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国、谈写作：王国维一个“真”字，害死多少人
读三国、谈写作：王国维一个“真”字，害死多少人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王国维说写诗词要“真”、要有“境界”，不说杨慎如何评价，此词又如何“虚”，单就是罗贯中也是反对的。
《三国演义》一开篇就写刘、关、张起兵镇压黄巾军时，打了很多次仗。但这些情节都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史书上根本没有。
即然是假的，那罗贯中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我认为，虽然《三国演义》把战争写得很精彩，甚至皇太极还专门让人把它翻译成满文，让手下从中学习作战方法。
但罗贯中写刘关张的初期战争，并不是为打而打，他写战争主要是想通过这些战争迅速推出董卓、曹操、孙坚等人。
小说第二回说，刘、关、张从河北到河南的时候，正赶上东汉的军队击败了黄巾军，黄巾军四散奔逃。
这时，有一支军队赶来，把黄巾军杀得是落花流水。这支军队的统帅，正是曹操。他当时是东汉的一位将领，带着五千人马来参战。
但是呢，曹操只露了一小会儿脸，很快就退场了。
接下来，刘、关、张从河南又回到河北，在路上碰到了董卓。这时，董卓率领的东汉政府军正被黄巾军杀得兵败如山倒。刘、关、张从天而降，把黄巾军杀败，救了董卓。
但董卓也只是露了一个面，很快就又退场了。
最后，当刘、关、张参加的宛城之战时，孙坚也出场了。
据说，孙坚是古代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孙武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而孙坚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权。
按照习惯写法，当时孙坚组织了1500人的队伍，又跟刘备并肩作战，对于这样的人应该有所侧重。
但小说依然只说孙刘两人曾共同参加过宛城之战，就让孙坚很快退场。
为什么会要这样写？
通常人们认为要塑造人物，就必须细腻描写，其实人物形象塑造方法有传奇化、典型化、定型化、细腻化好几种写法。
优秀小说的开头从来不会平铺直叙，就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它一开头就是“噔噔噔噔”的命运的敲门声。
这样的敲门声突出了两个S，一个是Strong——强，一个是Short——短，也就是好小说的开头必须：够强，够短，能迅速进入矛盾。
刘备、曹操和孙坚即是魏蜀吴的奠基者，也就是《三国演义》民间、朝廷与诸侯的代言人，而董卓则是他们共同面对的大反派。
所以《三国演义》一开篇就必须让他们快速登场，然后迅速展开汉朝末世的宏伟画卷。
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既然小说人物并不能像电影出演员表那样机械地罗列姓名。那么，我们就必须让他们随着情节自然而然地出场。
由于《三国演义》的核心是策略斗争，所以罗贯中就以刘备为主轴，让我们对各路豪杰有了“走马观花”式的了解。
这种“走马观花”粗略到什么程度呢？不妨让我们看看青州之战，这是刘备大放光芒的一场战斗。
这次战斗发生在山东的青州城外，黄巾军在数量上占了很大优势，刘、关、张寡不敌众，一开始就吃了败仗。这时刘备就说了，敌人人多，我们人少，硬拼肯定打不过，必须出奇制胜。
那怎么办呢？他要打伏击战。刘备让关羽、张飞各带一千人马埋伏在两边的山背后，他自己诱敌深入，吸引黄巾军追杀过来。
大家可以想想，敌人追着刘备进入到山谷里，两侧的伏兵突然杀出来，刘备再杀个回马枪，黄巾军三面受敌，那还不被杀得落花流水！
就这样，刘、关、张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做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刘备这个伏击战的打法，早在战国时代的著名兵书《六韬》里边就有，书里说：如果在敌人强大追兵的两翼设下埋伏，然后突然出击，就可以打败敌人，做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你看，刘备就是这么干的。所以，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但其所含的道理必须坚实可信。
