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死亡（三）
阿尔贝加缪在一篇散文中曾经不无悲伤地说道：“假如我想领略品尝这世间奥秘的清香，那么在天地深处，我发现的只能是我自己。”是的，人总是孤独的，这是异常肯定的事情，然而人就是不甘心啊，拼尽全力地寻觅着爱，所以便演绎出了一场场辗转反侧的故事。
这个女人总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处在一座颓废的花园里挣扎，跟那个男人处在婚姻废墟里是一个样子，两个人都存在于一堆废墟之上，执拗地僵持着，无力地自顾自地期盼着。女人的一个民间顶了大仙的朋友要她请个太上老君来转转运。这是一种极其迷信而又无奈的行为，就像祥林嫂捐门槛一样的荒唐。但是这个女人居然信了，她之前对此是无比厌烦的，但是经年累月的生活对于这个女人的折磨，以及她自己遍体鳞伤的坚持到最后，她信了。
而这，简直就是荒唐透顶。所以，女人偶然间逢着一次上灵山神庙愉快地捐了钱后，在这之后她的右臂莫名其妙的剧痛。而就在这剧痛中，这个女人顿感这世间的芳香并不在那廖无边际的天宫。那犹如吴刚伐桂（类比西西福斯推石上山的故事）的徒劳感与日俱增，倘若有神灵，那也是个泥菩萨而已。因此，她渴望醉死在那芳香异常的桂花酒里，但谁会与之同眠呢？面对死亡，这个女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这种无助感会随着岁月渐渐加深，直至刺入骨髓。
所以当女人的父亲死在了民间迷信的73岁的坎儿上，她就再也不相信什么这个神啊那个菩萨了，是那种不相信的极其彻底的。女人是看过男人的母亲在春节的时候跪拜菩萨的场面，每逢这时，女人就走到阳台边去打电话了。是否真的再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女人一直在重复的那句话“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样”。如果拜观音有用的话，那这个世间行者的等待就不是路尽天黑了？女人一贯坚信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路一定会走到尽头，天一定会黑，这是最简单的常识，而这最简单的常识经常是令人绝望的。这无关生活那若有若无的缺点一直都是纰漏无遗，那是因为它的优点总是姗姗来迟。正如这世界的正义总是来迟，给了好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绝望。女人早就知道这世界谁他妈的都靠不住！
这个女人无论再怎么处在友谊的深处都令人感觉不寒而栗，这种气场延续到一切都不如意的事情上就显得孤僻异常。所以女人总在夜静如水的深夜里独自抽泣，那声响绵长而又无能为力。她曾经无比眷恋的一切都以最快的速度离她而去，而她并没有太感伤，因为现实生活里的艰辛来不及使她感伤。她珍惜的眷恋无一例外都已经在天地隐秘的微笑里渐渐消散了。
女人感觉在这卑微的回忆里她找不到一丝热爱的东西，唯有那似乎遥远的死亡竟然是那么的亲切。她总是担忧自己会忽然地死去，她总是这样地叮咛着我。每一次对我重复一遍，她的悲哀和我的无力感就加深了一层，我们都在向绝望靠近。我们都以为这件事还很远，但它到来的速度都令我们瞠目结舌。不过，就在这异常忧郁的氛围里却是女人每夜独自最常规的睡眠。她在自己的眼泪里埋葬着自己的睡眠，她是痛苦的，而我呢？
我总是毫无征兆地滑入了幸福感的相反方向，总是感悟到毕生所追求的东西不过是某个午后睡眼惺忪的懒床时刻，自在地感受着时间的流逝，用不着考虑明天的考试以及到底他妈的有谁死了，或者因为迟到被闫美丽罚站或者这个该死的闫美丽只罚我一个人给全班拖地一个月，或者那些嘲讽我的同学导致了我低沉的脸与自卑的心境。总之，如阿尔贝加缪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放荡奢靡，有些人抑郁乖僻，但大多数都毫无生气。”
