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名家】黄绍箕：京师大学堂的主要创办人（中）

　　黄绍箕墨迹

　　京师大学堂匾额

　　京师大学堂旧址

　　黄绍箕提倡办新学，视教育为“身心性命之事”。其时，悉心编著的《中国教育史》5卷，总结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成就，提出了非常科学的教育理论，为后人所用。

　　他与孙诒让志同道合，对乡里教育甚为关切，世称“二仲先生”。(黄绍箕字仲弢，孙诒让字仲容，故称。)

　　光绪二十年(1894年)，黄绍箕与孙诒让、黄绍弟等发起创办瑞安算学书院，次年改为学计馆，黄绍箕首任校长。“学计馆”三字乃张之洞所题。后合并方言馆，为瑞安中学前身。

　　黄绍箕还协助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陈述维新变法，并率领中国代表团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张元济为总办，黄绍箕为提调。(当时张元济没有到职，所以办学计划大多出于黄绍箕之手。)

　　从《瑞安日报》上看到的历史

　　如果你是一位关心本地人文故事的瑞安人，是一位坚持阅读《瑞安日报》的忠实读者，那么，你一定会在本报读到过黄绍箕的故事。

　　在2008年1月 1日的《瑞安日报》上，有一则《瑞安人文地理知识200问》，其中多个题目关系到黄绍箕。记者抄出两题，让大家看看问答式的题目，也可以了解一下大概。

　　在“黄绍箕对家乡兴办新学有哪些贡献？”一题中，其答案为：“光绪二十二年，与孙诒让等发起创办瑞安算学书院，于卓公祠(浦后街)，第二年改为学计馆。是瑞安新学之始。光绪二十八年，学计馆与方言馆合办并为瑞安普通学堂，他在京师遥领总理。以后对家乡其他新学均给予较大支持。”

　　另一题说“黄绍箕积极主张办新学，他有一部教育史专著书名叫什么？在教育方面他还有哪些实际贡献？”其答案为：“黄绍箕不仅是晚清兴办新学的实践家，又是率先涉猎教育史领域的专家，他的著作名《中国教育史》(尚未完稿，已刊印的只是伏羲、神农到周代)。此书对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有一定参考价值。黄绍箕对新学方面除编纂《中国教育史》外，实际贡献是：一、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提调，亲手参加创办工作；二、创办湖北全省学务处，统汇全省教育，后由全国各省仿效；三、任京师编书局和译学馆监督，编印大量教材，提供各省使用；四、任湖北提学使时，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主张；五、支持家乡办新学。”

　　事实上，我们在这些简述性的问答中，找到百年之前的种种细枝末节，委实不易。当年，黄绍箕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倡导新学、办学呢？

　　接任京师大学堂总办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强调说：“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光绪皇帝的诏书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说明他的维新之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知道举国上下对京师大学堂的关注。

　　这时，梁启超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规定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原设官书馆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

　　这一年的农历五月十五(7月3日)，光绪帝下令批准设立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黄绍箕原任官书馆、译书局监督。到了7月21日，黄绍箕任为大学堂提调，到了农历六月十五(8月2日)，张元济辞去大学堂总办职务，由黄绍箕接任。

　　在文化名人黄宗江、黄宗英、黄宗洛著写的《卖艺人家：黄氏兄妹相册》一书中，写到其先祖黄绍箕时说，清廷筹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张元济为总办，黄绍箕为提调。当时张元济没有到职，所以一切计划大多出于黄绍箕之手。

　　《卖艺人家：黄氏兄妹相册》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历史没有出入。其中还十分明确地说明了黄绍箕当时的工作：“黄在编书局任职时，专管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事宜，先后编撰出大量教材，使各省有所遵用。”

　　京师大学堂在“戊戌政变”中惟一幸存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伙同其顽固派，一举镇压了维新派的变法运动，此即“戊戌政变”。

　　国变之后，光绪遭到幽囚，维新派或出逃，或被治罪。慈禧进行了全面复辟，把变法的所有新政统统废除。

　　当然，京师大学堂也面临停学与解散，等待噩运的降临。不料，“戊戌政变”后的第5天(1898年9月26日)，慈禧太后在谕旨中却说道：“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应予以继续兴办。

　　新政中艰难筹建的京师大学堂因慈禧太后这一句话，得以保留，幸免于难，成了“戊戌政变”诸多新政的唯一幸存者了。

　　当时的《国闻报》曾记载过这样一段新闻：“‘戊戌政变’后的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而已。”

　　兴办新式学校，是维新派救亡图强的要策。京师大学堂续办后，黄绍箕仍任总办，兼领左春坊左庶子。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1898年11月22日)，地安门内马神庙空闲府第改建成京师大学堂，并进行了首次正式招生。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首次正式开学。

　　其时，黄绍箕筹划该校的改制，将中、小学合并，又将“仕学院”分隶于史学、地理、政治三堂，时保守势力抬头，难有成效。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黄绍箕因父丧而去职。

　　黄绍箕与瑞安中学

　　晚清的仕人志士多投身教育，兴办新式学堂。他们推崇教育救国、废科举、引入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等，大兴办学之风。黄绍箕一生将教育“视为身心性命之事”，当年他参加创办的京师大学，如今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并在世界享有盛名的北京大学。

　　此外，黄绍箕与瑞安中学还有密切的关系。根据瑞安中学校志记载，乡贤在话桑楼商议创办瑞安算学书院，“推孙诒让、黄绍箕、黄绍弟、项崧等九人负责筹备工作。”学计馆开办之后的第二年，邑人项湘藻与其兄申甫(崧)在城关范大桥街项氏宗词创办方言馆，相当于现在的外语专科学校。此后，两校合并成为官办瑞安普通学堂。

　　学计馆最初名为算学书院，专门研习数学，但是响应者寥寥，经费也捉襟见肘。开办初期，仅有捐款1560元，除创办学校费用花掉500元之外，所剩1000元就成为3年的日常开支，这使得学校惨淡经营。

　　1898年，学计馆经费更加紧张，孙诒让率先带头捐款200元，又请求拨官款，同时向外地募捐。当时在京中任职的好友黄绍箕鼎力相助，筹到官款2000元。

　　1902年2月27日，瑞安普通学堂开学。黄绍箕为总理，孙诒让为副总理。当时黄绍箕在湖北任上，孙主持校务。同年，奉旨将该校改办为两湖大学堂，次年，又负责将该校改办为两湖总师范，其间，辅佐张之洞办理湖北学务，倡议成立学务处，规划管理一省教育事业，先在湖北实施后，推广全国；主持选送优等生赴日攻读师范，回国后培训师资数千人，贡献颇多。

　　张之洞十分赞赏：“品端学博，沉细不浮，于中西政治纲要、学校规制，实能精思博考。”1906年，黄绍箕被推举为浙学堂总理，同年出任湖北提学使，到任即“首捐廉俸二千余金，充为教育经费”，又率各省提学使赴日本考察教育。

　　《清史儒林传》称：“今日海内学校如林，教科成立，皆绍箕首先倡导之力。”日本国教育会曾向黄绍箕颁赠“颂状”与“奖牌”，并推为“汉学统一会”名誉会长。

　　黄绍箕像

　　(记者林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