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做了一个梦，导致160年前的中国，死了7000万人

《天国之秋》封面

文 | 书影君

2014年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标志性事件“天京陷落”150周年，而直到现在，对于如何评价这场延绵14年，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战争，国内史学界还有很大争议和分歧。

《天国之秋》作者裴士锋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裴士锋（Stephen R. Platt）在他2012年出版的历史学著作《天国之秋》里，却选择绕开了这个争议，把太平天国运动放到19世纪中叶的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看待。尝试进行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史学界，又不同于国内史学界的第三种阐述。本书中文版于2014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正如他的老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三杰”之一的史景迁对于本书的总结：“裴士锋以生动翔实的手法，呈现中国的统治者及其数千万子民的命运如何受到英国外交与商业利益的摆布，如何受到太平天国本身的非正统宗教和政治理念影响。”

在本书的写作中，裴士锋教授研究、参考了浩如烟海的相关历史资料，包括世界学术界各个时期对太平天国的研究专著；当时英国议会的辩论记录；英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传教士、来华军官士兵的书信、回忆录；太平天国被俘人员的供述；主要历史人物（如曾国藩、额尔金勋爵、干王洪仁玕等人的家书、日记、著作）等等。

太平天国总理、唯利是图的美国佣兵、试图了解并影响异国世界的外交官和传教士，恪守本土儒家精神的清朝将领，在本书所展示的历史舞台中悉数登场。每个人代表各自的价值观和利益集团，参与到在这场令至少两千万人死于非命的漫长内战中。

我非历史学专业人士，即便在通读本书之后，仍无法全面把握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研究脉络以及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只能试图从这本厚达530页、共41万字的鸿篇巨著构建的历史丛林中，捡拾几片枝叶，仔细端详，并讲讲它对于我的触发与影响。

关于天平天国的独特历史评价

对于发生在1851-1864年这十四年期间的太平天国战争，在历史上，不同的观察与解释角度，赋予了它不同的含义与历史评价。西方历史学界在描写这场冲突时，立场站在满清王朝那一边，普遍将之称为叛乱，这场战争在英文里称作太平叛乱（Taiping Rebellion）；在我们所学的历史课本中，则将之视为原始共产主义的农民起义，称为“太平革命”或“农民起义”。

而在本书中，裴士锋则倾向于中立的观点，将太平天国之视为“一个国家”，而将太平天国运动称之为内战。毕竟这个太平天国，“曾经统治中国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地区的一大部分长达十余年。”

西方画家笔下的太平军

作者在书中，有两个不同于传统历史学理论的观点。

第一，因为太平天国后期，美国爆发南北战争，而美国和中国又同时是大英帝国当时全球最重要的贸易区。英国最终选择了干预中国的这场内战，而得以保持了在美国内战中的中立地位。

第二点，中国的这场内战，与地球彼端的欧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外界即时的关注。而正因为有了英美等国家“非正式的、半推半就的、充满道德感的参与”，才改变了这场战争的走向。

将这两个观点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太平天国叛乱的发展与结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太平天国运动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这场叛乱与西方基督教思想有关联，这场叛乱搅乱了中西方之间的贸易，并有太多西方媒体、传教士、士兵和官员亲历。作为一名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从这个角度重新看待太平天国运动，确实打开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视角。

摇摆不定的对华政策

在信息严重不畅的十八世纪，在傲慢与偏见充斥的英国政府及议会，如何看待太平军及清政府，需要依靠大英帝国的代理人从中国带回来的消息，比如驻华各级代表、传教士、新闻记者以及冒险家。而最终采信谁的说法，太平军究竟是叛军、支持基督教的信徒还是杀人如麻的盗匪，则完全取决于哪类人最终可以努力说服本国的政府。

对于这场内战，英国国内有两种主要观点：

以夏礼福、巴夏礼、何伯等驻华军政代表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太平天国的叛军，就是“中国的恶棍、使城市渺无人烟、拿人尸体去喂野狗的无能屠夫”。叛军发动的叛乱，摧毁了上海和宁波的茶叶市场，影响了英国国内的经济，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进行干预，出于人道主义，不但帮助中国百姓，也帮助英格兰自己的穷人。