很明显，我就是属于后者，同样明显的是这个女人与这个男人是属于第二种。他们无时无刻都在相信曾经的青春会与自己同塌而眠，然而总是事与愿违，就在他们翻身入眠的刹那，他们会忽然意识到死亡早已经等在了他们的前方。男人认为他没有必要抓紧岁月，当强调“没有必要”的时候，这个男人的生命里一切的意志就开始渐渐地从内部瓦解掉了。这是男人“得过且过”的全部生活真谛，它将笛卡尔主义民俗化，我行我素，企图用言语来纠正周遭已经深入骨髓的行为，批判着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用表示无奈地口吻说出连自己内心深处都不大相信的话语，在深夜里孤芳自赏，直到至死方休。
得过且过是生活的另一面，这是比较慵懒的一面，女人也想这样，事实上谁都想这样，也谁都是这样。只是这个女人一直都知道这生活的奥秘到底是什么，但女人不想像大多数的人一样，尤其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地去承认与接受，所以她一直孤独的。在这该死的生活的一切习以为常的忍受里，女人总渴望着生活能给她一个惊喜，希望，可以说总是固执地希望生活能像当年一样，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那个她腼腆害羞时语无伦次的样子。但女人转念一想又是一声叹息。日子在变，人也在变，希望，当然也在变。
这一声叹息源自于她的父亲那执拗而强硬的一面，他发誓不再续娶，不想让他恐惧的和担忧的发生。说到底，他的父亲是爱孩子的，但似乎更爱的是他的老婆。作为一个乡下受苦的底层人，他用岁月和那双做鞋的粗糙的手硬生生地将四个孩子养大，所以这硬生生里面便欠了很多的外债。
每逢喜庆的节日里家中总是一派颓圮的样子，像极了那个男人脸上的皱纹，总是很艰难的挤出一点苦笑。那时的家中总是挤满了要账的人，女人总是穿梭在这些比她大很多的大人们身旁，帮着她这个老实而又不会说话的父亲去解围。所以女人倔强的性格里有着对生活最底层苦楚的刻痕，这印痕很深，已经深入骨髓了，伴着后来女人的无力感交杂成一种怪异地执拗。当多年以后，女人终于把外债还清时，她才对生活挤弄了一下眼睛以示幽默。但是这之中最大的幽默莫过于这生活谜题的答案总是出奇的一致——孤独、尽头、死亡与坟墓。
女人因为父亲长期酗酒而无比厌烦这样的男人，但是她的丈夫却恰恰又是一模一样的。每个少女都渴望过一个骑着白马的王子，他拥有一切的优点，这是爱情。但是婚姻是一个白马变黑马，王子变成老汉的过程，它是一个缺点放大镜，它会教会你接受与忍耐的。我无力去批判这个女人的丈夫在酗酒的程度上与她的父亲的因果关系，男人之于酒，正如女人之于胭脂是一样的。岁月会告诉你，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个酗酒无度的男人和一个忍气吞声的女人，或者境遇相反，或者境遇相似。总之，不幸的家庭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女人的家庭与婚姻在岁月的数轴上居然出现了平行的点，而点与点之间却站着孤独而无力的女人。当她要面对一眼就能望到边境的这伪饰着草原的大地时，对于父亲那冰冷而矮小的坟墓与自己将来可能无声无息地死亡联系在一起时，似乎这样的连接是那么的平常，但是沉重异常。所以说到底，女人那在外人看来无与伦比的骄傲里依然是难言牵强地微笑。
而当我回忆起这微笑的时候，我也笑了。
“不许笑！”回忆里有一个中年因喝酒而憋红了脸的男子突然厉声喝道，打破我回忆中的宁静。这个该死的红脸！
那日，在送葬给女人的父亲那一天，我与表弟正在玩耍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记忆里除了他玩赖赢了我第一次后就一直在输。最后我玩的兴起，一直在笑，便被这个在面包车前红着脸哭诉的中年男人厉声呵斥道。
当时我立刻屏住了笑容，速度之快令我现在想来都十分讶异，那个时候我可才是个八九岁的孩子呢。我当时脑子里快速地努力地想着明天又要去上课而无端就地悲伤起来，不一会儿竟然哭了出来。我并不知道这眼泪意味着什么，只是当时我的这哭泣居然止不住了。但我的内心却是一阵阵狂喜的，因为立刻就被大人们夸奖了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了，就是因为我在正确的时间与正确的地点哭了，并且哭出了声。现在想来那是极其荒诞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在我母亲的葬礼上，我一滴眼泪都没留，并不是我不觉得悲伤，而是我觉得这毫无意义。我的眼泪是给这些无关紧要的外人看的，我不想让这些参加葬礼而无所谓悲伤的人看到我伤心欲绝的样子。而事实上，我当时的内心平静异常。
