔此次前往谈判失败，或者出卖了他孙美瑶，那么这帮洋票就别想活着离开抱犊崮。
当鲍惠尔骑上那头骡子，开始长达四十里的艰辛跋涉时，孙美瑶突然又用掌声和欢呼来打破了那一阵紧张的空气。人质们和土匪们见孙美瑶鼓掌，于是也都跟着热烈地鼓起掌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鲍惠尔和那位土匪代表骑的骡子，也就飞也似的冲下山去。
当二人到达山脚下的那个村庄时，村里的男女老幼好像全都在街上等候着他们，等到村民们看到二人到来时，又是一阵热烈的欢呼。不过，当他们刚来到村庄外边时，忽然一个年约十五岁的少年从后面追了上来，这位少年骑着一匹小马，而且衣着华丽，向二人表示愿意一同前行，经过后来了解，这名少年名叫旺（音译），是某位土匪头目的儿子，他此行大概有监视其他两人的意思。那位土匪代表朝他笑了笑，表示了同意。三个人于是便向着决定彼此命运的路途上一同前进了。
三个人走了整整一天，中间只在一个小小的山村里休息了几分钟，喝完了一杯茶后又接着再走。最后，他们终于走出土匪所盘踞地区最外边的边沿，向最后一个土匪哨兵说了声再见后，就进入了三不管的“无人地带”——在敌对双方前哨间大约有三里地宽。
在这个“无人地带”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但鲍惠尔一行人还是顺利地来到了官军控制的区域，前哨站的军官看了他们的信件后，就放他们通过了。此时已经暮色四垂，而他们距离最终的目的地尚有一段相当远的路程。后来，当他们越来越接近目的地时，那两个中国人越来越喜欢躲在鲍惠尔后面走，因为官军不敢轻易对外国人开枪；可是鲍惠尔不怎么认识路，所以他坚持要那两个人走在自己的前面。
在就要到达煤矿矿场（实际上就是中兴公司）所在地时，出现了一堵用很厚大的石块修筑而成的围墙，在围墙的里面就是火车站和调车场，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碉堡。在每座碉堡中，都有一个哨兵和架有一挺机关枪。而在那座钢皮包裹的大门楼的两旁，则有两座碉堡，如此强固的防卫，让人本能地感受到了当地极不平静的气氛。
在鲍惠尔一行人距离那座庄园的大门尚有相当的距离时，他们突然被一个哨兵给拦住了，那位哨兵向他们喝问口令，同时，刹那间一道很强烈的灯光将他们正在行走的大路照耀得如同白昼！鲍惠尔依然尽量保持着镇静，可是那两个中国人已经被此情此景吓得躲入了路两边的田野里，并开始调转马头奔逃！
出于对其他人质们的担心，和这次参与谈判的使命感，鲍惠尔于是赶紧鞭策着骡子去追赶那两位土匪代表，好在那探照灯给他指引着道路，使得鲍惠尔一边去追，一边用尽自己那有限的几句骂人的中国话喊叫后，终于追上了那两人，并要他们跟着自己回头向目的地大胆走去。
直到鲍惠尔听到那扇沉重的钢皮大门再度关上，他确定两个土匪代表已经被关进这座庄院时，鲍惠尔才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并且几乎因过分虚弱而从骡背上摔落下去——“我觉得使我们获释的最大困难，现在已经克服”。
一位士兵领着三个人到了一列火车车厢里，在那里鲍惠尔看到了美国领事戴维斯，以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事们、军事代表们，在这列火车车厢里，他们各有其临时办公室和卧房。
对于鲍惠尔一行人的到来，立刻在这些外国人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对于鲍惠尔所带来的这两位土匪代表，大家更有一份空前的好奇。这时，安德生和克罗两个人首先跑过来欢迎鲍惠尔，接着鲍惠尔的好友、他的密苏里大学的同班同学、《马尼拉新闻报》记者班纳特，又跑过来向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对于自己突如其来和奇异的出现，鲍惠尔向美国和英国的两位领事首先做了一个详尽的说明，然后又把自己的两位土匪同伴介绍给了他们。鲍惠尔决定再去找郑士琦，郑的办事处在另外一节车厢里，在前去的时候，戴维斯做了陪同。
