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什么是人生的起跑线！
中国人修家谱最重官爵，如果家谱中能找到几个当官或者有功名的人，那是一件让后代非常荣耀的事。
然而翻开《曾氏族谱》，一直翻到清朝，不但找不到做过官的人，连读书人都没有，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偏偏到了曾玉屏这一辈，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发誓非要供自己的孩子读书当官。
曾玉屏在荷叶塘也是一个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个普通农民，年轻时没读过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买了一匹好马，穿着光鲜的衣服，成天跑到城里，和一群浮浪子弟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在一个酒楼里和一群纨绔子弟纵酒高歌，忽然见一个老头领着小孙子从窗外走过。只听老头远远指着他，教育自己的孙子说：“你可别跟这个人学。他是荷叶塘白杨坪老曾家的儿子，你看他家里没什么钱，却总跑到城里来装有钱大爷。这个家早晚都要败在他手里！”
那老头这番话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孙子，没想到全被曾玉屏听到了。曾玉屏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本以为自己活得人五人六，没想到背后大家是这么看自己！他大受刺激，来到市场上，当场把自己的这匹骏马卖了，然后徒步走了几十里路，回到家里。
从那天开始，曾玉屏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每日早睡早起，天天下地干活，发誓要兴家立业。他每天带着长工，日夜苦干，把自己家的梯田扩大，连成一片，这样用牛耕作起来就方便了，产量大大提高。他在劳动中找到了乐趣，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
他告诉曾国藩，自己亲手种的菜，吃起来才香。辛苦挣来的钱，花着才心安。
曾玉屏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置了百十来亩地，使曾家从普通的中农变成了家境殷实的小地主。他就这样在地方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
他为人有主见、有魄力，脾气火暴刚直，所以地方上有什么纠纷，大家总是来找他排解说和。遇上那种不讲理的泼皮无赖，他也厉声责问，说的话都在理上，最后那些地方上的恶霸也不得不低下头来。
勤苦发家之后，曾玉屏又做出一个重要决断，那就是把自己的长子曾麟书送去读书。
在传统时代，一个家族要真正发达，不是看你有多少亩地，而是看你家中有没有人读书当官。有了功名，一个家族的地位才能稳固。
所以曾玉屏不惜重金，请来当地最有名的老师，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一定要把自己的儿子供出去。可惜曾麟书实在是太笨了，怎么也中不了秀才。
眼看着儿子没希望了，倔强的曾玉屏又把希望寄托在长孙曾国藩的身上。可惜这个长孙读书似乎也不灵，每次带回来的也都是落第的消息。曾玉屏辛苦了几十年，花了无数钱财，最后只落得一乡人的笑话。
曾玉屏却不管别人笑话不笑话。他定下来的事，九头牛也别想拉回来。传统时代人们大多迷信，经常有人劝他找人算一算，看看家里到底有没有科考之运，不要再这样白花钱了。曾玉屏却不信邪。
曾国藩后来说，老头一生有“三不信”，不信看风水的地仙，不信医生，不信和尚道士，只信人定胜天。
凭什么别人家能供出举人进士，我们曾家就供不出来？儿子供不出来，我还有孙子，孙子供不出来，我还有重孙子，我就不信曾家没有翻身的一天！
《孙子兵法》说过：
“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你能不能打赢，你说了不算，得看敌人那方面的情况。但是你是不是保持一种不可被战胜的状态，不会输光了手里所有的牌，始终不下牌桌，这个，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事。
所以，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想起《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他们都不是那种读书很多的人，但他们都是认知能力很高的人，他们的智慧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实践，更来自于他们的思考。
所以，一个人只要是修炼、精进、全力以赴、有计划性地做事情，都是在学习，都是在提升自己的智慧。
曾玉屏对曾国藩的影响之大，在曾国藩的家书、日记或者和别人交谈中，多次提及祖父曾经对自己说的话，就可见一斑。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曾国藩终于成为一代大儒，为老曾家争了口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成长环境，家长是孩子最早的起跑线。
但很遗憾，即使你知道了这点，它也不能直接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你还要搞清楚，孩子的起跑线到底是什么？如果他输了是输在了什么地方？
从曾玉屏投资教育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父母所有的努力，最终都会成为孩子的一份无形资产。
但请注意：只要是资产，它就需要管理，因为这些资产里有的是正资产、有些是负资产。很多人投资做不好，不是不努力，而是没有意识到他的资产里，其实有很多的负资产。
这种努力有点像我们小学时，经常做的一道无聊的算术题。
