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研读》84:汉纪(九)
《<资治通鉴>研读》84:
汉纪(九)
董仲舒
汉纪九(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到公元前134年结束,共计七年时间。)
这年冬十月,汉武帝下诏全国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参加对策的共达数百人。广川人董仲舒对策说:“‘道’就是治理国家的可行性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圣主去世了,但他的子孙还能长久安宁统治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德啊!人君无不希望国家安宁,憎恶危亡,但是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太多了,这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得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期就衰落了,不是‘道’没有了,而是周厉王和周幽王不遵循这个‘道’行事。周宣王思念先代圣君的德行,复兴停滞的事业,改革时弊,发扬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周代的“道’又重新恢复起来,这是周宣王夙夜不停做好国事得来的。”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说治和乱、废和兴,都在于自己。世代遭衰乱并不是天命不可挽回的,而是因为人君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的优良传统引起的。所以作为帝王,要先正其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后才能正百官,正百官后才能正万民,正万民后才能正四方。四方皆正,远近就没有人敢不正。那样就不会有邪气奸诈充塞中间,那样就能阴阳调和风雨及时,群生祥和万民有序,五谷丰登草木茂盛,天地之间受润泽大而丰美,四海之内听到盛德都纷纷臣服,所有福瑞之物都能带来吉祥,无不踊跃前来。这就标志着王道完成了。”
“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是他悲伤自己的德行能招致此物,却因为身份卑贱不得招致。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于能招致祥瑞的位置,操持大有作为的权势,还具备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丰厚,才智分明愿望美好,喜爱百姓任用贤士,可以称得上是有道义的帝王了,但是天地却没有回应,祥瑞也没有到来,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教化不立,万民不正。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淌一样,不用教化筑起堤防,就不能制止这种倾向。古代的帝王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闲坐朝中垂手治理天下,却无不把教化当作主要手段。在京师建立太学加强教育,在县邑中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百姓,用义来感化百姓,用礼来制约百姓。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敢违反禁令,这是因为教化施行后风俗美善啊。周朝圣王承接乱世,全部扫除清理殷纣残余,复兴教化加以推崇。教化明确,习俗形成,子孙遵循,继续五六百年也没有衰落。秦朝灭掉先圣之道,恣肆妄为治理国家,所以秦始皇统一天下十四年后就国家败亡,其遗毒余烈,到现在还没有消灭,习俗薄恶,人民顽劣,抵触抗拒,狂妄乱法腐败到了严重程度。就像是琴瑟不调,严重了肯定要改弦更张,这样才能重新鼓奏;为政却不能推行,严重了肯定要彻底改革,然后国家才能治理。所以汉朝自从取得天下以来,经常想要善治,而到现在却不能实现,其失误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行动。”
“臣听说过圣王治理天下,对年少者要教育他们养成学习习惯,对年长者要交给职位考察其才干,给予爵禄培养其德行,用刑罚来惩罚其恶行,所以百姓通晓礼义以冒犯其上为耻。周武王推行大义,平定残贼,周公制作礼乐实行文治。这样到了成康盛世,监狱中虚空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渐行而仁义流行的效果,而不是伤害肌肤所取得的成效。到了秦朝则不是这样,他们以申不害和商鞅执政,推行韩非的学说,憎恨帝王之道,把贪婪狠毒作为习俗,不再大德来教导下层。任意诛杀不顾事实,行善的无法能免罪,犯法的未必处罚。所以百官全都虚言欺诈,不顾实际,表面上装出尊敬君主的模样,内心中却怀着背叛君主的打算;大家都文过饰非,一心追逐私利,毫无羞耻之心;喜欢任用残忍苛毒的官吏,无限度征收赋税,榨尽百姓财力。百姓被迫离散逃亡,不再能从事耕种纺织,强盗四处兴起。受刑的人很多,死者相望于道,但奸邪并没有停息,这都是风俗教化造成的恶果。现在陛下并有天下,海内无不率服,陛下广览兼听,极尽群下的才智,尽天下之美,大德昭然,施行于方外。夜郎、康居远在万里之遥,也都心悦诚服,这都是太平盛世到来的景象。但是现在功德还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恐怕是陛下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曾子说:‘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希望陛下注意一下听到的消息,诚心致力于内并认真落实,那和古代的三王有什么差别呢!”
“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获得贤人辅助,就好像不雕琢玉而只求文采一样。培养士人最大的方面,莫过于建立太学;太学是贤良之士最关注的地方,这也是教化的本源。现在各郡国人口众多,却没有相应的读书人,这会导致王道在那里断绝。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明师,以培养天下之士,经常考问做到人尽其才,那样英俊应该可得。现在的郡守、县令,作为百姓之师和表率,是陛下委派让他们承担宣传教化百姓的任务;如果师率不贤,就会主上之德不能宣扬,恩泽也不会流到下面。现在的官吏没有教育好下面百姓,有的甚至还不执行主上的法令,暴虐对待百姓,和奸邪之人勾结,进行利益交换,导致贫穷孤弱的受冤苦失掉本业,这很不符合陛下意图。所以才有阴阳错乱,邪气充塞,人民无法生活,黎民得不到接济,这都是因为长吏不贤明,才导致岀现这种情况!”
