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影评】从《开罗宣言》谈抗战影视创作

2015年《开罗宣言》播出后，被两面夹击，果粉说它亲共，我党拥护者说它粉饰国民党，怀着好奇心，我有幸去看了一场只有三名观众的“专场”，这才敢正式发言。

说《开罗宣言》“亲共”，确实不假，就连我这样的忠实共党也这么认为。我认为的是“亲共”这个词用的很对，是“亲共”，而不是“拥共”！

何谓抗战剧本创作中的“拥共”？就是发自内心、坚定立场，以唯物辩证历史主义眼光，在作品与真实历史结合中，去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尽可能多以史实说话，引导“人民抗战”史观，让观众能心服口服。

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去从各个途径去搜集庞大的历史资料；要以睿智的判断力去从资料库中去伪存真、理智判断；要以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去将真实历史与精彩纷呈的艺术创作相结合。最终做到虚不掩实、实不覆虚、虚实结合、吸引大众。

可惜的是，在现代很多抗战影视剧本中，“拥共”的成功作品（如《亮剑》等）实在极为有限，大部分都是刻意在“亲共”。就是说，创作者没有完整研究抗战历史，没有认真搜集整理国共抗战史料，未能客观全面分析国共抗战中的各自贡献。为了让作品能够通过审批，他们明明心中对中共抗战贡献存疑乃至不屑一顾，而在作品中硬塞入中共抗战贡献的成分。

再仔细分析，有的抗战影视不过是打着中共抗战幌子的爱情剧、武侠剧、谍战剧、搞笑剧，有的则是为了表现国民党抗战贡献的所谓“正统抗战剧”而虚构“亲共”内容。前者如果换一个历史背景，故事同样成立，而且极易产生抗日神剧。后者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开罗宣言》。

我这里不是说《开罗宣言》多么多么“亲国”，本来开罗会议的中国主角就是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这无可厚非。而且在促成开罗会议的中美长期交往中，也正如电影所述，以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客观派，对中共抗战贡献也保持着明智且清醒的意识，多次督促蒋介石重视国共合作抗战。关于这一点，电影里表现得十分充分，这体现了作者的水平。

然而，我依然看到了此片资料搜集的不足，此片主题是开罗会议，目的是阐述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故事范围是从中美苏早期谍战合作开始直至日本投降。在涉及“亲（中）共”部分，除了借罗斯福等美方客观派的言论外，又虚构了中共地下党对军统高级破译员池步洲的保护。前者极为成功，后者堪称败笔。

曾有参与过电影制作的朋友告诉我，之所以有后者虚构之败笔，是因为广电总局对单单强调池步洲的情节不满意，要求加入中共贡献。于是，“聪明”的编剧便虚构了此段。这种解释应该对外可以引起大部分人的共鸣，对我党审核机构的批评又可铺天盖地而来。

我这里不否认我党审核机构在时代转换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保守者，但我认识的相应青年朋友，也有进取者。保守与进取的区别在于，保守过于担忧丢官担责，强制管理多于可行性建议。而进取则恰恰相反，而且多主张“拥共”作品，而非刻意“亲共”作品，但对于后者，进取者也会给予专业性的指导建议。

随着深化改革的进行，根据中央相关要求，进取者对保守者的取代，乃至审核机构从强制管理到专业服务的功能转化，将是历史必然趋势，我始终坚信这一点。

言归正传，即便是保守者的强制管理，并非是要否定池步洲的贡献，或者非要给池步洲这个成功男人背后，加上一个共产党美女。他们的本意应该是必须强调国共的共同贡献，但很显然创作者对此是茫然的。

比如说，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最准确的消息并非来自池步洲，而是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在身份已经有可能暴露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深入东京虎穴，凭着他天才的情报分析能力，准确分析出日本海军的攻击目标和时间。这些情报，延安不仅提供给了苏联，也及时提供给了国民政府，成为对池步洲截获电报分析的重要佐证。

又如，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不仅仅在于几次电码情报的提供，还在于中共敌后战场对美军飞行员的多次援救、中共对日军物资掠夺的破坏、中共对日伪军的长期性牵制攻击等，这些都是有史料可循的。

然而，在电影剧本中，这几处乃至更多情节或被忽略，或一带而过。那些经台词表现出的共产党贡献、那个虚构的地下党美女、给人以“刻意”的感觉，再加上对何应钦及受降时的美化，让人觉得这本来就是一部表现国民党政府单方通过不懈努力赢得国际对中国认可的故事，创作者为了赢得当代政府认可，又“不得不”加入中共抗战贡献的成分。

