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套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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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朋友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

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 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

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

向我介绍孙犁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我带了信，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

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

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看见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

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

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很快就如释重负。

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

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您是见老。”我说。

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

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

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

一副棉花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

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

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

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

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

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

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

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
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