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亲的悲辛人生

铁人口述，春风笔录。

01

70年代，我还是四五岁的小孩子。

家里住着茅草屋。父亲的心愿是能修建上一套土坯房，有青砖蓝瓦屋顶的。

为了建这套土坯房，父亲为生产队拉煤。那时，生产队干活只记工分，不给钱。但拉煤是个例外，因为那是最辛苦的活。

拉煤要跑到500里以外的密县，拉煤的工具是一辆架子车，来回一趟大约要半个月到20天。

父亲便和村里的几个精壮劳力一起，背着娘给炕的半袋子干馍，穿着布满补丁的破棉袄，扎着一根勒得紧紧的麻绳，架子车下面放着睡觉用的草编席子，顶着风霜雪雨，一路上风餐露宿，走上了漫漫的拉煤之路。

晴日天气尚好，遇到刮风下雨，人有头疼发热，个中辛苦更是难言。遇到山路陡坡，人就像牛一样，拉着纤绳用尽全部的劲一步一步佝偻着身子向上爬。父亲说，那时拼的是年轻。

如此一年多下来，父亲挣上了80元钱，实现了梦想。父亲也算长舒了一口气。

那时，对父亲的记忆是和拉煤的背影连在一起的。

02

80年代，我多了两个弟弟。

家里的负担愈来愈重，三个如狼似虎的孩子，正在长身体，单靠农田里的收入已不足以养家。父亲本来是老实巴交的老农民，但为了生存，父亲便在农忙之外找点小生意做，希望在土地之外讨点生活。

其中有一种生意是贩卖桔子皮：因为只有南方有桔子，父亲便跑到湖南江西等地收购，再拿到北方的中药房里出售。

不知道大家对童年时代村子里的那种拉货换东西的小货郎是否有印象？父亲就是以这种形象讨生的。他拿着叫做“拨浪鼓”的“音响”，拉着架子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里吆喝。“有桔子皮吗？——收桔子皮了！——”父亲蹩脚的普通话夹杂着浓厚的方言缓缓地拉长着，音韵绵长，岁月苦辛。

南方人把吃过的桔子皮晾晒在窗台上空地上，父亲走乡串巷挨家挨户地拖长了声音喊唱着。在他乡异路，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帮手，这可能是父亲遇到的最大障碍。

那是一个落着小雨的黄昏，风吹得路边的小白杨东倒西歪，斜斜的细雨打湿了父亲单薄的衣服。父亲拉着架子车在一个陌生的村落外行路，遇到了一个陡坡，他拼命地用死力拉车，路滑车重，父亲用力太大，放在肩膀上的纤绳“崩”的一下子撑断了。父亲一头栽倒到路边，两个膝盖跪在路边的瓦缝砖头上。

瞬时，膝盖上血肉模糊，白森森的骨头茬漏了出来。泥水混着血水溶在一起。

雨越下越大，哗啦啦地。父亲孤独无助地躺在路边忍受着疼痛的折磨。

在漆黑的夜里，在他乡的雨中泥土地里，父亲躺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父亲随便找了个布头裹住伤口，站起来继续走。他不敢去卫生所巴扎一下伤口，因为舍不得收购桔子挣的钱，那每一分钱都是家中三个如狼似虎儿子的口粮和上学的学费。他又上路了。

似乎，这就是父亲的一生——永远在路上为生存奔波着。

过了南方收桔子皮的季节，父亲回来忙农活，忙完了农活，父亲又去干小货郎的角色。

后来贩卖桔子皮的人多了，挣不了钱，父亲去煤矿干活。

煤矿在河南省鹤壁市，距家800余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黑煤窑黑煤矿黑老板四处横生。

村里和附近邻村经常会抬回因为煤井事故死去的尸体。他们离开村庄时个个是乐呵呵的青壮年，再回时被迎接的已是白发人和孤儿寡母的哭泣。

父亲也不是不知道其中的风险，但为了早日挣到盖房子的钱，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和黑老板签下生死由命的合同，在黑暗里挣扎着寻求生活的光。