所以在我十多年前的那一场葬礼上，还是个孩子的我找到了大人们世界里所肯定的那种——符号，或者说是某种秩序。但当我旁边同样是个孩子的表弟看到了我泪流满面的样子时候，诧异地合不拢嘴。他一定已经意识到了，我这样做肯定是在伪装。而我当时确实不是，是因为我有一张考了低分的数学卷子还需要家长签字，而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我因为这而哭泣不止。
还是两个孩子的我们，或许就在第一次的葬礼上开始分化出我们未来意识里的职业。现在回忆起来，我表弟的眼睛里一直都是不相信，而我的眼睛里似乎总相信着什么。后来，他要立志当医生，而我却想成为一个写作者。这件事很诡异，医生应该相信点什么，学文学的应该是一直都不相信的。他在不相信里一直觉得救死扶伤是伟大的职业，而我在相信里一直描述着人的绝望和死亡。这也是荒诞的。这或许说出了医生与作家的一些区别，但是更似乎体味出了这两个职业里的一丝丝联系，或许就是这种联系让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一干学医的人投入了文学的运动中，终生乐此不疲着。
所以生活从来不是一场预言，也并非是一场游戏，而是一场关于预言的游戏。我选择来了文学的预言，但是我却忘了那一干人等家境问题。文学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最起码你最初接触到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如果没有油盐酱醋资本，你怎么可能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写出一首歌颂美好的诗歌呢？当你深入到文学的肌质里你就会不断地发现，这里并没有太多风花雪月的故事，那只是表象，而就是这表象才会引诱你。就像爱情是婚姻的表象一样，任何东西如果只停留在“你好”阶段，那就皆大欢喜，但是一旦你意识到了“再见”问题，生活就会忽然变得举步维艰起来。这确实是一场游戏，一场有始无终的游戏。
那一日，黑漆漆的棺材被抬了出来，在准备放入面包车之前要有一个简单的仪式，不然就只是葬而没有“礼”了。关于这“葬”要不要这“礼”，要不要为死者举办最后的仪式，但是死者本人根本不知道。但是通过那个红脸哭动了一辆熄火的面包车这件诡异的事情来看，这仪式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这仪式里，我们笃定地相信，至少在这一刻相信魂灵的存在。我们是在向死者的魂灵表达最后的爱意，一种消无声息的爱意。
但当众人拉开棺木，女人并没有加入这个队伍，只是远远地看着，不，应该是望着。她不愿意在看老人最后一眼，她似乎是怕自己情难自已。事实上，女人在那一整天里都表现得极其克制，眼睛里的泪水一直在打转，就是不让它留下来。而哭得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厉声呵斥我的中年红脸男人，他爬在棺木上不撒手，哭豪声太响，我当时确实感到一阵阵厌烦。烦的并不是他的情感表达，而单纯是他的声调。他打破了那悄无声息的仪式。
后来我渐渐地确认的是，当时我确实厌烦的其实就是他的那种情感表达。众人把这个哭得瘫软的男人拉开，我也趁着机会瞥见了老人最后一眼。老人瘦了，除此之外，一切安然。在众人摔火盆子的时候，我正与另一个孩子躲在角落里玩着石头剪刀不的游戏。我是愉悦的，他也一样，因为不用上课，在这一点上，我们俩的情绪是一致的。
直到现在我也总是重复回忆着那在外祖父的葬礼上我和表弟玩耍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在一个最该严肃的地方或者场合我们俩笑的简单而自然，我们寻找着大人们眼神并没有注意我们的时候，在这方面，那个红脸的中年男人帮了我们很多忙。因为他似乎异常悲伤的哭声，大人们的注意力全在他的身上，无暇顾及我和表弟脸上的笑容。
