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华+夏”之药，才能救华夏！——我观《药》（1919年）

文/我所谓

题目是文眼，“药”，指的是蘸血馒头，用以医治华小栓之病、蘸着夏瑜之血的馒头；引申为1910年代的中国革命，意图医治华夏民族穷弱之病。

结果是，“药”方不对，于病无效：流夏瑜之血，救不了华小栓之命。

全文4个章节，不到5000字，以冷峻的笔调，明写社会底层华家，着墨描写华小栓一家与周围众人的言行，暗写革命者夏瑜，他的革命言行只存在于看客的只言片语中，这一华一夏，一明一暗，以小见大，既是鲁迅主观上选用的写作手法，也在客观上精准勾勒了当时华夏大地的革命现实：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但民众对此无动于衷，生活也基本不受影响，所谓革命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双方存在深深的隔膜——在此，文学比历史更抽象、更真实。

小说结尾，得了肺痨的华小栓，吃了蘸血馒头，还是死了，暗喻少数的“夏瑜”救不了多数的“华小栓”；夏瑜的坟与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距离很近，但又是两个天地、泾渭分明，象征革命者与民众（革命意图唤醒拯救的对象）隔膜至深，生前如此，死后亦如此。

在本文的茫茫黑夜中，革命烈士夏瑜是那唯一一道微茫的正道的光，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危险之事，也明白为什么以身犯险，然而其他人不明白。

夏瑜的家族、至亲不理解他。

夏三爷（夏瑜之伯），为自保与赏银选择出卖，夏瑜被捕受刑。

夏四奶奶（夏瑜之母），给夏瑜上坟时遇到华大妈，“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她因为儿子获罪而死而羞愧。

夏瑜投身革命所要拯救的对象也不理解他。

华氏一家，华小栓、华老栓、华大妈，将治愈华小栓肺痨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夏瑜的血蘸的馒头，“吃下去罢，——病便好了”，“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上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夏瑜是谁？为何而死？愚昧的华家三口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

康大叔，夏瑜受刑流血，他则借此牟利，“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看客与牢头阿义等人，在茶余饭后咀嚼夏瑜的遭遇，闻见夏瑜在牢里劝牢头造反，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只会觉得这个“贱骨头”可笑。

起早蜂拥的观刑者，“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在街头围观夏瑜死刑以取乐，“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事实上，夏瑜投身革命所要拯救的这些对象，这些愚昧混沌的民众兼看客，都通过不同的形式——眼睛看、舌头说、嘴巴吃——“享用”夏瑜，悲莫大焉！

革命是来了，但民众依旧淡漠，因为这种革命只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并没有触及底层的广大民众，尤其是穷苦民众；当民众只是旁观者，自然事不关己，自然无动于衷——这不是国民性，而是人性！

革命先驱是孤独的，也是寂寞的，像不受欢迎的乌鸦，让人以为带来厄运与不幸，但坚定如“铁铸一般站着”，“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社会革命需要“自嗣同始”，需要夏瑜（秋瑾）作为先驱，但不能仅止于此，不能只是少数“夏瑜”在“自嗨”，更需要动员“华小栓”们“一起嗨”，广大社会底层不再“昏睡”或沦为“看客”，而成“行者”，人人自救，然后人救，然后国救，华夏大地才能革故鼎新、救亡图存！

夏+华均不昏睡，起来嗨 ，才有望

只有“华+夏”之药，才能救华夏！

1919年，鲁迅看到国家、社会、民族之病，提出了他无法解决的困惑与问题：革命者与民众之间，存在隔膜，“药”从何寻，以救吾国吾民？

1921年，一个政党登上历史舞台，并在一位伟人的带领下，动员起亿万民众，用行动制成“灵药”，成功治病救国，及至今日，再以强国之姿立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