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中国汉字传奇

35. 简体汉字汉语拼音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后，中文打字机“换笔”错失良机，中文电报码历经艰辛跋涉于泥潭。随着西方文化的引进，古老的汉字突然陷入“现代化陷阱”。方块汉字的“三多五难”：字数多、笔划多、读音多；难认、难读、难记、难写、难用，普遍被认为是中国人文盲多、识字率低的主要原因，愈来愈遭人诟病。

1915年到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期间，以钱玄同为首的文化学者，也包括胡适、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等人，针对汉字的落后性口诛笔伐，强烈呼吁改革汉字，乃至废除汉字。其中以鲁迅先生最为激进。鲁迅曾说到：汉字的艰深，使全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他甚至激奋地呼吁：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繁体字《陋室铭》示例

在汉字水深火热的情势之下，语言文字学大师钱玄同做出了卓越的努力。他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减省汉字笔画的建议，并提出8种简化策略，成为汉字简化运动的重要推手。1925年，钱玄同与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一起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由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了324个简化汉字，但遭到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反对派阻挠而流产。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为汉字注音和汉字简化做过很多奠基性工作，被周恩来总理给予高度肯定，他说到：“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顺便提一句，钱玄同先生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之父。

语言文字学大师钱玄同

挽救汉字存亡的文字改革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初见成效。毛泽东主席在1940年就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再次为文字改革定调：“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949年，“延安五老”之一、新中国杰出教育家吴玉章给毛主席写信，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毛主席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当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吴玉章任常任理事会主席。

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三大任务是：简化和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首次起草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肯定了“只描述和陈述古代汉字的概念，不创造新字”的原则，即：已有的通行简体的字，以述而不作、不另造简体字为原则；无通行简体而笔画较多的常用字不妨另找简体，加以适当的补充。于是，798个简化字由此来到人间。

文字改革简化汉字，丰子恺画

1955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出《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简化字由原草案的798个调整为512个，增收了56个简化偏旁。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整个方案共收录简化字515个、简化偏旁54个，法定的简化字在中国大陆地区取得了“规范汉字”的地位，由毛主席亲自批审后开始向全国推行。直到1986年，几经修订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一份《简化字总表》的最终版本，收录了1956年用的简化字，以及用简化偏旁作为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共计2274个简化字及14个简化偏旁。简化字的确立，始终是国家政府行为，不仅使字的笔画得到了统一，而且实现了一个字只有一种写法，给人们书写的正确与否提供了判断依据。这些简化字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对历代民间俗字、简化字实践的科学总结。据统计，《简化字总表》与唐代《干禄字书》有283个相同的字，证明现代简化字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

《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繁简对照字（部分）

推行简化字后，文字改革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不是用拼音文字替代汉字，而是为了方便识字和阅读为汉字注音。为汉字注音在中国由来已久。对于如何拼读一个不认识的汉字，古人的方法是直音法和反切法。

所谓直音，就是用一个汉字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即“读若某”、“如某”等，是常用的字书注音方法。这种方法在东汉之前占据字书之主流，例如《说文・玉部》：“珣，读若宣”；再如“莘，如深”。在历史著作《易中天中华史》里，易中天先生就使用这种直音法给繁难的汉字注音。

所谓反切，是用两个汉字给一个汉字注音：两个汉字的首字（反切上字）取其声母，末字（反切下字）取其韵母和调，拼合出被注音字的读音。例如，“冬，都宗切”，即用第一个字“都”的声母（d）和第二个字“宗”的韵母和声调（dōng）来表示。反切出现于佛教传入中原后的东汉，魏晋开始盛行，是中国古代最主要和使用时间最长的注音方法。相较于早期的直音法，反切法更为科学，因为它能够从汉字音节中离析出声和韵两部分，为后世诗文押韵和近体诗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魏晋文人用反切法识字朗读，AI绘图

然而，无论是直音法还是反切法，读书人都必须预先识读了一批常用字，对于从文盲开始识字的人，包括未开蒙的学童而言，这两种方法都无济于事，唯有拼音的办法可以解决大众正音和识字的难题。