听父亲说，有一次和他一起搭伴干活的同伴在井下再也没出来，他那次因为重感冒卧床没有下井大难逃生。

在一次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瞬间，我们兄弟三人得以走入学堂和知识会面。

那时，对父亲的记忆是和他瘦高的个子奔赴远方谋生的背影连在一起的。

03

日子像二胡的弦一样，凄凉又不紧不慢地走着。

有一年农忙季节，父亲从煤矿回来了。我们县的化肥是24元一袋，而邻县的化肥每袋比我们县便宜三元钱。父亲听说了，便要去邻县买化肥。

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很有兴致地吵着陪父亲一起去。

于是，几十里坑坑洼洼的泥路上，我和父亲一起走着。父亲拉着架子车，我在架子车侧面拉着一个小绳子，给父亲帮忙使劲。

走着走着，我累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我感觉一步路都走不动了。

父亲说：“娃，你累了就坐车上，我拉着你。”因此，本来是我该帮父亲的，却又成了父亲的拖累。

返回的路上，我实在太渴了。恰好路边有卖西瓜的，我便央求着父亲买给我吃。

父亲给我买了一小块，我渴极了，三下五去二就埋头吃光了。抬头一看，父亲正瞅着我吃的那块西瓜，他的嘴唇干裂地已经成了道道丘壑。我心头一动，第一次感到自己是极其自私的人，我为什么没想到给父亲尝一口呢？至今回忆起这一幕，我还是羞愧难当，为当日的不懂事悔恨！

那一天，我和父亲从早上走到天黑。夕阳拉长了我们的身影又渐渐模糊。父亲拉着我拉着化肥往返走了100多里的路。

我的记忆里是父亲拉着架子车弓腰前行的背影。

04

90年代，我读大学。

每年开学季，是我家最痛苦的日子。

我们家是村里最穷的一家，无论父亲怎么用力地讨要生活，我们家的粮食都不够吃，我和三弟上学的学费都没着落。

父亲弯着腰走遍了全村去借钱，还没凑够。后来父亲就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卖了。

干过农活的人知道，一头牛就是家里的半个劳力。离开了牛，家里的农活怎么干呢？全靠父亲的肩膀啊。别人家干活用牛，我们家干活靠父亲用力拉。

大学里的第一个月，因为水土不服问题，我生病了——胃病。又遇校医是庸医，还没钱去外就医，所以在校卫生室里躺了一个月，瘦成了皮包骨头，1米7几的个子不到100斤，也不敢给家里说，怕家人担心。

父亲是在收秋之后想来学校看我的——因为我上大学是一个人去学校的，那时也没电话也不能报个平安什么的，父亲也是有点担心。

待父亲辗转着来到我们学校，同宿舍的同学把父亲领到了病榻前的我身边。父亲见到我的那一瞬间，一下子泪水就盈满了眼眶。“我的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父亲哽咽着说。我哭了。那一刻，生病一个月的孤独都一下子散去了，我像是在暗夜里找到了温暖。

父亲把我带回老家，待我病好后他又踏上了打工的路。

父亲那几年是在广东打工。

他主要干两类活：一类是在工地上搬砖下苦力；另一类是捡破烂收破烂。

谁让父亲就这么点本事呢？他没读过什么书，现实摆在他面前，他就只知道努力生活。

在工地上，父亲搬砖、和泥、运沙子，他干的是小工，一天20元钱。有一次，父亲从两层的支架上摔了下来，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后又出工了。

今天在深圳生活的我，每天都能在城市里看到到建筑工人的身影。他们白天在工地上干，晚上在工棚里休息。每当看到他们的身影，我就想到父亲，曾经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05

00年以后，我们兄弟几个都走上了工作岗位。

父亲倒是不常出去打工了，但是二弟和弟媳要出去打工，父亲就在家里种地并且照看二弟一家的三个孩子。

我和三弟要他来城市里住，他从来脱不开身。他说，二弟没多大本事，如果不帮衬着点，日子过不下去。

他又争强好胜。村子里这些年有钱了，家家都盖起了楼房，他要帮助二弟一家盖楼房。为了凑盖房子的钱，他在农忙之余去工地上干活。干最累的铲沙子的活，铲子是大斗，一斗下去至少40斤。我想这是年轻人都干不了的活，年过60的父亲还在干！

直到去年的春节，父亲突然不能走路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劳累所致：因为经年累月的辛苦，父亲的小腿静脉曲张，脂肪瘤，膝关节充脓，到了必须动手术的程度。

在陪父亲住院的两个月内，我常彻夜无眠，内心里像被虫噬一般难受：父亲将近70了，从来没有享过一天轻松的日子。如果再不能尽我的一份孝心，那么此生都不再安宁。手术之后，我把父亲接到了身边。

写完这篇文章，我想到阳台上踹口气。站在二楼阳台上，我竟然看着父亲微跛的背影，他孤独地一个人在花园里散步，一对父子在旁边踢球，夕阳越来越大，渐渐地沉下去了……父亲停靠在花坛边上，风儿袭过，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慢慢地，我的眸子酸痛酸痛。

春风和铁人的老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