一个水池有一个进水管、有一个出水管，两个管子同时开开，什么时候这个池子能够注满水。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觉得这很荒诞，为什么同时要开排水管和进水管？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资产都是这样的。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在资产池里，隐藏着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排水管。
只有当排水管的直径小于进水管的直径，或者排水管干脆没有或者给它堵上。才有可能把资金池续满水。
我们对孩子进行教育，就是对他在进行一种资产管理。所谓输在起跑线，就是孩子的人生资产中，出现了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排水管” 。
曾玉屏的教育中的正资产就是，他不断投资孩子的教育不放弃，可是他没有注意到他的投资里还有负资产：
大家想想，曾麟书本身就是个臭棋篓子，他怎么可能教出好学生呢？曾麟书就是那个漏水管啊！
曾国藩虚岁才五岁，曾玉屏就命曾麟书给他开了蒙。才八岁，就读完了五经，也就是“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难懂经书。才九岁，就开始学作八股文。
你看，这像不像现在我们给孩子不停的报班，我们把我们仅有的积蓄，拿去换来孩子进到名牌小学、名牌中学、名牌大学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提高孩子的认知技能。
但心理学家提醒我们，真正决定一个人的幸福和事业成就的往往是那些非认知技能。
一个人的非认知技能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答案是，体现在一个人的社会兴趣上。
早在20世纪初心理学家阿德勒，就是《被讨厌的勇气》的作者，他给出了三条标准：
第一，合作
当他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想到的是跟别人去合作；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他保持一种习惯性的帮助他人的准备状态。
曾国藩讲过一个故事：
有个人出门，看到一条很窄的田埂上，有俩人，谁也不让谁，谁也过不去。为什么不让呢？因为俩人都挑着很沉的担子，路太窄了，谁要让，谁就得从田埂上下去，站到水田里，沾一脚泥。
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想上去劝，咋劝呢？
你说，这位年纪大，你下去，让他先过。他会说，凭啥。
你说，这位身上的担子重，你下去，让他先过。他还会说，凭啥。
你看，这不就成死结了吗？
在曾国藩的故事里，这个旁观者是怎么做的呢？
他走上前去说，来来来，我下到田里，你把担子交给我，我替你挑会儿，你这一侧身，不就过去了吗？
你看，只要你保持一种帮助他人的准备状态，顿时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就有了答案？
因为你帮的人往往你不认识，即使你不认识都保持一种帮助他人的准备状态，这就是社会兴趣。
第二，给予
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一直保持着“给多于取”的倾向或者是习惯，哪怕是在日常平等的交易交换中，他也始终保持一个人生的不等式，让自己的给予大于自己的所得。
第三，共情
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甚至思考得比别人更深入的能力。
怎么才能更深入呢？就是在与别人交往中，总是试图让自己的频道跟别人的频道合在一起，而不是自说自话。
太平天国打下来之后，当时曾国藩要报销的军费是三千万两银子。按照当时的不成文的潜规则，应该给户部的书办八万两白银。
但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就是朝廷说这么大一场仗，民生涂炭，曾国藩只要把所有的报销文件在户部备个案，就不报销了。
这个事对于带兵打仗的将领来说，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对于户部的书办，那叫晴天霹雳啊，全家老小都等着这一顿饭吃呢，没了。
可曾国藩说，没了归没了，谈好的这八万两还是要给。于是，曾国藩就从自己的小金库里，真的就拿了八万两，送给了户部的书办。曾国藩对手下人说，跟人谈好了，就不能没有信用，以防人家将来找咱们的麻烦。
这才叫共情啊！
如何得到别人的认可？答案就是这三个：
合作、给予、共情力。
而这三点说起来，其实就只有一点——
给予大于索取
如果你做不到这点的话，你认识再多的人都是无用功，甚至还有反作用。
社会兴趣，跟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因为文凭常常只是提供认知技能，而不是非认知性技能。
在一个屋子里头温度是一定的，但是我们摸木头和摸铁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摸铁觉得很凉，摸木头觉得不凉，原因就在于它们对热量的不等式。
当我们与铁接触的时候，铁作为热的良性导体，它会将我们手的热量迅速的吸纳，而木头是热的不良导体，我们之所以觉得它不凉其实是它没有索取的倾向，所以我们不会感觉到它冰凉。
我们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如果你拥有了合作、给予、共情力，就会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
相反你不具备这种能力，或者说你拥有一个相反的不等式，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习惯性的让自己的所得大于自己的付出的时候，别人会迅速的感受到你身上散发的一种冰凉气息，这就是气场。
这种模式一旦固化，它就会形成我们人生巨大的负资产，它在不断地吞噬你整个的无形资产。
反观曾国藩的一生，正是因为他具备了强大的社会兴趣，使他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赢了很多人了。
本文故事部分来自张宏杰《曾国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