1867 年，一位来华的英国人托马斯•韦德（Thomas Wade，又译为威妥玛），根据北京话的发音习惯，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将汉语发音转写为拉丁字母（即“罗马化”）的系统。威妥玛是剑桥大学的第一位汉语教授，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多年，是个典型的“中国通”。1892 年他的拼音方案由赫伯特•贾尔斯（Herbert Giles，也是剑桥大学中文教授）进行了修改，形成了现在更广为人知的威妥玛-贾尔斯拼音系统，即威妥玛拼音。

威妥玛拼音创始者托马斯•韦德爵士

威妥玛拼音曾是国际上最流行的中文转写方式，特色是使用送气符号（'）区分送气/不送气音，如p′(不送气）与 p（送气）。虽然在1958年中国推广汉语拼音后逐渐被取代，但在人名、地名和特定历史文献中仍有使用，例如北京（Peking）、孔子（Confucius）、功夫（Kungfu）、太极（Taichi）等。 还有香港（HongKong），其称谓的由来，原来就是根据广东话对香港的口音进而转译至威妥玛拼音得来。历史学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关于“常凯申”的段子：有位历史学家在阅读外文文献时碰到一个叫“Chiang Kai-shek”的陌生人名，于是顺手将其翻译为“常凯申”，却没想到这个“常凯申”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蒋介石，这都是威妥玛拼音惹的祸。

威妥玛式拼音示例

1918年11月，国人也发布了一套汉字拼音系统，原名注音字母，后来改称注音符号。这套拼音系统的符号有点儿像日文假名。原来它就是依据章太炎编创的“纽文”、“韵文”为蓝本制定。章太炎先生是清末民初革命家和思想家，曾三次避难日本，他在创造拼音系统的时候，就是模仿日语假名“简化偏旁”的办法，利用汉字小篆的结构，创造出一套记音字母。

注音符号发明者章太炎先生

其后，注音符号（字母）由民国教育部正式发布，经过百年演变，现有37个字母（声母21个、介音3个及韵母13个）。民国政府直至迁台后，一直以注音符号为国语的主要拼读工具，也是小学国语教育必修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一直使用至1958年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前夕。

竖写的注音字母（注音符号）

笔者1956年上小学一年级那年，识读汉字前就是学习的这套“ㄅ玻 ㄆ坡 ㄇ摸 ㄈ佛，ㄉ得 ㄊ特 ㄋ讷 ㄌ勒”注音符号。它对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起到了很大作用。周恩来总理就曾高度评价了注音字母的作用：“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贡献。”

注音符号的黑体，楷体和草体形态

把文字改革的时间也拉回到1956年。当时中国的拼音化方案有威妥玛拼音、注音符号、国罗字母、北拉新文字等多种形式。1956年,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主席突然接过话头:“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看起来还是采用外国字母比较好。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毛主席的这番话使得几年中关于拼音字母形式的争论最终尘埃落定。

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急忙开会落实毛主席指示。会议结束后，正准备赶回上海上课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周有光，突然接到吴玉章先生的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改行专职从事语言文字和汉语拼音研究。周有光当年已经49岁，而且在经济学界早已卓有成绩；但他一直对语言文字感兴趣，曾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薄薄的小书，笔调活泼，深入浅出。对于字母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讲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周有光与夫人张允和研究汉语拼音

周有光被分配到文改会第一研究室主管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周有光提出了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并提出“汉语拼音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50岁以后的他，变身为一位语言学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即研制出了我们现在仍在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周有光等人提出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汉语拼音的出现为普通话读音也设立了标准。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汉语拼音为今后汉字进入电脑和智能手机立下了绝世功劳！对于汉语拼音的历史功绩，周有光先生曾经讲到：“我们提出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是来帮助汉字，不是代替汉字。要代替汉字，不是几天功夫，一百年都不行。他们问我要几百年，我说过了五百年再说吧。”

汉语拼音字母表

2017年年末，当周有光先生以112岁高龄谢世，网上诸多文章不无崇敬地写到：“50岁以前，周有光是个经济学家；50岁以后，他成了一位语言学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方案》；到了85岁的时候，他又博览群书，研究文化学问题，成为一名启蒙思想家。他对中国语文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做了全面的科学的阐释。”铺天盖地的哀思，几乎所有的悼念词都异口同声地盛赞：“学拼音的中国人都欠他一份师恩！他是汉语拼音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