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言三国：官渡战之明枪暗箭
文 | 乄妖乀
官渡之战，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亦是经典地以弱胜强之战。
袁绍作为官渡之战的失败者，一直被后世所诟病。其官渡之战中的表现，亦是与先前大相径庭，其失败之过程亦是极具‘戏剧化’。这其中是否另有玄机……袁绍是否如诸史所载，听信谗言、残害忠良……战争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之事……
后世皆是众口一词，抨击袁绍之战略、行为，而推崇沮授、田丰之智慧、品行。然沮授、田丰究竟有何奇谋妙策……
其一，‘近讨公孙瓒，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动也……’其二，‘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其三，‘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
田丰之言亦是大同小异，两人的思想战略可谓是出奇地一致。换言之，田丰、沮授期望袁绍进行‘持久战’、‘游击战’。
然二人之战略当真适用于此时的袁绍吗？
袁绍之优势皆在声望，其能够如此迅速地席卷四州之地，成为北方第一诸侯，皆在‘天下之人非家吏则门生也’，此是曹操所不能比拟的。然自曹操迎奉天子至许都以来，袁绍的‘隐形之势’是荡然无存。
故而方有“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三国志·袁绍传）
袁绍后悔是受到天子之威的压制，此时曹操已是借势收复河南、关中之地，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奉迎天子的优势将愈加明显。故而所谓‘持久战’，只会缩短曹操与袁绍之潜在差距。
而所谓‘袭扰边鄙、逐步侵蚀’之策，参考袁、曹二人的优势类比，反而对曹操更加有利。毕竟曹操虽然在后勤供应、兵员储备皆不如袁绍，但却胜在兵精将广，而袭扰的基础则是精兵强将。此策并非袁绍独占优势，曹操亦可‘袭扰边鄙、阻碍侵蚀’，最多是互相伤害而已。
袁绍虽坐拥四州之众，底蕴深厚，却忽略了曹操亦是坐拥兖州、徐州、豫州、司州、关中以及青州部分之地。
且据《三国志·武帝纪》载，“初平三年(192)冬，曹操受降青州黄巾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不过自董卓火烧洛阳以来，司州、关中之地惨遭荼毒；豫州经袁术祸乱，民不聊生；徐州亦是几经换主，此时能够全力为曹操提供后勤供应的唯有兖州一地，方才形成曹操‘以一敌十’的局面。因为后勤发展限制了曹操势力的提升，曹操缺少地恰恰是时间。
然采用‘持久战’之方针，袁绍固然能够休养生息，曹操更是得到了珍贵地喘息之机。兖州四战之地，多年征伐未有停歇，此时正可从容地吸收尚未消化的战争成果。稳定内部矛盾、发展民生、扩充军队，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待曹操粮草充足，其结果确是尚未可知。
且有关官渡之战，正史记载亦多有含糊不清、闪烁其词之处……
总所周知，袁绍麾下八大谋士，除田丰、沮授外，尚有荀谌、许攸、审配、逢纪、辛评、郭图等人。《三国志·袁绍传》亦载，“官渡之战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
然通读有关官渡之战之文献，通篇皆是田丰、沮授之劝谏之言，偶尔提及郭图等人，亦尽是谄媚、诬陷之语。战争过程避重就轻，前因后果避而不谈，对袁绍一方多少带有丑化之意，其效果反而是过犹不及……
后世皆推崇田丰、沮授二人之忠贞，为之叫屈，实则不然。如若袁绍在官渡之战中获胜，史书对田丰、沮授之评价是否依旧如故？
作为谋士二人为主上进言本没有错，然袁绍既然战略既定，二人则应立刻摆正位置、转换思路，在已定战略的基础上出谋划策，全心辅助。然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引注《献帝传》中所载，“绍临发，沮授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战役尚未开始，沮授的态度竟是消极若此。
而袁绍出师不利，于白马、延津接连失利，荀攸不过声东击西之计，袁绍的几大谋主竟无一识破，责任归谁？
且整场战役，沮授皆在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不停地向袁绍谏言。换言之，沮授是不停地在袁绍耳边泼冷水、扯后腿。虽未如小说所言，下令将其‘锁禁军中’，但作为主公会做何感想。面对袁绍的暗示，沮授不但未悬崖勒马，转变态度积极配合，反而‘甩脸尥蹶’不干了。
