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央财政体系与安史之乱的联系

在唐王朝最繁华的开元年间，唐中央财政的支出增长幅度超过收入增长幅度，长远来看已成穷途末路之势。

极乐之会下的财政支撑已无法持续

唐代财政体系主要是租庸调，租庸调制的内容是：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

租庸调破坏的原因是因为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是要配合均田制的，国家向所有成年男子分配土地，后来唐代人口不断增加，到后来政府已无足够土地实行均田制，领田者所得土地不足，但又要缴纳定额的租庸调，使农民负担不来，唯有逃亡，而造成租庸调制的破坏。另外，唐中叶后，土地兼并重。均田令虽然禁止买卖田地，但经府批准，田地仍可转让，使免课户如官僚，寺院等可以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课户仍要纳租庸调，故在无法负担的情况下不得不逃亡。大量课户的逃亡，使政府的征税对象减少，削减国家税收。

唐代兵制为府兵制，府兵制下，装备需要士兵自己准备，国家是不管的。但是募兵制就不同了，国家需要准备好刀枪、马匹、粮食来武装士兵。由于均田制度破坏，府兵贫困无经济基础，无法自行购买武器装备，唐中央财政又无力支持募兵制度，故而要求各重点地区自行收税自行募兵成了解决方案。

中央朝廷先后设立10个节度使。每一个节度使都相当于军区司令，朝廷没有多余军费，只能允许节度使在辖区内收税。为了保障军队管理权和财政权，朝廷又把地方监察权赋予节度使。

安禄山由于既有强大作战能力，又有优秀理财能力，不断累积战功，最后成为三镇节度使，有唐帝国军事实力的30%。

安禄山既有军事实力，又有财政实力，还有东北三镇的人事权和监察权，这就为安史之乱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