曾经在香港担任过太平天国总理洪仁玕老师的传教士理雅各，认为英国应该保持中立，“满清在中国的日子已经到头，不管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这场战争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英国不应该插手干预。”

英国的对华政策在整个太平叛乱期间摇摆不定，拿不准是承认“同信基督”的太平天国弟兄姊妹，还是支持代表合法正统的大清皇帝。因为他们既害怕全面卷入中国内战让中国某种程度上成为下一个印度，又不甘心真正保持中立置身事外，坐看这场叛乱的战火进一步打击削弱英国对华贸易和市场。

自我矛盾的价值观

与太平天国叛乱同时期的，还有英法联军为了中国的通商权和派驻大使问题向清朝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两场在中国境内同时进行的战争，将清王朝几乎拖入垂死的境地。

其中著名的英军火烧圆明园事件，起因之一，便是因为英国的谈判代表巴夏礼被清廷扣押并虐待，同时被抓的25人中，最后死了15人，包括《泰晤士报》的主战记者鲍尔比。清廷的这种侵犯举动，被自恃高贵的英国人视为绝不能容忍的挑衅，并不惜以烧掉这座最雄伟的宫殿群来让清廷付出代价。

英国人的人命值钱，但中国人的命就不值钱。在英国人眼中，中国人根本不能和西方世界划为同一等民族。在他们眼中，中国政府和人民，更像是需要家长教训的顽劣孩子，不打是不行的。甚至更像一条不通人性的动物，没有道理可讲，只能用武力狠狠地教训，直到中国被教训的完全服从西方为止。

在西方世界的眼中，中国人如若胆敢侵犯到洋人的生命权，那需要付出几十数百倍的代价、陪葬几十数百倍的中国人的性命，方才可以解恨。

这种对待生命权的不同看法，与西方尊崇人道主义精神的传统自相矛盾，但又可以解释得通，那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做真正的人。

英法联军在劫掠和火烧圆明园之后，在英国本国引起轩然大波和巨大争议，但即便反对这种暴行的英国人，他们痛心的，也是圆明园这文化的瑰宝被毁，而丝毫不会考虑清朝政府所遭受的人道主义危机。“他们高喊可耻，不是为了中国的损失，而是为了艺术的损失。”

当时西方所谓文明世界，充满着对于美好事物的尊崇，但同时却对他国人民“低贱”生命进行选择性无视。这种道德上的价值观冲突，在整个战争中，无时不刻不在表现。

侵略者的变态审美

1860年，英国政府派庞大的舰队进攻中国，目的是与清政府进行第二次订约。根据本书的记载，随军的意大利摄影师贝亚托，着迷于暴力杀戮情景，他在战争中所拍的某些照片，场景经过他的加工：将清军尸体摆放成具有美感的布局。

而裴士锋教授认为，利贝亚托不是第一个在中国内战的屠杀中看到某种美感的人。舰队司令额尔金勋爵的秘书描述了一八五八年他在长江沿岸目击的一场追击战:“人的身躯在战场上来回奔窜—旗帜挥舞和抬枪射击—我们重炮的轰隆声—乡下人成群跑过吊桥进城避难，挑着重担蹒跚而行，赶着身前的牛前进—他们房子起火的浓烟升上无云的天空—这一切共同构成一幅令人凝望良久的画面。而这画面呈现于眼前时，想必使最冷酷无情之人，心都为之激动，血都为之沸腾。”

当时他怡然想道:“同时感受到最大量的审美快感和兽性快感，这种事实在少有。”

从作者根据史料的记载而勾画出的场景，这种将他人生命毁灭时的悲惨场景，看做是迷人的美丽画面，显示了一些西方侵略者，对于暴力到极端之后的变态审美，这也可以从心理学因素来解释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战争惨剧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命如蝼蚁的百姓

在本书中，详细介绍了几场毕竟著名的攻城战役，“随着城市陷落，官军防御瓦解，人性堕落的一面可能尽情展现，叛军与官军两者的暴力行径往往无法区别。”从细节刻画出了战争的残酷，以及百姓在战乱中命如蝼蚁的悲惨处境。