我以为那时我们是最有勇气和无畏的，反到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渐渐地失去了这些勇气。当时我指着那个中年男人问这个女人：“他哭得是真的吗？”
这个女人显然对我这个提问异常诧异，似乎被我这个问题问住了，我能看到她的思想在抑制自己的嘴唇，但似乎是生理习惯性的肌肉反应，她说：“当然”。
这一句“当然”并不能代表这个女人回答了当时幼稚的我的疑问，我当时确信那是假的，因而我认为这个女人强忍的泪水才是真正的情感。当我后来在课堂上质疑梁茹结老师讲述庄子在他妻子的葬礼上鼓盆而歌的时候，我就立刻将这个女人的例子对号入座了。我站在课堂的中央，倾听着这个我倾慕的老师讲解着我忽然提出的质问，其实梁茹结是没必要解答我的，因为当时其他的老师都在赶语文课的进度，只有这个老师不在乎这个。“不在乎”就意味着“危险”！
所以，她的教育理想总是在应试教育里变得举步维艰。后来她确实是因为课堂的进度严重脱离学校规定的课时计划而被派遣到了远方去支教，名义上却说是梁茹结自己的选择，而她自己也是这么对我们说的。这“派遣”两个字，透露出了当时的我并不太能理解的这些职场中阴影里的争斗，我依然延续了我当时指责那个中年男人的哭声是假的勇气，直到我遇到了闫美丽这个道貌岸然的老师的时候，我瞬间理解了这之中的林林种种，近乎是一夜之间我忽然理解了这人际之间的艺术——或者换一个中性的词——叫手段。当我终于理解了这手段之后，我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开始了戏谑生活的开端，前后判若两人。“每一个人都将会活成一个道貌岸然的样子的，别急。”我一直都对自己这样说，“哪怕你曾经的理想那么的豪气干云。”
这两任老师就像当初外祖父葬礼上的这个女人与那个中年红脸男人一样，其实这样的类比有点牵强，但是我依然坚持这个世界不外乎两种人——所谓的爱，在一个家族里必然是分层次的，最简单的莫过于有的人在葬礼上呼天抢地，有点人含着沉重的泪在眼眶里打转。而这两类的分层孰高孰低就是你认知的区别；所谓的教育，或者说是老师，有的人表里如一，有的人道貌岸然，至于如何分辨，不过是日久见人心而已。
但究竟有多“日久”，所以才会有正义的总是缺席，真相的总是掩盖。很有可能的是，你到死也没有等到“见人心”的时刻，这就是人生最他妈的悲哀的地方了。你，死在了一场权力的游戏之中，这场游戏比起你的憧憬未来可要艰险的多，甚至有些时候，你懂了一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很可能是你生前懂得的最后一个道理。这是恐怖的，越想越恐怖。
所以，生活总会告诉你一个荒诞的表象，人们认为哭声的大小与爱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人们认为表面精致的人内心一定温善。但无论如何，这第一次外祖父的葬礼教会了我最至关重要的一点——那些在葬礼上神情凝重，似乎带着玩世不恭的无奈，比着那些葬礼上悲痛拗哭的人来说，有很大可能更爱那个棺材的人。
这是我当时幼稚时的认知，但是这一点点认知到目前为止都存在，而这点存在有时会显得不合时宜，会为我孩童时的那一声“他哭得是不是真的”而妥协，道歉甚至是下跪，这是社会的潜在法则，而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规则的强大已经足以延缓任何一种正义的缺席。这不单单是恐怖那么简单的情感了。
在给这个老人盖棺定论之前，还有我与这个老人短暂而有限的一些记忆。
“小兔崽子，你赶快给我从凉房上下来，否则我可打你了啊！”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关于这个棺材里的老人的句子。而对于老人那一辈子住的那个阴暗潮湿的家中破烂书柜里的书，我曾央求老人将这些书给我拿回家来看，但是老人居然莫名其妙地拒绝了。后来，这一柜子的旧书在拆房的过程中不知道被扔到了哪里。这是我关于这个老人记忆里的起点，而这个起点是没有好印象的，所以老人在我的记忆里通常扮演的是这个女人因果里面的“因”的部分，我试图通过这个老人来推出这个女人的“果”，虽然如此地单向，但是确真实的要命。
这个事情我曾反复问过这个女人：“为什么他会拒绝把书给我，以至于最终都不知道丢失在了哪里？”