郑士琦以政府高级官员特有的派头，正式地接见了那两位土匪代表，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一番深谈。因为不懂中国话，鲍惠尔坐了一会儿就溜了出去，在办公车厢里，他跟自己的朋友们混在了一起，也因此他一边跟朋友们交谈着，一边也吃到了一顿四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饭菜。此时已经是午夜过后了，鲍惠尔对时间之晚不免吃了一惊，于是朋友们就带着鲍惠尔到煤矿经理的家里洗了个澡——这也是他四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然后，他又换上了班纳特从上海鲍惠尔的家中为他带来的一套干净衣服，准备上床好好休息一下。
朋友们把鲍惠尔带到火车上给他准备的卧车厢里时，他意外地发现了少年旺也在那儿。这天晚上，旺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晚餐，或许是由于吃了太多的糕饼和糖果的缘故，他的样子好像肚子就要涨破似的。因为旺坚决拒绝供给他的床铺（可能是担心不安全），所以专程跑到鲍惠尔的卧车厢来，他宁愿在走道的地板上睡一宿。
第二天一早，双方就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参加的人中有鲍惠尔、郑士琦及戴维斯、安德生。郑士琦表示，他可以随时跟土匪头子谈判，并建议在双方据守的战线中间的一所村落里举行会议。官匪双方各派人数相等的代表和卫士，同时鲍惠尔和安德生也须参加，以作为双方对谈判结果信守不渝的证人。
在郑士琦写好他所提出的建议信件后，便将它小心翼翼地折好，装入一个信封内封起来，把一份正本交给土匪代表，一份副本交给鲍惠尔留存。鲍惠尔于是到了煤矿经理的家里，准备换上自己在土匪窝里穿来的那件旧衣服，以便跟着两位土匪代表回抱犊崮。
哪知就在准备返回抱犊崮之际，班纳特竟然提出要以自己来代替鲍惠尔前往抱犊崮，鲍惠尔深为朋友的高谊所感动，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说服班纳特非要亲自回去不可的理由。最后，班纳特虽然接受了鲍惠尔的意见，但是他对鲍惠尔能否活着走出抱犊崮表示出极大的悲观，他一边说着，一边掉着眼泪，瞧着鲍惠尔跟两位土匪代表骑上他们的骡子，通过那扇沉重的钢皮大门，向着深山里走去……
就在回去的路上，那位少年旺开始跟鲍惠尔并辔而行，一边走一边大笑着把他的上衣掀起，给鲍惠尔看一把装在皮套中的大型手枪，那家伙赫然隐藏在他的内衣。
这个发现让鲍惠尔十分震惊，同时他也始终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把枪是少年从官军那里获得的吗（其中可能有跟土匪私通的）？还是准备拿这把枪伺机除掉可能出卖大家的鲍惠尔呢？
当回到抱犊崮的土匪大本营时，时间又到了午夜时分，鲍惠尔再次见到了自己的难友们。当他把一切情形报告出来后，立刻在人群引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欢声，大家都深信这一回可以早日获释了。
第二天，一个土匪头子来到了人质们这里，恭贺鲍惠尔此行所获得的成功。这位土匪头子说他们已经同意郑士琦所提出的双方举行会谈的建议，一俟各项准备就绪，他们就要鲍惠尔带着他们的答复再到枣庄跑一趟。
鲍惠尔一听此言，情不自禁地赶快去抚摩了一下自己那已经被尖刀一样的骡背给磨伤的屁股，他不能不想着自己如何才能再忍受那往返八十里的长途跋涉！所幸的是，土匪们过了好几天才把他们的答复交给鲍惠尔，让他那受伤的屁股得以休息了几天。
