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1：上帝欲叫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三国演义》开篇，着重描写了黄巾、董卓之乱。给人一错觉，汉朝亡于黄巾军和董卓。

不能不说，关系确实很大。但据史料，黄金起义“起于2月，终于十一月”，其实不到一年时间就被剿灭了。而董卓之所以入京，初衷却是为剿灭宫里的几个宦官，杀鸡何以用牛刀？

细思起来，太多不解。

于是各种查资料。了解的越多，越觉得历史知识之浅薄。“知”的圆圈越大，接触到的“无知”面越广，确实如此。虽吃力，但不理清这些头绪，难免走马观花。当然，即便梳理出能说服自己的结构逻辑，对这部巨著或浩瀚的历史来说，也是浅尝辄止。只是，若恰好你我疑惑相似，或本来不感兴趣的读了该篇，对《三国》有了兴趣，也不枉费我耗费好多脑细胞的此文了。再退而其次，你们都不爱，还可作自己和某娃的“三国导读”，心思总是值得的花。

回到开篇问题。

此时的东汉是百足之虫，内部百毒侵体，但僵而不死，所以纯粹的外部危险如黄巾起义并不足以致命，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并发症”，却是致命的，何进、董卓之流又不堪大任，以致存了400多年的威武雄壮的大汉王朝由此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东汉这侵体的“毒药”，在黄仁宇教授看来，种类还不少。他在《中国大历史》（第六章《名士成为军阀》）里罗列了七条，我称之为“七毒”：

（1）后汉朝廷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

（2）私人财产之膨胀。

（3）儒家重人身关系，不严格尊重法治，产生不正规的影响。

（4）后汉在维持现状和不事更革的状态之下，又加以当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朝廷也无从廓然更张向某一方向迈进。

（5）地方政府之权力日渐凌夷。

（6）党锢之祸。

（7）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一齐掀动。

“七毒”问题论述深远全面，若细分析，每一项还都可以洋洋洒洒一大篇，在此不做赘婿（除了6，见下篇）。

分析七毒共性会发现，慢性毒居多。一时半会不足以致命，但放之任之却会使国家躯体虚弱紊乱，免疫力大大降低，一不小心有个伤寒感冒，就危险了。

再分析会发现，七毒有个共同的指向，即皇权的衰落。

而从解疑答惑的角度，七毒的面面俱到也成了不足，重点不突出以致看完还是懵的。如果选取一条来展开，以点击面糅杂其它，那么我选（6）：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属于人祸，这就不能不提当时最高领导者的责任。

我们现在常说，“企业没有人才就没有未来。”但其实，“没有好领导的企业就没有未来”，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对汉朝帝国的瓦解，刘备“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把东汉灭亡的责任归结于桓帝和灵帝。

“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桓、灵帝引发的人祸，还不止于此。

东汉末年，内有外戚专权、宦官纵横，党锢之祸，皇帝自己也没闲着，--沉迷于卖官鬻爵。

西晋大臣刘毅曾直谏晋武帝，批评他卖官入私门，就是拿桓、灵帝做例子。“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

剧版《三国演义》（第2集)众人在大将军府商谈国事时，提到董卓，有大臣直言，“黄巾造反之时，他讨伐失利，损兵折将，若不是十常侍（宦官）为之说情，败军之将，腤能接替卢尚书？”说的是卢植能力强，镇压黄巾军时任北中郎将。但后来为何被撤换呢？背后的原因正是有宦官前去索贿被拒，在皇帝面前中伤于他的结果。

还有，张飞怒打督邮。起因也是刘备拒绝行贿，督邮给他小鞋穿。“十常侍之乱”中，大将军何进被杀前，宦官头领张让骂他，“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 ”  （贪污腐败何止宦官，满朝文武忠清者有谁？）

可知当时的政治腐败、官吏贪污之普遍和公开化。

而其外部环境，也好不到哪去。羌人叛乱、地震、大水、饥荒接连不断。尤其平叛羌人的战争，仅桓帝时期较大规模的就有五次，以致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不知是否因此桓、灵帝才卖的凶猛放肆？

但不管初衷如何，上行下效，东汉从根上开了腐败之风，对此，汉帝难辞其咎。

再说黄巾暴动。

农民兄弟但凡有活路，绝不愿与官府为敌。他们的指望在土地，但东汉的商人兼并、地方豪强的抢夺，加上战争、自然灾害频发，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无以为生。于是，他们从农村涌入城市。而一旦数量超过城市的饱和点，城市也无法过活了，就沦为流民。

这和黄巾暴动有啥关系呢？试想，如果农民散布于不同区域，组织难度要增加几倍且容易暴露。走投无路的流民本身聚集程度高，再被“太平道”、“五斗米道”等宗教洗脑，才容易被利用，成为对抗政府军的力量。

以上是对东汉末年时代背景的总体介绍。这内忧外患、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图景，只有一句话可以概括：上帝欲叫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欲知详情如何，敬请关注下篇“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