而且，这样做，最后的矛头会指向中共审批机构而进行诸多口诛笔伐，别有用心者会希望通过这些口诛笔伐促成中国影视创作的“自由”。

诚然，自由是必需的，多元化也是必需的，我党审核机构的功能转变和思想调整更是必然的。但是从来没有无边无际的自由，从来没有毫无主导的多元化，地球上任何自由与多元化都必然根据国家和地区特点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限制。即便通过深化改革，这种自由的限制扩大了，但它依然是有限制的自由，否则便是无政府主义。

让我们更为悲哀的是，由于审核机构保守主义的存在、文艺创作界自由主义的滋长，多元化虽然已经在影视及文学创作中规模初具，但主导性的因素其实日益衰微，在抗战影视创作中更为明显。

曾有人跟我说，别写抗战剧了，现在处处都是抗战剧，抗战剧都打着中共抗战的烙印，但是我眼中近两年来成功的抗战剧为数不多，而以中共抗战为名的失败品较多。

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受众的欣赏力正在不断提高，对知识的汲取途径也在不断增多，我在大陆不用翻墙也能看到各种各样不同角度的历史资料，其中个人博客就是一个主要途径，而国家相关部门对自媒体上各类历史资料的管理是较为宽松的。也正因如此，传统的文宣方式在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完全行不通、更没办法取得大众信任、抓住大众的艺术欣赏胃口。

从影视文化来说，大陆其实比台湾要走得更早、走得更远，宣传台儿庄大战、卢沟桥事变等国军抗战历史的作品在改革开放就已开始，现在以国民党各大会战、入缅远征军为主要内容的影视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但是台湾影视作品至今依然不能客观表达中共抗战的贡献。

另外，随着对国民党抗战历史的挖掘与表现，大陆部分人由于在过去偏重中共抗战宣传产生的逆反心理，现在借着这股“正视历史”的趋势，有意矫枉过正，要彻底否定中共抗战贡献，让人哭笑不得。

在我看来，过去及现在，内陆创作者及批评者对待抗战影视作品创作的态度有两大问题：

其一是以看待纪录片的标准来对待抗战影视。

影视作品中的任何艺术加工，都被视为亵渎历史，必须按照我们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照搬。

按照这个标准，美国的《美国队长》就应该被踩上一万只脚，再扔进文化历史的垃圾堆，什么超级战士大战纳粹高科技部队，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简直就是一部“二战神剧”。

这样的态度，既不利于中国文艺的创新，也不利于中国影视作品的发展，只能让这类作品离大众越来越远，离未来越来越远。

当然，中国不同于美国，过于“神”绝对不可，但形式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形式上，是“拥共”、“亲共”还是“反共”，审核的重点还是要放在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上。

其二是主张架空虚构。

很多作品只是借助了抗战的背景，虚构的地点、虚构的人物、虚构的历史、虚构的情节，除了鬼子、八路军、国军的军服是真的，其他几乎全都是假的。

创作者缺乏对历史研究的耐性，就是想借着抗战风去创作自己想编的故事，根本不管真实的历史如何，只研究如何哗众取宠、如何通过审核。到底国共谁对抗战做过什么贡献、抗战历史中的国共关系究竟怎样，不在创作者的研究范围之内，只要审核部门看得舒服、自己觉得热闹就好。

这样的创作，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形式服务，不出“神剧”才怪。

我所主张的抗战影视创作，鉴于“国内在历史性影视创作成就较大，但纯粹历史性影视对大众的吸引力越来越低”的现状。我认为，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尝试转换角度，既不能放弃对抗战真实历史的整体表现，更不能忽略形式对大众的吸引力，应该借鉴“三国演义”的创作精神和现代大众的需求，加大“实”的比例，至少也要做到“五实五虚”，“实”有据可查，“虚”精彩而在情理之中。

另外，传统影视创作，大部分是以大人物表现大历史，以小人物来表现虚构地方抗战或虚构谍战。为什么不尝试以特殊小人物为主、以历史人物为辅来表现大历史呢？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战场、民间、隐蔽战线等角度来展现整个抗战历史，滋味必然另有不同，也更容易让大众产生代入感和被吸引度。

也许这很难，但这正是我企图用《飞龙吟天》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