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后，对城内的满人进行了屠城，包括满清官员、满族百姓、知识分子、僧尼道士、商人在内的官员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光。

1860年2月，为解南京之围，忠王李秀成率兵攻打杭州城。杭州城守军自乱阵脚，开始劫掠百姓，城内到处大火。“杭州城的女人担心遭到入城太平军的强暴与杀害，照平日所受的教诲上吊、服毒、投井自杀，自杀成为某种对抗叛军的变态防御方法，最后数万女子自尽。”而官军张国梁领兵救援时，太平军已撤退，官军于是“一如此前的其他入城者，将剩下的财物劫掠一空。”

著名的安庆之围中，曾国潘弟弟曾国荃领导的部队对安庆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围困，克城后，入城的官军骇然发现，由于长期被围缺粮，城内“人肉价格最后涨到每斤半两钱”。最后官军对城内一万六千多百姓进行了屠杀，理由是百姓一直帮助叛军抵抗围城。

在西方帮助清廷打击太平军的一场战争中，法国舰队司令卜罗德领军攻打太平军占领的松江下方的南桥村，被叛军狙击手枪击身亡。法国军队为了报复，将一个村中包括妇孺在内的3000村民全部屠杀，并放火烧掉了整个村子。

在动荡失序的社会格局中，无论是战胜的太平军，抑或是战败的清朝官兵，又或者是心怀各种目的的洋人军队，在对待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时，都将之视为刀俎之肉，从没有心慈手软过。

唯利是图的西方世界

之所以英国要进行两次鸦片战争，无非是要强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好使英国的贸易顺利进入中国，并持续给其国内带来经济的增长。这种挣钱第一的思维，不但主导着当时英国对清朝政府政策的基本走向，也在中国发生太平天国叛乱时，决定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以什么立场参与其中。

为了利益而参战的洋枪队

正如1864年，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勋爵指出，英国参与镇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是最重要的事情，这将弥补英国在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

英国一直选择中立，是不希望介入中国的内战，一心挣钱。而一旦有哪一方侵犯了他们的商业利益，他们便会选择对付哪一方。清廷不开放通商口岸，英国选择发动两次战争来用枪炮叩开中国的市场大门；而太平军的战争一旦影响到了他们在通商口岸的生意，他们便又会选择帮助清廷来对付太平军。

更不要说，在战争期间，数不清的洋人军火贩子将军火同时卖给清廷和太平军，大发战争财；曾国藩的湘军围困安庆时，又是长江上悬挂着英国国旗的汽船不停地靠岸给安庆贩卖食物和军火；曾国藩为了解上海之围，需要将李鸿章及其部队通过长江运输到上海，又是与洋人开设的麦肯锡洋行签订合同，并被洋人索要了18万两银子的天价运输费。而这些银子，“相当于上海一个月关税收入的三分之一，或者四万多名湘军官兵的月薪总和。”

洋人这种唯利是图的嘴脸，令曾国藩厌恶至极，也是他始终坚持不与洋人合作的根本原因。

在洋人的商业世界里，没有绝对的是非与正义，只有白花花的银子才是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

美国人华尔组建的著名的洋枪队，也是因为上海富商杨坊和上海道台吴熙，用数不尽白花花的银子雇佣的。这些为钱卖命的雇佣军，一旦最后拿不到薪水，洋枪队的继任者白齐文甚至不惜闯到杨坊家中殴打抢劫。

曾国藩早就看透了洋人的这幅贪婪的逐利本性，他反对依靠洋人打击太平军，因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

后记

回顾这场16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叛乱抑或内战，以及西方世界在此中扮演的角色，令人感慨万千。

无论你秉持何种政治理念和主张，无论你抱守何种历史观，有一点是什么人也不可否认的：

只有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方有能力保护国民尊严；而战争，无论正义与否，无论选择站在哪一边，对百姓来讲，无疑都是灾祸。

正如书中所说，“农民一点都不在乎上面是谁当家，他们只希望安定。只要打仗，不管你站在哪一边，都很少得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