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我们的文明真的要一样吗？
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家族式的故事呈现，温情的抒情方式，就像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书中处处可见的精句和独特深刻的观点，让《额尔古纳河右岸》具有诗史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这是这本小说获得第七届矛盾文学奖的原因。
迟子建是中国首位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一次获得冰心散文奖、一次庄重文文学奖、一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等文学大奖的作家，在所有这些奖项中，包括了散文奖、中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奖等。部分作品在英、法、日、意等国出版，是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中国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安忆丝毫不掩饰她对迟子建的欣赏：
“我最先是从照片上认得她，那时还没看她小说呢。看照片就觉得她很会笑，她笑得那么明朗，她也不是疯笑，也不是媚笑。就是一种非常开心的笑，我觉得这个女孩长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写出好东西，然后我看到了她的小说。我不是说她小说写得如何完美，我就觉得她有生气，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带着勃勃的生气。”
是的，迟子建的魅力在于，她平淡而有力地讲述朴素真诚的故事，却打动了每一颗善感的心灵。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小说的诞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那片春天时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堆积着缤纷落叶、冬天时白雪茫茫的土地，就是作者迟子建最熟悉的故土。
1964年2月27日，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村。她的母亲李晓荣，是50年代漠河乡广播站的广播员。父亲迟泽风曾是黑龙江省塔河县永安小学校长，迟泽风热爱文学，多才多艺，会拉手风琴、小提琴、爱写毛笔字，因为他喜欢曹植的《洛神赋》，曹植又名曹子建，所以他给女儿起名“迟子建”。
受父亲的影响，迟子建从小作文写得很好。但她1981年高考时，最擅长的作文竟然跑题了，30分的作文只得了5分。最终，上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的中文系。在那里，她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系统阅读中外名著，在校期间就写作和投稿。
1984年20岁的迟子建毕业后，成了黑龙江省塔河县第二中学的一名教师，她一边教学一边不断地进修上学，先后进过西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学习，毕业后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1991年，27岁的迟子建就担任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成为一名专业作家，现担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1993年，她凭短篇小说《雾月牛栏》获得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1996年《雾月牛栏》又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
迟子建写了30多年，在文坛热闹过也冷清过，她像个守着时令的农妇，春种秋收，不疾不徐。她甘于孤独和平淡，有自己的小固执，手机一用就是十几年。她不用微信，微博也只在电脑上用，她说：
“生活够喧嚣的了，作家对于这个世界既要倾情拥抱，又要有所保留，因为艺术是需要距离的。既要多听，又要少听，有意识地屏蔽一些东西，保持心灵的自由和独立。”
迟子建的爱情来得比较晚。1998年34岁的她，认识了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委书记黄世君，他们相亲相爱，本以为会这样相携到老，谁想到他们只度过了四年幸福的婚姻时光，2002年的5月3日，黄世君从哈尔滨开完会后，在回家途中遭遇车祸，意外身亡。
丈夫走后的日子里，迟子建总是不由自主拨打丈夫的手机，而她听到的总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直到有一天，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时，她知道，她最爱的人再也无法相见了。
她一度沉浸在悲伤之中，她说:
“切身经历了生活的变故之后，我一度觉得上天对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循规蹈矩，没有恶习，从不欺骗感情；而那些挥霍生活的人，却活得很好，我总是想不通。后来，我慢慢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我们都要坦然地正视命运。”
丈夫的去世，让迟子建的生活跌入低谷，也成为了她创作的一道分水岭。如果说迟子建此前的作品是恬淡、忧伤的，之后，她的作品中多了苍凉之气。她用写作来化解自己的悲恸，“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是她在2005年3月发表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的第一句，这部中篇小说是她最接近个人伤痛的小说，并且让她第三次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2005年的正月初三开始写作的，她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初稿，但她早在两年前就有了创作这本小说的打算。
