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一）

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年岁活的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越有感受的人。——卢梭。

那年十月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但是在小小的盘锦西海，我们生活依旧。秋收以后，我们又被派去干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天冷不说，驻地离工地还挺远。每天扛着沉重的工具去工地。晚上回来已被汗水弄的浑身皆湿。一天晚上我脱下穿在胶靴里的毛袜子放在锅灶旁边烘干，第二天早晨竟发现袜子不翼而飞！只好光脚穿胶靴子上工。那时已天寒地冻，双脚的痛苦可想而知。由于三队耕地面积大，大队又是按土地面积分配工地份额，我们三队的任务最重，人员却没有其它两个队多。我知道这是几年前一队的孙队长，我们叫他大老孙当年就“摆了我们一道”。尽管他已经是个大队长了，还是坚持这个不公平的规定。在赶任务中，我的手磨起了血泡。手背上左手虎口处的老皮裂开了，漏出下面的红肉。结果感染了。现在才知道，由于多种原因，当时我的免疫力已经下降到了不可挽救的边缘！好在工程干完了。可是我的左手还在继续肿。而且一碰就会钻心地疼。我还是下地干了几天活，希望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手就好了。干活时感觉还好。但下工后手就更疼了。大队的卫生员黄菲看了看，说“回去吧！”意思就是回沈阳去看病吧。
那时正值四人帮刚刚倒台，举国欢庆，生活的色彩就好似从失望，无助的枯黄，黯淡正在变成春天的嫩绿和充满希望的玫瑰色。

回到沈阳后，我的病灶被确诊为疔毒。据说尤其生在手和脚上最为凶险。素有“手脚不生疔”一说。西医的诊断为感染。经过试敏还发现我对抗菌素过敏。对此好像医生们也没办法了。结果邻居家的卢奶奶对我妈说她能治我这个病，不知你们能信不。我妈当即回答，信！她自己当年也是从农村来的。卢奶奶回家取来了她的老花镜盒，打开里面别着很多粗大的针。我妈赶忙递上酒精棉问是否要消毒。老太太说不用。拿起一根针在自己头皮上来回蹭了几下，然后让我把后背露出来。我当时只感觉她在我的左肩胛部用大拇指使劲儿按了几下，大概是在找穴位？由于我看到过那根针有多粗多长，就有点儿担心地问，能不能很疼啊？老太太笑着说，孩匝，都扎完啦！你这病得可不轻啊。针拔出来都不见血。我妈后来告诉我说老太太是用力把那大针拧进去的。她随后又在我的左胳膊上浅浅地扎了一圈儿。因为这时我的胳膊也已开始肿了。这个民间的治法很快就见效了。我的高烧停止了。手上的疼痛减轻了。大概一周以后，卢奶奶说现在你可以去医院让他们给手术清理创口了。这是她家的祖传秘籍。她曾用它救治过很多同类病人。她的儿子是国家干部，没有继承此业。三年后老人辞世，这项绝技随她绝尘而去，可叹可惜！

我在养伤期间，需要定期为伤口换药。那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原因？太TMD疼了！给我初次清理病灶的两位医生和一位护士皆为男性。我知道情况不妙，哪怕当时有一个漂亮护士在一旁也算个安慰吧？两个医生都是年富力强的那种。手法极其干脆，干净利落。因为是经父亲的同事介绍来的，还跟我父母谈笑风声的。也不给我打麻药，直接动刀。只是记得这个小手术的病房很大，空旷。面对手持凶残的柳叶刀的大夫，我父母选择了“不忍心看”。躲到门外却在远处不时探头探脑地盼大夫早点儿结束。这是我人生中首次体会到，当你在手术台上挨刀时，世界上谁也帮不了你！所以，以后还是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吧，骚年！那个疔毒在我的手上蚕食了一个直径一厘米，深两厘米的洞。医生剪去了虎口部位已经坏死的手皮，用镊子夹掉烂肉，然后清洗包扎。并让我定期回来换药。因为那个小洞必然会愈合，但只能从里到外地愈合。每次去他们都要先去除“息肉”，然后在包扎。每次换完药从医院出来，我的第一想法是，我希望世界和平！打起仗来必然会有人受伤。可能会是我，那太疼了。

我除了手上的病痛，外面听到看到的尽是好消息。收音机里尽是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实况文艺演出。一些被打倒的知名艺术家又都出现了。再也不是全国只听八个样板戏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