女人总是用一些幻想的话语或者她臆想的原因来搪塞我，而这个曾经的一件小事我一直都会时常拿来作为玩味的对象，去试图追忆和分析这个老人为什么会拒绝我。这个老人曾经说过，是这个女人转述给我的：“我只能照顾好你们这一代，你们的下一代我是不会去关心的。”或许在这句话的背后隐匿着这个老人孤寡一生埋怨，或者非要解释成对自己儿女的爱其实也行。只不过这未免太牵强了。
印象中这个老人还“救”过我。小的时候我把一个杯盖吸到嘴上，这个杯盖是个圆形镂空陶瓷的样子，我把它吸到了嘴上，排干净了镂空杯盖里的空气，瞬间这个杯盖越吸越紧，我惊慌失措并且疼痛难忍。老人走过来发现后奋力把杯盖从我嘴上揪了下来，我“得救”了。但是我的嘴四周留下了一个很深的杯盖状的红色印记，这个印记直到一个星期后才消除，为此，班级里当时的同学们也嘲笑了我一个星期之久。孩子们的纯真有时可以指出那个笨蛋皇帝根本没有穿衣服，有时鄙陋到一个简单的诱因就可以嘲弄，甚至孤立一个人。那是一种纯真般的孤立，它的“危害”会持续很久，它能隐匿到你后来处处行为的各个角落里。
所以，后来我忍受不了闫美丽的嘲弄，我也厌倦了班级里每一个人脸上暴露出的最粗鄙的嘲笑。当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看到别人笑就时常觉得恶心，而我自己在时常在大街上放声大笑，作为一种弥补，或者作为一种反抗。
无论如何，我为数不多的有关这个老人童趣的记忆就是这样了。回忆总是个神奇的东西，它能让很多虚无缥缈的东西瞬间变得活灵活现，恍如隔世一样。在这样的意识流里，我的祖父与外祖父，两个与我都隔代的老人唯一一次在我面前的对话也发生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那一夜，我们三个人横着睡在一张我们家的双人床上，面对着窗户，刚好那一天窗帘恰巧坏了。现在想来真是好巧啊！所以我才能透过窗户欣赏到夜空，那时的夜空还是很清澈的样子。
我的祖父睡在我的右边，我的外祖父睡在我左边，中间是童稚的我正在想着怎么样应付没写完的数学作业，明天怎么编个理由，或者现在起来写，那让另一个屋子的母亲看见又要骂我“熬油补裤裆”了……当时我所有的思绪都在我没写完的数学作业上，因此我后来选择了文科也是一直都对数学这门学科有着很深的抵触。而两个老人隔着我交谈了五分钟，当时的我以为这不过是两个老人在睡觉前聊的一会儿闲天而已，但是根本想不到的是，这是我记忆中两个老人唯一的一次的对话。
生命中这些若有若无的瞬间有的时候你以为还会很多的时候，很有可能它就是最后一次了，有着可能它会成为你记忆中永恒。这在我来说是危险的，生活本就是危险的。
“亲家母当初是死于什么疾病呢？”祖父是个中医，出于职业习惯聊天也是先往自己熟悉的领域聊。
“肺癌。”外祖父回答。
“那你一个人这么多年很辛苦吧？”祖父再问。
“是啊，不过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外祖父接着答。
后来他们还聊了一些其他的话题，而我依然执着于没有写完的数学作业，但是外祖父忽然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说：“今晚的天空上怎么看不到星星啊？”
这明显是一句自言自语，因为那个时候祖父好像是睡着了。而对于执着于夜空的星星的外祖父来说他似乎一直在寻找属于他妻子魂灵的那颗星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在寻找。这似乎在后来偶然的回忆里串联起来总会带给我一种惊人的颤抖。所谓的人类回光返照的现象，如此神秘而奇特。
因为祖父适应不了我们家的行走坐卧，就坚持要回到自己的小家去。人老了总是觉得自己的家是最舒服的，一出去便总感觉哪哪都不对了。祖父来到我们家里用不惯卫生间里的坐便，经常便秘。其实祖父的家中也是坐便，只是样式不同。就这一点不同就会导致祖父的焦躁。所以祖父匆匆地回到家了。而他的这一次告别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亲家了。
外祖父其实也不太习惯，但是他坚持要再呆一个星期回去，但就是这一个星期，悲剧发生了。老人于一次清晨去饭店吃早点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而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固执地要凝望着窗户外面的星星，被无知的这个女人打断了这样的仪式。
