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言三国：剖析李严流放之谜
文 | 乄妖乀
建兴十二年（234），李严听闻诸葛亮去世，亦激愤发病而死。参《三国志·李严传》中载，‘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
即李严虽遭流放，却常企望诸葛亮能够再次启用于他，而除诸葛亮之外，后继之臣皆不会用之，故激愤发病而亡。
究其原因亦可推之，李严与诸葛亮同为辅政大臣，唯诸葛亮在其之上。后继之臣费祎、董允等威望尚不足以压制李严，又岂会用之！
又《李严传》引注《诸葛亮又与平子丰教》曰：‘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诸葛亮此举不过是在安抚李严的势力集团而已，是否会再次启用李严，答案显而易见……
但从正史载录而言，李严案并非文献所载之单纯，其流放的背后亦存在着重重疑问……
譬如《三国志·李严传》载，‘九年（231）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
其‘喻指’即‘喻旨’也，《汉书》颜师古注曰：‘以天子意指晓告之。’然《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云，‘盛夏雨水。平恐漕运不给，书白亮宜振旅。’并未提及‘后主诏命’，此其矛盾一也。
其李严之‘手笔书疏’让人无法理解，李严既然‘欲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却又何以将如此重要之证据交到对方手中，此其矛盾二也，亦是所有问题、矛盾之核心……李严言行的自相矛盾，实难使人信服。
李严本为秭归县令，曹操进入荆州时，西奔蜀中，刘璋以为成都令。建安十八年（213），奉命于绵竹抵抗刘备，李严却随即率部投降。成都平定后，李严迁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
又参《伊籍传》载，与军师将军诸葛亮、扬武将军暨蜀郡太守法正、昭文将军伊籍、左将军西曹掾刘巴共同制定《蜀科》。
后建安二十三年(218)，李严斩杀盗贼马秦、高胜；击溃越巂郡夷帅高定，而加封辅汉将军，兼任原郡郡守如故，深得刘备信任。
参《华阳国志·蜀志》载，‘建安二十一年（216），即李严在犍为太守任中，凿天社山，寻江通车道，省桥，梁三津，吏民悦之。更造起府寺，城观壮丽，为一州胜宇。’
又《水经注》云，‘建安二十四年（219），有黄龙见此水，九日方去。此县蒲江为大堰，开六水门，用灌郡下。’
东汉末年，战乱频发，都江堰、六水门等大型水利皆有不同程度失修。李严在健为任郡守期间（214—222）， 重筑了蒲江大堰，即“六水门”枢纽，使其连接长江两岸，对后世影响深远。
李严不仅能够审时度势、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同时在军事、民生方面皆有建树。如此人物又岂会行此‘恶作剧’之举！
章武二年（222），刘备伐吴败回，征召李严进永安宫，拜为尚书令。章武三年（223），刘备病重，李严与诸葛亮一道受遗诏辅佐少主刘禅；以李严为中都护，统管内外军事，留下镇守永安。
建兴元年（223），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换言之，刘备以诸葛亮对内主政，李严对外主军。
以李严之资历、声望确实难以制衡诸葛亮，但此时蜀汉重臣庞统、法正、关羽、张飞、黄忠皆已先后亡故。
夷陵之战后，将军张南、冯习战死，马良遇害，黄权被迫投降魏国。在章武二年（222）冬，声望和资历甚高的司徒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凉州牧马超、安汉将军糜竺更是接连故去，刘备亦是无奈之举。
且李严虽是南阳人，然却是在曹操首次南征时入蜀，故其身份相对特殊，既非刘焉东州集团嫡系，亦非刘备荆州集团嫡系。
夷陵之战后，曹魏和东吴结盟，蜀汉四面楚歌，可谓危急存亡之际。故以李严为中都护，镇守永安。防备东吴的同时，亦给予诸葛亮相当的信任与空间，防备内耗；但亦是对诸葛亮的最后节制，保护后主的最后保障……
参《三国志·李严传》载，‘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
换言之，除却李严外，留守永安尚有陈到，以及白毦兵，对外虎视东吴、对内守护后主。诸葛亮对此亦是心知肚明，即使北伐如此艰难，诸葛亮亦未曾触碰白毦兵分毫。
然参《三国志·杨戏传》附引《季汉辅臣赞》云，‘都护李严性自矜高，护军辅匡等年位与严相次，而严不与亲亵……’
故刘备以李严牵制诸葛亮之举，对于李严而言，心中或许抑郁难平……《李严传》引注《诸葛亮集》曰，‘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可见李严并不欲安于现状。
无论李严此举是试探、抑或威胁，借用孟德之语录，‘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
《李严传》诸葛亮表平曰：‘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
尚书令陈震出使东吴前，曾私下于诸葛亮言‘李正方腹中有鳞甲’。但李严借诸葛亮北伐之际，公然索要五郡以为巴州，可不仅‘腹有鳞甲’如此简单，《水经注》亦云，‘都护李严，更城周十六里，造苍龙、白虎门，求以五郡为巴州治……’，
五郡相当于益北半壁，李严又迁城造门，岂非‘国中之国’。结果可想而知，诸葛亮‘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以安其心。
又诸葛亮表平曰：‘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
建兴元年(223)诸葛亮开府辟召，李严言下之意明显欲与诸葛亮平起平坐。诸葛亮志在北伐，又岂肯李严成为掣肘，但为‘取一时之务’，不得不表平子丰督主江州，同时命李严以中都护署丞相府事务。
即是诸葛亮之妥协，以换取李严对于北伐之支持。李严改名李平，即是佐证。
在《六出祁山》系列中，我们已经反复论述过，蜀汉内部之世家豪族实则并不诚心北伐。甚至后主刘禅恐亦并非与诸葛亮一心。
从制度而言，诸葛亮自任丞相、录尚书事，总领政事，赏罚官吏，不受皇帝掣肘；使费祎、董允等担任侍中，掌管宫禁，限制了后主刘禅之皇权，避免皇帝个人意志的干扰。然蜀汉后期，刘禅的强烈反弹，从侧面反映出刘禅对皇权的渴望，以及内心对于此种制度的厌恶。
就刘禅个人而言，如果诸葛亮成功攻取关、凉，蜀汉之势力版图将扩充一倍。换言之，诸葛亮为蜀汉打下半壁江山，如此功绩其威望必是如日中天，割地称王亦无不可，如此恐非刘禅所愿。
进而推之，李严之举未必没有后主刘禅背后之暗示、支持。
《李严传》亮表平文中，言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求以五郡为巴州剌史’、‘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却并未提及粮草之事。
又《亮公文上尚书》中弹劾李严人员如刘琰、魏延、袁綝、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祎、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雝、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祺、盛勃、樊岐等军中军官多达二十余人……
故李严案并非如史书中‘轻描淡写’，而李严之‘手笔书疏’亦不过是政治交锋之工具。
疑问推及至此，李严案所代表的并非个人，而是蜀汉内部针对‘北伐’的立场之争，是蜀汉内部振动巨大的一场政治博弈……
诸葛亮对李严的隐忍、退让，亦并非针对李严个人，而是对反对北伐的利益集团的妥协。但如今李严既然站在了北伐的对立面，诸葛亮亦不得不对其发动攻击，一击必杀，废李严为民，流放梓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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