只有道理与寓意的“真”，而非情景的“真”才能给读者留有足够的解读空间，小说与诗词文章才能好看，而这才是古人强调“真”的真正涵义。
紧着小说又写到了青州之战的长社之战，这一仗的主角不是刘、关、张，但这场战斗依然很精彩。
这场战役的主角是皇甫嵩跟朱儁（jùn），当时黄巾军正被被他俩打退至长社。
长社就是今天河南省的长葛市，地形属于平原地区，皇甫嵩和黄巾军都很难在地形上占优势。如果硬拼，不管是哪方取胜，都会有不小的伤亡。
就在这时，皇甫嵩发现黄巾军在营地安排上出现了一个小破绽，那就是“依草结营”。
既然黄巾军把营地安在草地上，那自然就得用火攻之计了。正巧那天晚上，又突然刮起风来。于是皇甫嵩、朱儁就趁机发动火攻，放火烧了黄巾军的营寨。
按照《六韬》火攻有两个基本条件：
一，得有环境。就是敌人的营区要有易燃物，要是黄巾军的周围都是石头。火攻之计再厉害，也烧不起来。
二，得有大风，只有这样，火一烧起来才会迅速蔓延。
第一个条件如果客观存在，只要加以利用就可以了；但第二个条件却不太容易满足，因为刮不刮风，什么时候刮风，那可不是任何人能够决定的。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是皇甫嵩事先就知道当天晚上要刮风，于是决定用火攻呢？
还是他决定发动火攻，结果当天晚上正巧就起了大风呢？
想一想，第二种情况未免太巧合，所以还是第一种情况更靠谱。也就是皇甫嵩事先知道当晚要刮风，所以才决定发起火攻的。
但这样一来，又有个问题：他怎么就知道当晚要刮风呢？那时候又没有天气预报！
这个秘密，看《三国演义》是看不出来的，还得看《六韬》。
按《六韬》里的说法，古代部队共有72个“作战参谋”，其中就包括“天文”3人。
这3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天气预报。
因此皇甫嵩决定用火攻，其实是因为他得到了天气预报的支持。
再比如，赤壁之战诸葛亮借东风，其实也并不是因为他跟刮风的神仙是好朋友，而是他根据气象学对天气变化进行了推算。
作为陈友谅的作战参谋，罗贯中肯定知道火攻背后有这么多复杂的门道，也知道实际作战都需要哪些知识。
但他就是不愿意在小说里都写出来，明明知道要刮风，却还要故意装神弄鬼，让人佩服诸葛亮、皇甫嵩料事如神。
为什么？因为他写的是小说。
他写得越详细，就越没有神秘感，没有神秘感，读者就不会觉得他笔下的人物有多么了不起了，书就不好看。写的书不好看，不如不写。
因此，毛宗岗在修订《三国演义》时就特地补上了《三国演义》里的第一首诗：
运筹决算有神功，二虎还须逊一龙。
初出便能垂伟绩，自应分鼎在孤穷。
从此诗我们也可以看出，《三国演义》诗词与小说文本的时序也不是一一对应的。
为什么呢？因为《三国演义》诗词按其叙事功能大体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诗词作为小说人物或情节中的有机成分，是小说人物性格发展或情节演进的内在动力因素。这种类型的诗词与小说文本的具体情节是对应的。
另一是作为叙事者的议论，它所担负的艺术使命是以全知叙事者的视角，对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或抒发爱憎感情，或表达政治倾向，或衡量道德是非，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批评。
由于是叙事者的议论，所以每首诗涵盖的叙事内容不同，有的一事一议；有的综合而论。
从罗贯中开始，毛宗岗各家对《三国演义》诗词的增删是从整体叙事结构着眼的，常常牵一发而动全身，充分展示了我国传统美学的主体意识和审美倾向。
因此，虽然“艺术源于生活”，但并不是你将生活如实得搬到文章里，文章就好看。而是得按具体情况，有虚有实、有情有感、有曲有直、有叙有议。
王国维的“境界说”，说来说去，无非一个“真”。对这样的直男癌，我除了“呸!”一声，无话可说。