但是老人当时也没有反抗，也没有解释什么，他只是听话的闭上了眼睛。似乎就在这一刻，他已经感受到了死亡无时无刻不再包裹着他，在他的妻子二十多年前死亡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意识到了。他熬了那么多年，恐怕他每一个深夜里都在夜空中寻找星星，经年累月便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一个仪式。只不过死亡前的那一晚上，他或许希望可以看到夜空中那颗最最亮的星星，但是一片灰蒙蒙的，啥也找不到。
所以，老人清楚地知道自己任何的祈祷仪式似乎都无济于事了。他环顾四周，又看看夜空中毫无星星的夜晚，阴森森的重症病房与他自己多年来一贯独居的房子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一个人如此的睡眠早已经持续了多年了，他习惯了与孤独同床共枕。
老人曾经午夜转身的时候，他千百次幻想着自己死亡的那一天是什么样子的，他多年来一个人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这一刻或许就是对自己人生最大的回馈和轻松地释放，他再也不用凭借酗酒的方式去哭诉自己不幸的人生了。他当时执意要看星星的原因或许只是一种临终前的闲情逸致。他寻找最亮的星星那么年了，找到与否，这是未知的。但是理解成闲情逸致，这样可以使得女人的后悔感减轻些。
后来女人总是对我说：“这个老人一辈子的情趣都用在了最后看着那颗该死的星星上了。然而我竟然不懂得这件当时认为奇怪的事情的最终涵义。”这是我后来用星星与外祖母死亡的象征的连接来解释老人死前找星星那个事情。女人明显是同意我的这套说辞，末了还不忘加上一句：“学文的就是酸。”呵呵，这是女人经常打趣我的一句话。通常我会回复道：“哪里酸？”然后与这个女人就地展开一场辩论。但辩论到最后，女人总是能引申到她不幸的婚姻与艰难的生活上来。
对此，我总是保持着沉默，是尽量的，因为我有很多的质疑与看法都指向了女人对自己婚姻不幸的无济于事的抱怨上来，这种抱怨已经无能为力的很久很久很久了，久到有的时候连她自己都忘记了。直到后来更加可怕的是，她不再抱怨了，她对此开始了缄默不语。她也不再与这个男人理论些什么，争吵在减少甚至消失匿迹。整个家庭笼罩在一片寒冷刺骨的冰窖氛围中，当我手拿着一把旧钥匙试图打开家门的时候，我都要背着厚厚的书包思索半天我该怎样踏进这个房门的第一步以及该怎样面对这形同陌路的两个个体。
这个女人埋怨这个生前的老人不再续娶的这件事，当然她的指向是他将几乎全部鄙陋的爱给了他的四个孩子，对于老人妻子突然的抛下四个孩子和一个老实的自己这件事来说，老人把它看得很重，宁愿自己孤独地死去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民间后妈虐待孩子的现象级的恐惧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找不到发泄口，所以只能酗酒，不断地酗酒，睡在马路上、平房家中的院子里，自己的家中的水泥地板上……总之这种鄙陋的爱，或者称之为固执的爱在女人这里得到了某种沉重的升华，她看重这种爱但又厌弃老人酗酒焦愁的行径，她把自己的婚嫁的誓言赌在了一个完满的婚姻期待上，直到渐渐失望，直至落空，成为一种妄想的期待。
这个老人曾经在四个儿女的婚姻问题上都采取着拒绝、看不上的姿态，一个女婿和姑爷都没有看对。后来的事实或许能说明老人的眼光独具，他的这四个儿女的婚姻生活确实一塌糊涂。但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试图分析这件事的我总是采取着若有若无的姿态，按照女人的说法，他们家族中四个人有两对是因为爱情而结婚，但是细细分析这之间的因为爱情单方面的居多，但这两对毕竟是有了这个表象的因为，但是她自己连这点“表象的因为”都没有，她总是反复对地我说：“我是一直闭着眼睛找的你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