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记者和法官，三者在叙述事实上的区别

作家写小说、记者写报道、法官写判决，此三者都要表述事实。那么，三者在表述事实上有什么不同？其中，作家与记者在表述事实上两者具有可比性：作家是把简单的事情往复杂上讲，记者是把复杂的事情往简单上讲。而法官对事实的表述，则与作家及记者都不一样。

最根本的差异是，法官并不表述事实，而是复述当事人表述的事实。在具体的案件中，当事人表述的事实，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无争议事实；二是有争议的事实。因而，法官的对事实的复述也分为两部分：一是复述无争议的事实；二是对争议的事实进行取舍、然后再复述。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依据证据可以判断真伪的部分；二是依据证据无法判断真伪、需要用启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进行判断的部分。其实，这两种事实，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都要用证据规则进行判断。可见，诉讼的目的，不在于查清事实，而在于对争议事实的裁断取舍；并且，裁断的核心不在真伪，而在按规则得出结论。

这也是蒙眼裁判的原因。因为，在案件事实有争议及真伪不明的情况下，由于每个人内心感知的真相是不相同的，这时如果仍让裁判者按内心感知去裁判，则同一案件经由不同的裁判者，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因而，对裁判者要给他蒙上眼睛，不让他用心灵感知，而用规则裁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同一案件经由不同裁判者，都会有相同的结果。这样的裁判，对社会才具有指引作用。

从探明真相的个人能力看，法官永不如记者与警察；从探明真相的制度能力看，诉讼不如新闻调查与刑事侦查。那么，诉讼与法官在探明真相上的价值何在？首先，它的价值不在探明真相上，它的价值是针对双方主体所主张的真相之间的进行规则化公平选择。其中，对民事诉讼，主要遵循高度盖然性标准与优势证据规则；对刑事诉讼，主要遵循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所以，从逻辑上讲，诉讼的功能既不是查清事实、也不认定事实，而是对有争议的事实与真伪不明的事实进行裁断取舍。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事实裁断取舍的结果，原则上应当只能是一次性有效，即原则上只对本案有效。因为，对事实的裁断取舍结果，与当事人的诉讼意思表示、诉讼能力等有很大关联关系，不能以这个认知结果去界定其他场合下的客观真实。

然而，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却有一个与此诉讼规律相冲突的习惯作法，那就是将已决事实作为免证事实对待，且该做法已被写入司法解释《民事证据规则》。用此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及意思能力，对彼案的当事人产生影响与约束，这不符合诉讼逻辑规律。裁判之间不能相互冲突的原则，应当是指在裁判结果上不能冲突，而不应当是指在裁判认定的事实上不能冲突。

因而，现在有许多法官，为避免自己作出的判决因免证习惯给他人带来麻烦，而在本案判决中不再作事实认定；即在判决书的结构板块中，取消查明事实部分，通篇围绕当事人的诉请是否应得到支持的问题，进行证据分析及取舍判断，最后得出是否支持诉请的结论。总之，判决书不再讲故事，只是论证是否支持诉请并给出结论。这种做法符合司法认知的逻辑规律。

然而，这种做法却不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给我们阅读判决书带来困难与障碍。小编作为法律服务工作者，对阅读这样的判决感到十分头痛，阅读时的脑力投入较大、但效率却很低。因而，小编这里有个奇思构想，不如法官们写判决书恢复原来的方式，即仍要写查明事实部分，然后在判决书末尾加上一句：本判决认定的事实仅限于本案使用。如此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