兴办太学“现在的长吏大多出自于郎中、中郎,都是两千石官吏的子弟被选为郎吏,又靠着拿钱买官,其实未必贤良。何况古代的所谓立功,是以做官的政绩作为区分的,并不是论资排辈日积月累。所以小才虽然做得很长,也不能离开小官之位;贤才虽然任职不久,也不妨碍成为朝廷的辅佐。所以有关部门都要竭力尽智,务必使其政绩卓著从而成就功业。现在则不是这种情况。官吏们靠着积累资历获取富贵,时间长自然升官,这样才导致廉洁与无耻间杂,贤良和不肖混淆,看不到真实情况。臣的愚见,认为要让诸列侯、郡守、两千石官员各自推荐他们治下百姓中的贤良者,每年贡献各两人担任宫廷宿卫,并且通过这些来观察大臣的识人之能;所贡献的人贤良得奖赏,所贡献的人不肖受惩罚。这样一来,诸侯、两千石官吏都会尽心求贤,天下的贤良之士就能成为朝廷官吏。遍得寻访天下贤人,那样三王之盛很容易做到,帝尧、帝舜的盛名也能可及。不再以任职时间长短作为功业,实际考察贤良能人业绩,量才授官,录德定位,那么廉洁和无耻就会标准不同,贤良和不肖就会区分开来。”
“臣听说过积少成多,积小能成大,所以圣人无不积累微小的亮光,因而从微贱成为显贵。所以帝尧开始时的身份只是普通诸侯,帝舜则在深山中耕种,这都不是一日之功,大概是逐步积累才达到高位。话由自己说出,出口后不能堵塞;行动发自于自身,做完后无法掩饰。言行是治理国家最大的方面,也是君子能感动天地的地方。所以要尽小者大,慎微知著。积善在自身,就像是人每天在成长,而自己却没有觉察;积恶在自身,就像灯火耗尽灯油,人们不容易看出。这就是唐、虞之所以得到美名,而桀、纣被后人哀悼恐惧的原因。”
“臣听说享乐而不淫乱,重复进行却不厌倦就叫做‘道’;道是万世没有弊端的,出现弊端是因为违反了道。先王的道肯定有偏颇不合时宜的地方,所以在政治上也会有昏聩行不通的,只要发现其偏差,补救弊病就可以了。三王的道虽然效法不同,可并不是相反的,都是为了救济扶衰,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当时环境发生了变化。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乎!”帝舜改正朔,易服色,这只是顺应天命罢了,其余的全都遵循帝尧之道,为什么非要改变呢!所以帝王只是改变了制度的叫法,并没有改变道的本质。夏朝崇尚忠诚,殷商崇尚礼敬,周朝崇尚文治,这都是为了继承补救缺失,应当采用这些措施。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说历代帝王所采用的治国方式,就是忠诚、礼敬、文治这三种办法。夏朝沿袭虞舜制度,但却不说有所增减,是因为其所遵循的道和以前是相同的。道的本源来自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大禹继承帝舜,帝舜继承帝尧,三位圣王相互传授遵守的,就是同一个道,也没有补救救弊端的措施,所以才不说其有所增减。从以上来看,继承治世的,他们的道是相同的;继承乱世的,道也要相应改变。”
“现在汉朝继承秦朝大乱之后,就应当减少周朝的文治,而多使用夏朝的忠诚。古代的天下也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也是古代的天下,大家共处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能够实现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无奸邪,民无盗贼,监狱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用古代的标准来衡量现在,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是什么错误导致现在衰落到这种程度呢?也许哪里违背了古代的治理大道了吧?或者哪里违背了上天之理呢?如上天也对万物也各自有不同,给予利齿就去掉头上的角,给予两翼就弱化其双足,所以接受大的恩惠就不能再分享小利。古代给予俸禄的,不靠力气吃饭,不能经营工商业,这也是得大利后不能再分享小利,和上天之意是相同的。如果如果已经接受大利,还拿取小恩小惠,连上天都不会对其满足,何况是人呢!这正是百姓愁苦衣食不足的原因所在。有些受宠位居高位,家中温饱食用俸禄,但仍然借助富贵的势力,和百姓在天下争利,百姓怎么能比得上他们呢!所以他们能多买奴婢,多养牛羊,多建田宅,扩大产业,增加积蓄,一心致力于此永无止境。他们仗势压迫百姓,百姓则日削月浸,最后都趋于赤贫。富者奢侈无度,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但得不到上面救助,百姓就会民不聊生;他们一旦民不聊生,就会不再害怕死亡,哪里会害怕犯罪呢!天子和大夫是百姓仰望和仿效的榜样,也是远方之人向内地遥望模仿的榜样,他们怎么能身处贤人之位,却去做普通百姓的事呢?那些经常惶惶不安求财求利担心穷困的,只是普通百姓的想法;那些经常忙于寻求仁义,担忧不能教化百姓的,则是大夫们的想法。《周易》中说:‘负且乘,致寇至。’乘车是处在君子之位人的事,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这就是说,处在君子之位,却做出普通百姓的行为,他的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处在君子之位,做君子应当做的事,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做相国那样,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春秋》中所说的大一统,就是天地的常经,古今的通行道义。现在老师们教授的各不相同,人人说法相异,百家研究方向不同,其主旨也各不相同,所以在上位的人君无法保持天下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下面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遵守。臣的愚见,认为诸子百家中凡是不属于六艺科目和孔子学术的,都要断绝其道,不允许其继续发展。如果邪辟之说熄灭,那么就能学术系统一,法律制度明确,百姓才能有所服从。”
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对策非常赞赏,马上封董仲舒为江都国相。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者身份参加对策,汉武帝提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汉武帝奏报说:“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扰乱国家政治,请都予以遣返。”汉武帝批准了奏请。
董仲舒在年少时研究《春秋》,在汉景帝时期担任博士,行坐进退仪态端正,符合礼法,学士们全都以老师的礼节尊敬他。等到董仲舒担任江都国相国后,侍奉江都易王刘非。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一向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仲舒。
独尊儒术黄其军
作于2024年12月6日(古历甲辰年十一月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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