沮授、田丰的行为不断地激化、加剧冲突，最终遭到上司反感，成就的不过是个人的清誉而已。
袁绍集团确实在诸多方面不如曹操集团，从而拉近了两者的势力差距。但依旧将曹操逼到了绝境……
袁、曹进入相持，‘操众少粮尽，士卒疲乏，百姓困于征赋，多叛归绍者，曹操一度欲回守许都。’许攸叛逃至曹操处亦言，‘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如果未有许攸之事，恐曹操是败多胜少。其结果怕是与沮授、田丰所言南辕北辙。
然而何以曹操屡屡起死回生……为何袁绍子病的恰逢其时，孙策死的不偏不倚，而许攸的反叛正是时机……曹操能够战胜袁绍、独霸北方，难道凭借的仅是运气吗？
建安五年（200），曹操自东征刘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却辞以子疾。此说法是否曹魏泼的脏水，我们不得而知，然裴松之曾言‘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
但袁绍确实未有救援刘备之意，却是为何……
据《资治通鉴》载，“建安四年（199）秋八月，操进军黎阳，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分兵守官渡……后复屯官渡。”《魏书》亦载，‘曹操乃分留诸将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刘备。’且刘备‘出望曹军，见麾旌，便弃众而走’，换言之，击溃刘备不足月余，假设袁绍南下，如此短的时间内亦很难穿透曹操的防线。
且刘备亦认为曹操此时已是无暇东顾，待其兵临城下，刘备尚然犹未信。对于袁绍而言，心生疑窦亦在所难免。
依史书载，董承密谋反叛亦在此间，董承趁袁、曹交战之机里应外合，自是需暗中联络袁绍，袁绍亦是乐见其成。即使董承反叛失败，袁绍亦可师出有名。董承被诛是在建安五年（200）正月，曹操东征刘备在正月，袁绍的讨贼檄文却是在东征刘备之后，故袁绍亦有可能在等待许都之消息。
《先贤行状》载，“绍后用丰谋，以平公孙瓒”《后汉书·袁绍传》亦载，“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田丰、沮授如此功勋卓著，受到其他世家抨击、抵制已是必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袁绍亦有意逐步消弱沮授、田丰在袁绍集团的势力影响。
即使‘辞以子疾’为实，亦不过是袁绍推脱之语。显然是田丰在某些事上引起了袁绍的反感、抑或警惕，故而以此荒谬之语作为推辞，而不以实情相告，然田丰又过于‘正直’，竟对此信以为真。
孙策江东一统，自是垂涎江北之地，而袁绍亦不会错过拉拢孙策这种强大外援之机会。
春秋时，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开凿邗沟，可直通淮河。虽徐州一马平川，并无天险可守。然此时曹操大势未成，孙策自是有信心横插一脚。到时孙策自可纵横淮泗之间，而曹操迫于北方袁绍之压力，无力东顾，甚至不得不与孙策合纵连横，共同抵制袁绍，于北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此种结果绝对非曹操所愿，遏制孙策的北伐之路势在必行。（详见孙策篇）。
曹操粮尽卒乏时，曾欲回守许都。然荀彧曾言，‘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荀彧为何会如此笃定，局势必然会发生变化？荀彧身为三国顶级谋士，自不会在主公面前无的放矢，那么荀彧的根据由何而来？
《三国志·荀彧传》中载，“荀彧曾言：‘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后汉书》亦载，‘魏郡审配、钜鹿田丰，皆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
荀彧既知审配、许攸之弱点，又岂会‘守株待兔’般的等待而不加以利用？
纵观官渡之战，袁绍四员上将，或斩或降，诸多谋士思想难统，世家相互倾轧，然这诸多原因皆与，是否采用‘持久战’无甚必然关系。这战争背后的阴谋诡计，方才是曹操能够屡屡转危为安的关键所在。
袁氏四世三公，世家豪族之代表，其中袁氏家族的凝聚力要超过袁绍个人，亦限制住了袁绍的发展纵深……如张绣、贾诩选择曹操亦是根据袁、曹集团本质而定。袁绍虽是‘性矜愎自高’，但为人却是十分宽厚，荀攸言其‘以宽厚得众心’。
袁绍缺少枭雄的魄力，亦难以驾驭平衡世家之间的利益，又岂会是曹操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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