迟子建小时候跟父亲进山拉柴时，就经常看到粗壮的大树上刻着怪异的头像，父亲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他们是住在山镇周围的少数民族。他们住在夜晚可以看见星星的用木杆搭建的尖顶屋里，夏天乘桦皮船在河上捕鱼，冬天穿着兽皮短大衣和狍皮靴子在山上打猎。
他们喜欢骑马、喝酒、唱歌。在这片辽阔而寒冷的土地上，人口稀少的他们就像流淌在深山中的一股清泉，是那么的充满活力，同时又是那么的寂寞。他们是这片冻土的主人，但六七十年代汉族人来到了大兴安岭，开始了大规模地开发后，大批的伐木工人进驻山林，运材路一条连着一条出现，铁路也修起来了。从此，伐木声取代了鸟鸣，炊烟取代了云朵。
三十年过去了，伐木声虽然微弱了，但是并没有止息。持续的开发和某些不负责任的挥霍行径，使那些原始森林出现了苍老退化的迹象。沙尘暴像幽灵一样闪现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受害最大的是生活在森林中的鄂温克人。有关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被当时报道说这是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伟大时刻。
就在这个时候，迟子建的朋友寄来一份报纸，是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的一篇文章，写她如何带着绚丽的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朋友在报纸上附言：迟子，写吧，只有你能写！这些事情，强烈地催生了迟子建写这本小说的念头。
2004年的5月，迟子建在澳大利亚访问了一个月。有一周时间是在土著人聚集的达尔文市度过的。那里的土著人和大兴安岭下山居住的鄂温克人非常的相似，他们无法融入现代文明的生活中，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不断和他人发生冲突，在酒吧纵情声色的男女一直喧嚣到深夜。他们都是被现代文明的滚滚车轮碾碎了心灵，为此而困惑和痛苦着的人。只有丧失了丰饶内心生活的人，才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归国后的迟子建写了一篇短文《土著的落日》，其中的一段话表达了她内心的感触：
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我深深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哀愁和孤独。
…我们总是在撕裂一个鲜活生命的同时，又扮出慈善家的样子，哀其不幸！我们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为着衣食而表演，和展览曾被我们戕害的艺术；我们剖开了他们的心，却还要说这心不够温暖，满是糟粕。这股弥漫全球的文明的冷漠，难道不是人世间最深重的凄风苦雨吗？
迟子建实地考察了下山定居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的现状，找到了鄂温克著名作家乌热尔图，和他交流了很多想法。然后她驱车穿过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到了根河市城郊的鄂温克人的定居点，去追踪他们的足迹，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
老一辈的人还是喜欢住在山上，喜欢住在夜晚时能看到星星的希楞柱里，他们说在山下的房子里睡不踏实。而年轻的一代还是向往山外便利的生活。这种乡土生活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下的迷茫，让迟子建找到了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种子 ，这部小说就是这样诞生的。
迟子建十分重视遣词造句，她的小说语言简洁凝练，颇有韵味，给人一种诗意的美感。她注重乡土情怀，总是竭力批判城市阴暗的一面，渴望以乡土文明的纯净来抵抗城市文明的浮华。她总是在内心里问：“我们的文明真的要一样吗？”
这种城乡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包括迟子建在内的一批由农村走入城市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痛苦和迷茫。所以，她在文学作品中总想构筑一个完美的乡土世界。这个充满了理想化色彩的故乡实际上是他们精神上的故乡。
她笔下的大自然无论是风景还是动物都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她对自然的书写中蕴含了她对生态失衡、对现代文明的理性思考。在她看来，所谓的现代文明不仅破坏了美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打破了与自然为伍的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现代文明的确是先进的，只不过它的这种光鲜亮丽是浮在表面的。
在不停歇的创作中，迟子建也成为了中国极少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央视的纪录片《文学的故乡》里的迟子建，57岁的她明媚得像个少女。她的笑容璀璨，眼里闪着光，有一种被生活滋养的甜蜜感。
她长得很美，尤其是她年轻时的照片，很像年轻漂亮的傅艺伟。如果不是纪录片的深度呈现，你真的很难看出这样的迟子建，然已经独自生活了18年。
她在家中保留着和丈夫喝过的最后一瓶酒，依旧摆放着丈夫的剃须刀，每一样物品上，都留有自己和丈夫的记忆。但更让人感动的是，她说自己并没有放弃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但一个人也要过得热烈而美好。她对着镜头微笑着述说的样子，很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