第二次再去枣庄，鲍惠尔仍旧由一位土匪代表陪同着，一路上平安无事。只是当这一次从枣庄回抱犊崮时，所见所闻，却让鲍惠尔觉得非常值得长久的记忆。
这一次，鲍惠尔是由安德生陪着回到了土匪窝，另外还跟随着官方给孙美瑶等人的承诺——给土匪头子的大量银元及几千套军装，由多辆五六匹骡马拖拉着的、载重很沉重的马车。
对于随后的和谈，鲍惠尔回忆道：
“这一次和谈是一次空前奇异的和充满戏剧性的会议。在山麓旁那座小庙里坐着的一小排俘虏们，他们的命运完全要看双方代表摇来摆去的谈判能否获得平衡。从那所举行和谈的小村庄中，是可以遥遥地望见俘虏们所住的那座小庙的。”
不过对于鲍惠尔和安德生而言，最使我们心烦意乱的，是经常出现的一小组、一小组的避开外国人的“会外”会议，而且常常是在举行会议的那座小楼的后面秘密举行。鲍惠尔与安德生每次看见他们从会议室里跑出来，简直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回到会议桌上去；因此当他们再回去时，两个人就会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由于抱犊崮小庙里的外国人质们，知道政府官员和土匪头目正在山下的村庄里进行谈判，因此他们都焦灼不堪地在等候结论。
可是，当这一天很快的过去，人质们一个个大失所望的时候，一个送信的人突然来了，他带着一张纸片，那是一纸命令——释放俘虏！
“噢，谢天谢地！”于是在人质中立即引起了一片巨大的欢呼声。但是，天下的事并非那么顺利，人质们一下子还走不成，因为土匪头目坚持要给这些外国人质们每人准备一架坐椅轿子，以期他们都能以外国宾客身份风风光光地下山去！
这么一来，一直到夜色降临，鲍惠尔等人才获准离去；午夜过后好久，大家才到达枣庄煤矿拯救大家脱险的小组所在地——中兴公司。第二天，当大家从一夜好睡中醒来时，他们所乘坐的火车正在前进——北京政府当局给他们准备了一列直达上海的火车。
第三天，当获得自由的人们所乘坐的火车到达上海后，上海所有当初要求严惩那些土匪的的外国人，都倾巢而出、满坑满谷地从大街上向上海北站蜂拥而去！不久之后，他们每人获得北京政府的赔偿8500元。
孙美瑶死后不久的一天，也就是1923年底，安德生打电话给鲍惠尔，以非常愤慨的口吻说，他刚接到消息，得知山东省省长（准确来说应该是山东督军）违反了那份与孙美瑶签订的同意书，用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将孙美瑶部缴械，然后以机关枪射杀六百余人（实际上这些人没有被杀）；那位年轻的领袖孙美瑶，亦被枪杀。
对于山东省长此举，大半的外国人都表示赞成，但是对当时中国“棋盘”政治情况异常熟习的安德生，却认为山东省省长此举，将为被别的土匪或叛军绑架的外国人带来恶果——这项预言后来果见分晓！鲍惠尔回忆说：“那是当许多外国人，主要的是传教士被土匪绑架后，因赎金没有很快地送到，都丧失了性命。因此传教士成为山东省省长这一行动的主要受害人，因为他们害怕给土匪赎金后，土匪们更要绑架传教的外国人。”
差不多二十年以后，也就引发太平洋战争的珍珠港事件不久，当日本人侵占了上海的公共租界后，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他们二人都曾经在临城劫车案中被山东土匪俘虏，而此刻又被日本人关在罪恶昭彰的提篮桥监狱的同一个囚房内。当这两位山东土匪的前俘虏互相认出来以后，他们不自觉地互相伸出手，紧紧地全心地握在了一起，同时并一致大叫着说：“我喜欢中国土匪，不喜欢日本无赖！”
鲍惠尔便是那个美国人，在这次劫难中他遭到了非人的残酷虐待，以至于双腿残废。
临城大劫案秘闻：土匪窝里的洋记者（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